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对区域创新模式的影响机制研究

区域文化对区域创新模式的影响机制研究⁽¹⁾

辜胜阻⁽²⁾　洪群联⁽³⁾　杨　威⁽⁴⁾

一、引言

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区位等客观条件。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却表明，一些自然条件相差不多的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和结果。学术界在反思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试图以此解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奇迹”与“欠发达”现象。然而，在解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上，定量分析的不足不能不说是研究过程中的一大缺憾，即使一些学者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测度文化的特质，度量文化本身仍是相当困难的。由于文化内涵的复杂以及可操作性较差，经济效应模糊且作用机制隐蔽，因此，必须从文化的复杂内容体系中寻找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内容和内涵，才能深入研究文化是如何影响经济行为及经济绩效的（辜胜阻等，2006）。

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关键在于使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变成“企业行为” ，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研究发现，在我国一些地区，企业表现出了强烈的创新意愿并取得较好的结果，如广东深圳、浙江温州等。其中，文化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在要素流动自由和制度趋同的今天，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由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信任和合作制度，文化差异是导致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决定因素（弗朗西斯·福山，2001）。

本文将首先界定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域经济文化对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将区域经济文化引入到知识生产函数的模型中，通过探求反映区域经济文化内涵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从实证上说明区域经济文化的活跃程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

二、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泰勒，1992）。区域文化则是一个地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管理方法等非物质因素的总和（李宗植，2003）。区域文化强调对内的共性和对外的特性，其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区域内经济发展具有趋同性，区域内外的社会经济发展则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企业创新在区域发展中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如美国的硅谷模式，中国的中关村模式、深圳模式，等等。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区域经济文化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考察，从微观层面来看，区域经济文化表现为民众参与经济活动过程中有关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和精神状态，即民众个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从宏观层面来看，是鼓励并支持民众参与经济活动的环境与制度。进一步说，区域经济文化是一个地区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在创新、创业、合作与竞争等经济问题上的基本价值观，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创新精神。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来自新的组合即创新，而企业家的职能就在于实现这种新的组合，也就是说创新是企业家的根本职能（约瑟夫·熊彼特，1990）。熊彼特以首创精神来定义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硅谷模式的成功就在于，硅谷创业人发扬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追求的是“冒险求变，勇于竞争”的进取精神，开创从前没有的事业。这种首创精神就是创新精神。从创新行为来看，科技活动人员是创新意识最强烈的群体，也是产生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一个地区的科技活动人员越多，表明了该地区从事技术创新的意向越强，创新活动也往往越活跃。

（2）创业意识。创业意识不仅是一种发现和捕获市场机会并创造价值的潜在动力，更是创业企业诞生与发展壮大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创业本身与创新是分不开的，硅谷的经验表明：企业的创新是通过创业来实现的，人们在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中实现了技术的创新。正如德鲁克指出，只有那些能创造出崭新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并改变了价值的活动才是创业（彼得·德鲁克，2007）。新创企业数是一个区域创业精神的最直观表现。2006年，中国每十万人平均新注册企业数为1.26个，而在创新上表现较为突出的北京则达到了9.26个，这表明该地区的创业意识极其活跃。

（3）流动偏好。要素流动是经济增长和创新实现的关键。Jacobs （1969）认为城市之所以是创新的基地，正是因为在城市里，不论是知识还是商品，其差异性和多样化提升了知识的外在性，最终推动了创新和经济增长。差异性和多样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口的流动及由人口流迁所带来的技术流、信息流、经验流、知识流和资金流。一方面，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劳动力集聚是资本、技术、信息集聚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负载在劳动力之上的知识、信息、技术及其文化差异是形成创新思想的源泉之一；此外，人员流动带动信息的流动和技术的外溢，是区域创业和创新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党兴华等，2005）。在人员流动性上，尤以浙江温州最为典型。温州人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形成敢于离土离乡、四海为家、到处闯荡的优秀品质。温州人的足迹遍布全国、走向世界，在全国各地有160多万温州人在创业，世界各国有40多万温州人在闯荡（辜胜阻等，2007）。

（4）开放思维。开放思维有利于改变民众对既有文化价值框架的认识，开阔人们的视野，拓展经济主体的行为领域。Dennie （2006）认为，创新和创造力一样，在实施的过程中似乎很难实现，但是当引入一种合适的氛围和开放的态度时，这种不可思议变得很容易实现。社会成员普遍拥有一种开放思维，将会为企业创新活动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开放思维往往是人们接受新观点、新事物的基础，也是创新成果容易被接受和传播的前提。在一个平等开放合作的社会中，企业的契约关系不仅稳定而且牢固，合作扩展秩序较容易形成，企业可以越做越大（弗朗西斯·福山，2001）。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民众的思维越开放。

