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传统对基层民主及选民心态的影响研究

区域文化传统对基层民主及选民心态的影响研究——以台州市乡村换届选举为例

孟令国^[1]　高　飞^[2]

【摘　要】区域文化传统对基层民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区域“小传统”根深蒂固的台州尤其如此。在区域传统影响下，台州市的换届选举变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群体、以地缘为纽带的自然村落、以志缘为纽带的信仰群体等乡村传统力量博弈的舞台，并经常发生诸多选举突发事件。选民心理亦受到区域文化传统的严重影响，且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呈现出诸多阶段性特征。要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推进基层民主进程，就必须尊重区域传统，扬弃地方民俗文化，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区域文化传统　选民心理　乡村换届选举　台州市

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基层民主政治，受区域文化传统的影响依然十分强烈。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3]越是区域小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民主政治受其影响程度越大。

一、区域传统影响下的台州乡村选举

同其他区域相比，台州的“小传统”始终极其“顽固”，长时间居于中枢地位，这种极具区域特色的“小传统”对乡村换届选举影响至深，其主要表现有:

（一）强烈的区域传统弱化了公权力在换届选举中的作用

在台州的广大乡村中，公权力的地位常受到传统道德、小农意识的挑战，民主和法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居于乡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上。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现代政治因素很难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生长出来。^[4]同时，随着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公权力对乡村的影响有进一步减弱的趋势。如农业税费改革以来，乡镇一级政府在经济方面对行政村的直接调控力度大幅削弱；乡镇撤并及政府机构的精减，带来了乡镇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公权力的缺失。^[5]此消彼长，伴随着公权力的弱化，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沉寂的乡村传统力量得以加强，区域文化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进一步凸显，在乡村选举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地理性格强化了“自主型选举”

背山靠海的封闭式地理环境，以及耕海牧渔的艰难生存方式，培育了台州人的“自主性”。台州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表现为自我中心主义，只相信自我、依靠自我；虽然台州人亦有“群”的概念，但这种群是狭隘的群，即以个人为核心、以地域为半径、以人情为纽带，是地域之群、血脉之群。而且当群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碰撞时，个人利益往往占了上风。^[6]而乡村换届选举，基本上完全按照村民意志自主进行，这便为区域文化传统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空间，以宗族、民俗、信仰、乡规等为代表的区域文化传统在其中发挥了主导，甚至是决定作用。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10月28日修订并公布）规定，只要在选举过程中没有明显违规违法，乡镇一级政府对于乡村选举只能是引导、教育、宏观把控，不能直接干涉其中。因此，台州人的“自主性品格”得以在换届选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竞选组合、以地缘为纽带的自然村竞选组合、以志缘为纽带的信仰性竞选组合等在乡村换届选举的舞台上激烈追逐着。

（三）文化分布的多样性使换届选举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

台州文化本就多源多流，在以山为界切割成的若干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其文化选择具有了多种可能性，由此形成了台州文化分布的多样性，亦使台州的乡村选举有着典型地域性的特点。台州的乡村发展是非均衡的，同样的社会政策在各地实践的机制及后果也有着巨大差异。对同一选举政策的执行，由于乡村内在的文化传统不同，选举实际上成了法规政策与乡村内各方面力量互动、博弈的过程。在有某种力量居绝对主导地位的乡村，选举往往非常平稳；但如果出现多种力量共同主导、势均力敌的局面，选举过程就会一波三折，给生产、生活秩序带来混乱。根据区域传统影响力的情况，台州的乡村换届选举呈现出三种明显分化:一是受社会主流文化影响更为明显的城郊乡镇（街道），主要据既有民主程序按部就班进行，虽有区域传统文化影响，但不是特别明显，更多体现现代选举过程中的一些共性；二是区域传统特色鲜明的欠发达乡镇，在遵照既定程序的同时，宗族势力、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对选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三是处于发展转型中的乡镇，乡村选举的类别分化明显，既能体现现代选举特质，又见鲜明的区域传统特征。^[7]

（四）文化冲突常演变为选举突发事件

台州“小传统”保存较好，在较密闭的地理空间内形成独特的地方亚文化，社会主流文化对其影响微弱。在乡村换届选举中，以法制为代表的社会主文化与以传统观念、乡规民约为代表的地方亚文化常有冲突发生，并演变为选举突发事件。由于受教育水平偏低、生产生活方式较为封闭，农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广大农民思想观念中，权大于法的思想难以根除。另外，普法教育工作还很不足，农村群众对国家的法律法规认识不充分，所以实际上维持乡村日常社会秩序还是靠乡规民约。若村民发生矛盾或冲突，首先想到的是托关系，找人私下协商解决，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当个人利益受到侵犯而又无法找到关系依靠时，多选择上访而不是打官司。

二、区域文化影响下的台州选民心态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地理环境，台州的区域文化传统对选民心态产生的影响极大，可以说，选民心态是区域文化在当今时代影响的浓缩。

