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基本范式问题

二、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基本范式问题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是在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提出来的。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基本上决定了关于它的研究成果的学术和价值取向。纵观前十年我国关于这一课题研究的成果来看，绝大多数研究是把研究对象设置在“全球化”和“WTO”的语境下进行的，也有从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关系出发的，还有结合专题领域研究的，包括基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这就使得绝大多数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属于决策范畴研究，主要的不是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研究，虽然本书在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上作了一些探索，但是离开完整而系统的建构，尚需作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局限性，使得关于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关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学理性建构的需求。

国外学术界与这一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格局的重建》（1997）、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4）和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2009）。亨廷顿把中华文明（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福山把苏联的崩溃看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马丁·雅克则把“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衰落”相比较，分别从三个不同的方向上论及了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有着高度相关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涉及中国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代表性看法（“中国威胁论”则是另一种代表性文化安全理论）。

国家文化安全是进入21世纪后最重要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属于国家大战略或总体战略范畴，是一个国家文化执政的战略依据。近半个世纪来，美国历届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并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报告》。这是它的施政纲领。美国的所有国家发展战略都可以被界定为“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凡是被认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就反对，凡是被认为是有利于和有助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和利益扩张的就支持。这是一个包括“捍卫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内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同时也是美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因而是一种“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治国理念以及处理国家和国际事务的战略工具，从而使得“基于国家安全”成为一种最重要的战略思维和观察思考一切问题的最高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国家的一切创新性需求和动因，在其最深刻的层次上，也都是“基于安全的创新”。由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创新性能力直接影响和规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发展，因此，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界定和认知，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意识形态”为唯一内容的狭义的“国家文化安全”和衡量标准（尽管这依然是一个重要领域），而是一个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广泛地涉及一个国家文明传承、国家发展和文化认同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国家文化安全”，因而是一个“基于国家文明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一切文化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的文化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以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双重历史任务”为牵引，全面创新发展的起始阶段，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着战略不确定性的战略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将是一个体系对体系、整体与整体的文化战略抗衡。民族复兴必然要遭遇“文明冲突”，国家崛起必然要遭遇“霸权定律”的挑战。这就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复兴困境”和“崛起困境”这一双重复合困境：“复兴—崛起困境”，构成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最主要的战略命题。能否建立起适应和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战略需求，以及以什么样的战略基点来建立起能够胜任这一战略需求的国家文化能力建设，就成为一个必须给予回答的战略命题。

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领域里，“安全困境”或“实力—安全困境”似乎是得到普遍认同的一种研究范式。那么，涉及“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这样一个专门的领域，我们是否可以把“复兴—崛起困境”作为它的研究范式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通过对“复兴—崛起”这一中国特有的双重安全困境研究，着重分析、研究和回答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双重历史任务”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复兴如何避免文明冲突”和“中国崛起如何避免大国冲突”两大命题，突出强调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安全问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中国的”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双重安全特征，以及当前中国文明进程和国家发展中的两大困境，从而为全面提出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理论作为国家大战略理论奠定实证与学理基础；从中国的双重战略需求出发，立足于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和大国崛起的中国道路的战略实际，立足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构成要素与重大国家文化安全顶层设计的战略需求，研究和提出基于中华文明进程和中国国家崛起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构想。把研究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点放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去，置于世界霸权周期律的演变之中，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双重使命条件下，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进行理论和政策研究中，找出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后的中国国家的整体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联系与变化特征，并提出和建构复杂文明进程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研究范式。这或许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与战略的一条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