（5）合作意识。艾伯特·赫希曼认为合作与创新是企业家精神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不发达国家并不缺乏创业型人才，而是缺乏合作精神。诺斯认为，企业家在组织企业的过程中需要实现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联合，是人类合作的一种制度创新（李丽，2004）。合作意识通过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等多种形式，促进资源共享，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从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角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不仅是企业降低风险和缩减成本的重要战略，还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科技论文合作等是合作意识的反映；从技术创新的角度，产学研的合作创新、联合申请专利数等是反映合作意识的重要方面。

（6）信用观念。信用对于实现创新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信用是指能够履行跟人约定的事情而取得信任，是社会主体的一种债务道德和经济发展的昂贵资源，强调放弃短期机会主义收益，通过长期积累信用资本，为社会网络的形成奠定基础。个人或企业间彼此相互信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形成的前提条件，而良好的信用又是彼此信任、协同合作的基础。对于具有高风险的创新行为来讲，信用是消除市场不确定、减少交易成本、强化创新预期收益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信用更应该关注和重视：一是要以信用取信于人，即讲信用；二是对他人要给予信任。简单地说，前者指诚信，后者指信任。信用观念为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提供稳定的预期，是合作创新的重要基础。

三、区域经济文化对创新的影响机制

在文化作用于经济的研究中，一般认为由于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并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因此，对于经济个体而言，文化影响了经济行为和绩效，而非相反。然而，文化并不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是通过一些中间变量或传导机制来实现。事实上，正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所依靠的两个因素——人的因素、制度因素一样（辜胜阻，2007），区域经济文化对创新的影响机制同样通过两个路径来实现：一是区域经济文化影响经济活动中主体的价值观，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和模式；二是区域经济文化发挥制度上的调节作用，促进区域创新的有效进行（见图1）。

（一）区域经济文化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影响机制

1．区域经济文化影响个体的创新创业意识，促进企业家阶层的形成，通过企业家行为实现创业和技术创新

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于“宗教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精神气质培养了一批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守纪律而且能够吃苦、具有奉献精神的劳动力大军以及创业企业家（韦伯，1987）。区域经济文化能够发挥创造作用，培育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企业家不仅是创业的主体，更是决定创业企业经营理念的关键因素，经营理念将直接影响企业创新决策。根据熊彼特的解释，企业家精神包括“首创精神” 、 “成功欲” 、 “甘冒风险……以冒险为乐事” 、 “精明理智”和“事业心” 。因此，区域经济文化激励着许多具有潜在创业优势资源的创业者去尝试实践创业活动，并往往将创业作为事业经营；他们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在创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与阶段后，追求更大成功的持续动力会激励创业者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此外，大量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的企业员工或科技人员，脱离原有的企业而创立新的企业，企业衍生（Spin-off Venture ）使企业之间保持了技术创新的活力和竞争压力。1957年硅谷首家公司仙童（Fairchild ）成立，到1984年，直接或间接从仙童公司衍生出来的企业达到70多家，同时也培育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正是硅谷人崇尚创新创业精神以及企业的宽容促成了硅谷最具爆炸性的发展（辜胜阻等，2005）。

图1　区域经济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2．区域经济文化影响个体的流动偏好和开放思维，促进创新人才流动和交流，通过人才的合理配置实现技术创新

劳动者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最根本的要素。在以创新为驱动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劳动者成为决定生产和管理运作的主体。随着技术复杂性、缄默性、内生性的凸显，技术创新越来越难以通过机械的学习或单纯的“引进”来产生。这种专业化的知识或技术只能通过每天的实践和使用技术所掌握，并且传递途径绝大部分依赖于非正式的个人接触，通过“干中学” 、 “用中学”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学习”来完成（Nelson，and Winter，1982）。显然，员工流动能够促进技术和知识在企业间传递和扩散，为企业积累信息和知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区域经济文化包括强烈的流动偏好和开放思维，使区域内的创新人才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有利于创新人才流向合适的企业、合适的岗位，为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源泉，实现创新人才的优化配置。同时，区域经济文化也有利于创新人才作用的发挥。企业的开放程度直接影响了外来人才的引进和作用的发挥。一个封闭治理的企业组织，往往对内部成员具有高度的信任，而对外部人才缺乏信任的基础。相反的，具有开放思维的区域文化，往往能够开拓企业的视野和行为领域，使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开放的治理结构，能将企业外部创新资源与内部治理相结合，更容易接受外来人才，建立信任基础，有利于技术人才在企业关键领域发挥作用。