（一）选民心态的纵向变迁

纵向来看，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台州选民心态呈现以下几种变化趋向。

第一，“功利性”唤醒了选民的参与意识，促进选民对换届选举从冷漠到关心。在20世纪80年代台州村级换届选举刚开始时，村民几乎没把选举当回事，很多选民都有“选举不差我一票，谁当选跟我没关系”的心态，对选举缺乏热情，投票率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民营经济模式日益改变着台州农村的面貌，农村选民也多从市场经济大潮中获益。改革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催生了人们对政治的热情，换届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让选民的政治功效感大为提升。因此，当前大多选民的心态是“我也有一票，甚至会起到关键作用”。选民的投票从消极到积极转变，投票率大幅上升。笔者在2011年台州市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中调研了三个典型乡镇，其投票率平均达到98.2%，半数以上村庄投票率达到100%。^[8]

第二，“刚灵并用”的特质，促进选民对选举政策（法规）从漠视到认真研究。在村级换届选举工作之初，村民只知道跟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乡规民约，对选举不关心，对选举相关的政策法规更不买账，也根本不想去了解。但随着选民对换届选举的重视，村民开始学习、研究各类选举规章制度。当前台州市各村的换届选举办法基本上都是由市里拿出框架及初稿，由镇里选举委员会提出指导意见，再由村里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操作办法。现在在选举委员会讨论制定本村选举办法时，选民都非常关注，尤其是候选人及其所属派系成员，都要积极提出意见。在办法出台后，选民都会认真去看，甚至参照其他相关政策、文件去研究。但这种“研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大多选民都是想在透彻了解法规政策的基础上，看在以后的选举中是否有空子可钻。面对选举政策的“刚性”，台州选民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去应对，并不是盲目地反对或破坏。

第三，小传统中的“自主性”，促进选民对投票选择从盲从到理性。选民在投票时基本上都会反复权衡，自己拿主意，以自由无干扰的方式投出选票，真正体现了自己的权利。台州文化中的“自主性”在换届选举中完全显现出来，多数选民自己的票一定要自己投，即使是丈夫、妻子、孩子等直接关系人，也不愿意被代理。甚至在选举期间，一些选民还不远千里万里从外出经商、打工之地赶回，投上自己的一票。同时，一些选举人为了增加选票，也千方百计动员“自己人”回来投票，甚至不惜重金为他们提供往返旅费及误工补贴。在候选人竞争激烈的村这种情况更加突出。

第四，民主风气的转变，促进选民对选举结果从存疑到认同。以前，由于选举程序不够规范，投票过程的透明度不够，加上选民关注度也不高，所以对选举结果的以讹传讹现象比较严重，很多选民都会想当然地认为选举存在猫腻，当选者有什么样的关系背景，或使用了何种不法手段。随着基层政府对换届选举的引导和规范，当前的选举程序公开透明，相关法规基本完善，而且所有过程都在选民的监督之下进行，可操作的空间大幅减少。所以现在选民对选举结果基本上持认同态度，甚至选举失利者也甚少抱怨。

（二）选民心态的横向变化

从横向分析，当前台州的选民心态主要可分为五种:

一是积极参与型。在台州市2011届乡村组织换届选举中，这一类型的选民占大多数，达到七成以上。在积极参与的村民中，具体心态也略有不同。有村庄政治环境的优化，换届选举更为公开、公平的原因，也有许多功利性的因素。随着台州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村级组织可支配的财务预算日益增长，做“村官”被村民视为重要的“肥差”。在利益驱动下，选民的投票率逐年升高，甚至在许多村都出现了已经迁出户口多方争取选民资格的情况。还有部分选民之所以积极参与选举，是因为上一届领导班子影响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对村“两委”存在诸多不满。在调研中发现，村民对前任村委的工作越不满意，他们就越关心选举，投票率也就越高，因为村民想通过选举把不称职的干部赶下去。

二是自身保护型。在农村中，选民之间通常“非亲即邻”，各种人情关系错综复杂，大多选民与竞争派系双方都有复杂的亲情、友情关系，不愿得罪任何一方。在地域范围很小的村庄内，此类选民数量通常也较多，一般占到10%左右。在以前，由于投票是公开的，一些村民面对在场的村干部等人，出于“自保”等心理，而不愿自主选择，或者直接让干部来填写选票，或者违心地填写在场干部的名字，甚至还故意出示给他们看。但现在换届选举中都设有秘密投票处，自主投票不受干扰。

三是被代理型。这类选民多是在所属群体（家庭、企业、信仰组织等）中居于弱势地位，不愿或不敢主张自己的选举权，对谁能当选也不计较，其选票通常被其他群体成员所代理。也有不少选民是用直接的利益来衡量，与选举权相比，他们往往更为重视参与投票而获得的20—50元不等的误工补贴，甚至还有的选民是持选票而“待价而沽”，谁出价高谁就获得选票。据调查三乡镇估算，约有15%的选民属此类型。

四是玩世不恭型。有极少数村民，对选举漠不关心，感觉谁当村官都无所谓，因此投票非常随意，根本不管谁是候选人，在选票上随便写上自己、父母或其他人的名字，还有胡编乱造候选人的情况。个别村民因为对某些事情不满意，以消极选举的方式表示抗议，也会以这种心态投票。此类选民一般只占2%—3%，而且以年轻人为主。