3．区域经济文化影响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合作意识的提升，通过合作创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越来越和企业文化联系在一起。Nicholson （1998）认为，“创新可以刺激增长，但是增长是不能被控制的，任何一个优秀的组织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允许创新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既发挥一种支持创新与否的价值导向作用，也往往对企业技术人才创新与否起到激励的作用。在一个以创新为目标的企业里，企业成员不仅将创新作为责任，并通过竞争合作意识，产生不断创新的动力。企业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是企业内部成员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区域文化作用的结果。特别对于初创企业而言，区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同时，优秀的企业创新文化也有助于实现合作创新。一般来说，合作创新（Cooperative R&D ）是企业之间或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之间的联合技术创新行为。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分工合作，形成互惠共生体，企业为研究机构提供信息与资金，研究机构为企业提供科研成果，由企业负责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从而共同推动创新活动。因此，合作创新克服了不同主体在创新上的劣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可以分散创新风险、节约创新成本、缩短创新时间、促进成果共享、提高创新效益。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了区域内部创新主体克服“自己创新” ，加强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拓宽信任网络，从而有利于创新主体在合作创新中获取知识外溢，使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干中学”的学习机制和合作创新的机制得到提升。

4．区域经济文化影响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促进区域创新外部环境的改善，通过社会成员的支持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回到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它首先是规范和影响社会成员思维方式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了企业创新路径的选择。由于社会成员普遍把持一个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态度，创业者和创新人才获得了进行创新的动力支持；由于社会成员普遍把持一个开放思维和接受新事物的态度，创新的成果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由于社会成员普遍把持一个重视诚信的态度，对创新主体的行为进行自觉监督，从而增强企业的市场规则意识和竞争意识；由于社会成员对创新的认可与重视，他们即使没有具备进行技术创新的条件、机会和能力，也会为创新提供多方面的支撑服务，健全支持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和中介组织，形成支持和鼓励创新的外部环境。

（二）区域经济文化对制度因素的影响机制

1．区域经济文化影响产权安排和组织形式，推动着企业制度演进，促进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制度形成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文化影响着衡量与实施契约的费用，而且文化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决策发生影响（高波等，2004）。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初始阶段，能人企业家凭地缘、血缘关系和自身能力，通过人们对集体制的路径依赖与社会成员达成广泛的非正规合约，利用模糊产权组织生产、配置资源。但模糊产权的效率具有边界性，所以随着价值观念的时空变迁，逐渐演变为产权明晰度不断增强的经济运营模式。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在浙江企业家群体的推动下，浙江企业制度创新层出不穷，成为体制创新的“多发区” ，保持着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从农户加工开始起步，经历了挂户经营、双层经营、承包经营、联户经营、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公司等历程，最终发展到企业集团阶段（严北站，2007）。在一个开放思维活跃、合作意识浓厚且信用观念备受重视的区域，有限责任制度、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将更容易出现。区域经济文化在一定程度下可以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起到促进企业制度演变润滑剂的功能。企业制度的演进将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保障。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尤其是股份制的实现，改变了企业的融资方式和融资规模，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融资保证；企业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尤其是家族化治理向职业化治理的转变，有利于职业经理人创新才能的发挥。

2．区域经济文化影响区域创新政策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通过政策支持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地方政府的行为除了受到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的影响之外，也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一个以“官本位”文化为主导的区域，各种资源将会围绕着官场来配置，地方政府的行为将会忽视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重视企业的地位，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而在一个重视创业、创新的“商本位”文化为主导的区域，“亲商” 、 “重商”的氛围浓厚，地方政府往往具有比较强烈的求新务实、开放创新的精神，重视市场经济的作用、重视企业的地位和企业家的作用，秉持“政企平等”的观点和态度，采取更多有利于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创新的区域政策。温州的竞争优势，一方面来源于温州人吃苦耐劳、敢于闯荡的冒险精神，另一方面来源于地方政府恪守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执政理念，这两方面都离不开经世致用的商业文化。深圳是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目标的地区，为了鼓励创新，深圳近年来出台了“引进创新型人才入户” 、 “向自主创新型企业倾斜”等一系列区域创新政策，这些政策同样与深圳独具的区域经济文化是分不开的。

3．区域经济文化促进社会创新网络的形成，通过集群创新使个人创新变成“集体行为”

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对该地区的实践能够形成一种导向性约束，提供一种标准范本和行为规范。区域经济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以创新和创业为载体对创新资源产生了巨大需求，加速创新、创业要素流动和集聚，从而在地理空间邻近、要素集聚的基础上实现产业集群，并使集群的各个行为主体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建立起多层次的创新网络系统。而信用观念、开放思维及合作意识，有利于区域中创新主体结成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在创新网络中，大学和研究机构等作为基础知识研究的源泉，不仅直接提供创新型的知识、信息和技术，而且通过教育培训、成果转化、联合攻关和人才提供等间接途径对企业进行技术和知识资源供给；企业间结成合作与信任的网络，实现集群协作与专业化分工，通过交流与互动促进创新知识和技术的扩散，通过合作创新共享集群创新资源、降低创新成本，以共同应对市场风险、攻克创新中的技术难题。中介组织提供法律保护、宣传推介、税务审计、融资支持、信息咨询以及广告策划等专业服务；政府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保障激励创新的制度供给，完善区域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网络的建立，促进了各机构实体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使技术创新从“个体行为”变成“集体行为” ，促进了集群创新的实现。

四、区域经济文化与创新产出：一个实证研究

Griliches （1979）提出了知识生产函数（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KPF ），用来度量研究开发、知识溢出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Jaff （1989）认为新经济知识是最重要的产出，企业追求新经济知识并将其投入生产过程，而投入变量则包括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用C-D生产函数将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化，这也使此后关于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有了实证研究的基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出于不同的角度，将各种不同的变量引入到知识生产函数中，如企业规模、市场份额、区域邻近，等等。这里，我们尝试通过多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构建一个反映区域经济文化活跃程度的评价体系，再将其引入到知识生产函数中，以检验区域经济文化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一）基于区域经济文化的知识生产函数

根据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模型的一般形式：

Y表示创新产出，K、L分别表示创新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A反映了创新活动的效率，α、β分别表示创新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Z表示影响创新产出的其他因素，本文将区域经济文化作为影响技术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引入（1）式，得出一般的估计模型：

本文采用2004年的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来表示创新产出；考虑到R&D投入是通过专利或技术改进而间接影响产出，创新产出对资本投入具有时间滞后性。本文采用滞后两期的创新投入，即2002年的R&D投入来表示创新资本投入；在创新的人力投入上，如果单纯考虑R&D人员或科技活动人员，往往忽视了蕴藏在高素质劳动力之上的技术、经验、缄默知识等人力资本存量，因此采用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来表示创新劳动投入。Z是反映区域经济文化活跃程度的评价指标。

（二）区域经济文化的反映及数据处理

尽管文化是一个精神意识层面的内容，难以直接用指标度量。但是，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文化的特征。根据本文关于区域经济文化内涵的界定，我们选取以下一些指标，近似地作为区域经济文化活跃程度的反映（见表1）。

表1　区域经济文化的反映：若干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受数据的可获得性限制，评价指标的数据并非来自同一年份的同一数据库，在量纲上也存在差别。因此，本文采用基于效用值的无量纲化对数据进行处理。指标效用值的值域是［0，100］，即最优值为100，最差值为0。由于上述指标皆为正效指标，即该指标值越大，效用值越高（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06）。故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i表示第i项指标，j表示第j个区域，X_ij表示i指标j区域的指标值，Z_ij表示i指标j区域的指标效用值，X_imax，X_imin分别是i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无论是创新精神、创业意识、流动偏好，还是开放思维、合作意识、信用观念，都是区域经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本文赋予每个指标相同权重。基于同等权重的效用值的平均，可以得到各地区区域经济文化评价的得分（见表2）。

其中，Z₁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4）》和《中国统计年鉴（2004）》计算所得，Z₂₁、Z₄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Z₂₂、Z₅来自《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5～2006）》，Z₃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Z₆来自张维迎、柯荣住（2002）的研究。

（三）实证结果及对中国区域创新模式的讨论

以省际作为考察单位，由于个别数据缺失，本文剔除了西藏，观测样本为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地区的创新产出、创新投入及经济文化评价的得分，见表2。

表2　各地区创新产出、创新投入和经济文化评价数据

续表

资料来源：新产品产值和R&D投入分别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5、2003）》，大专及以上从业人员根据《中国劳动年鉴（2005）》的数据计算所得。

本文使用Eviews3.1对（2）式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其中，括号内表示系数估计量的标准差，*、**分别表示参数在1%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R2和调整后的R2分别为0.838580和0.826623，方程总体上拟合效果较好。根据（3）式可知，区域经济文化与创新资本投入、创新劳动投入一样，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一个区域的经济文化表现越活跃，区域创新产出越大。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将文化视为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类似的、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另一种资本形式——文化资本（David Throsby，2004；高波，张志鹏，2004）。