五是借机捣乱型。在调查中发现，几乎每个乡镇都有1%—2%的选民会借机生事，以各种借口干扰换届选举，有时甚至将整个选举中断。据了解，由于本次乡村组织换届选举中规定了“五类人”^[9]不得列为候选人，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便成了故意扰乱秩序的主要代表。

三、区域文化视域中完善基层民主的策略

（一）要高度重视区域文化传统对基层民主政治的影响，在尊重传统、了解民俗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基层民主进程

要有序推进基层民主政治进程，必须高度重视区域文化传统的影响作用，要求各级干部，尤其是乡镇一级干部具有相当精深的民俗文化知识。（1）要采取多种措施，让各级干部自觉能动地学习有关区域文化传统知识。如在平时干部学习中增加有关乡情民俗的内容；在干部教育中有意识地请本地民俗文化专家来讲课；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梳理本地民俗，出版一批具有权威性的民情、民俗书籍，为干部提供民俗文化知识食粮。（2）要把对本地民风民情的了解程度作为基层干部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深入开展“走村入户”活动，鼓励基层干部走进民间、走进农舍，直观了解民情、民俗，准确把握民情脉搏，充分了解民之所愿、民之所苦、民之所求。只有这样，基层干部队伍才能在基层民主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在换届选举、维护地方稳定中起到骨干作用。（3）在基层换届选举中，应当把民情民俗摸排作为选情摸底的重要内容。在选举前，要有针对性地了解该村的风俗特色、民风特点、宗族情况、信仰状况、小团体状态、自然村落状况、候选人性格特征等等。只有把这些都了解了，选情才算有了初步把握。选举管理部门可制订专门的选情调研手册或提纲、表格，从而使干部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摸排，做到心中有数。

（二）扬弃区域传统，积极发挥地方民俗文化中的正能量，加强对选民心理、参政方式的引导

任何地方性文化传统，对基层民主政治的影响都具有两面性，因此在民主实践中需要借助民俗文化中的正能量，而抑制其中的不合理、不合规部分。如台州在乡村换届选举中，就充分发挥台州“和合”文化传统的凝聚、友爱作用，潜移默化地改进民主风气。台州是中华“和合”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和合”精神是台州文化的重要范畴与价值取向。台州“和合”文化始于天台山得道高僧寒山、拾得，即“和合二仙”的传说，后经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大力传扬，历百世而不衰，逐步沉淀于台州文化内核之中，并发散至全国各地。^[10]台州乡村换届选举虽不可避免地受传统文化影响，但台州特别注重弘扬“和合”精神，树“和合”文化为主流，以“和合”理念影响选民，在换届选举中树新风、扬正气。如在天台县与仙居县，就充分运用“和合”文化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在换届选举前后广泛开展“谈心谈话”“预防安抚”活动，化解矛盾纠纷，消除选民间的隔阂，为换届选举的平顺做了很好的前期铺垫。

（三）充分发挥主文化的影响力，加强主文化对基层民主的引领作用

要确保基层民主政治的平稳推进，必须强化社会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1）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与基层民主政治相关的政策法规。如在换届选举中，建立更加完善、明确的法律规章体系，并且让这些规则内化成为选民的选举行动准则。保障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首先就必须加强对村级选举办法制订的指导工作，帮助选民及选民代表制订出符合本地实际、切实可行的政策。（2）要建立健全基层民主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机制。当前我国与基层民主政治相关的政策法规也不可谓不多，但是由于宣传不到位，许多选民根本不了解，在基层政治参与中还是采取传统方式。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强化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帮助村民转变陈旧观念，形成遵规守法、有序参与的习惯。（3）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发展不仅有赖于良好的经济、政治条件，还有赖于公民具备相应的文化教育条件，毕竟政治文明需要靠科教来推动。为了顺利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彻底消除社会中的文盲现象，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注释】

[1]孟令国，男，台州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

[2]高飞，男，台州学院思政部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学。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4]李德、陈剑峰:《乡土文化与村民选举》，《社会》2004年第1期。

[5]廖星成:《论乡镇机构改革后乡镇公权力的缺失》，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11＆id＝88343.

[6]高飞:《台州区域文化传统特色论》，《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7]高飞、孟令国:《区域文化传统与台州社会稳定研究》，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成果，2012年5月。

[8]数据源于2011年台州市第九届乡村换届选举中的抽样调查，主要是温岭市S镇、黄岩区C街道和仙居县B镇，另外对临海市的D街道、S街道亦有个案研究。以下数据若未特殊说明，均源于此次调查。

[9]根据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的规定，被判处刑罚或者刑满释放（或缓刑期满）未满5年，被劳教或者解除劳教未满3年，违反计划生育未处理或受处理后未满5年，涉黑涉恶受处理未满3年等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以及丧失行为能力的人员等“五种情况人员”，不能确定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村级组织班子成员的候选人（自荐人）；出现不符合候选人（自荐人）资格条件人员当选的，当选无效。

[10]台州市政协:《关于发掘台州和合文化、丰富台州人文精神的调研报告》，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