就区域经济文化的评价来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区域文化差异。事实上，长期以来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已经使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在区域文化的内涵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是功利主义较强、创业意识浓厚的商业文化，中西部地区是小农意识较强、商业意识薄弱的农业文明；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偏好强烈（人员流动不仅有国内区际流动，更有海外迁移），中西部地区的流动性较小（主要是区际流动），有安土重迁的习俗；东部沿海地区的冒险意识强烈，中西部地区的冒险意识较为淡薄。

就区域创新体系的特点来看，表2中创新产出较高并且区域经济文化评价居于前列的北京、上海和广东地区，正是中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比较成功，区域创新活动非常活跃的地区。2006年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市高新区产值分别为3449.4亿、2430.1亿和1601.9亿，分别占全国比重的9.6%、6.8%和4.5%。然而，不同的区域经济文化会导致不同的创新主体行为，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特征产生不同影响，从而发展形成不同的区域创新模式。上述三个地区的区域创新体系呈现出三种典型的模式，即北京的中关村模式、上海的张江模式和广东的深圳模式。

深圳区域创新体系是由市场主导和选择的，真正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深圳有良好的融资条件、宽松的政策环境、领先的商业意识和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在区域经济文化方面，深圳的流动意识尤为强烈，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在深圳1400万居民中有超过1200万外来人口，比重高达85.71% （秦鸿雁，2007）。作为移民城市存在着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创业、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已经融入深圳的创业实践中。不同地区的人才，带着不同的人文背景和不同的技术专长来到深圳，使深圳成了一座孕育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机制的大熔炉，营造了一个灵活、高效和充满活力的创业环境。深圳移民在实现自己创业梦想的过程中推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深圳在创新体系方面成功实现了两个重大转变：一是实现了工业发展从依靠“三来一补”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转变；二是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依赖外资向自主创新为主导的转变。

北京区域创新体系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科研开发的主体。如果说深圳的区域创新主要靠“外引” ，而北京则主要是“内生” 。北京中关村的主要优势是拥有以北大、清华这样的国家重点大学31所，有以中科院为首的科研院所113家，这些科教资源形成了强大的“知本”优势。这种“知本”优势，为中关村孕育了高校和研究机构所特有的浓厚创新创业精神，使得中关村不仅是技术创新源、高技术企业的孵化器、高技术产业的辐射源，而且是企业家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政府为中关村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关村实施国家“863计划” 、 “攀登计划” 、 “攻关计划”的项目总数分别约占全国的41%、61%和40%。中关村地区的研发经费的投入一直占全国总投入的1/6以上。丰富的科教资源和雄厚的研发资金支持，使得中关村的区域创新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技术研发优势。2006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共申请专利5570件，占全国高新区的31.62% （张忠旭，2007）。北京向外技术输出额达到693.7亿元，占全国比重的38.35%，居全国第一。园区拥有18096家创新型企业，占全国高新区的39.5% （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等，2007），大量技术专利申请体现了创新精神的活跃，而创新型企业的大量出现则反映了企业家创业意识活跃。中关村是一个创业+创新型区域，高技术企业的企业家多由科技人员“下海”演变而成，带有很强的科学家色彩。中关村催生了一大批创业型企业家，创业者群体引领了中关村创业创新文化的建设。

上海区域创新体系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主导型，上海张江模式的文化支撑是一种本地“海派”文化和大量留学归国创业人员的多元国际文化的融合。这种国际融合文化具有思维开放和求新求变的特点。通过大量引进中外资企业研发中心、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创立分支研究机构，直接嵌入本地产业链，推进集群创新，张江实现了产学研有效结合，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融入了国际创新网络；政府视野开阔，以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融资创新等体制创新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得益于优良的区域创新环境和开放的区域经济文化，张江吸引了大量留学归国人员，促进了技术创新人才的合理配置，营造了张江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在张江的4万多名人才中，留学生就有4800多人，留学生投资创办的企业达570余家（神州学人，2006）。张江利用内部优良环境和领先体制成功整合了外部创新资源，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结合。凭借卓越的商业氛围、深厚的工业基础、国际化的创新资源积聚、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长江三角洲经济体的联动，上海区域创新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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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06GXS2D083）的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0573080）成果。

(2)辜胜阻：经济学博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新主席，武汉大学教授。

(3)洪群联：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

(4)杨威：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