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元问题探究的新尝试

序　技术哲学元问题探究的新尝试

萧　玲

近些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开始向技术哲学偏移，遂使技术哲学逐渐成为显学，但其至今尚未形成较为确定的范式。如何突破当前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繁杂框架，从STS、SSK等技术的社会文化视野进入哲学视域，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对技术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国内的技术哲学领域已有很多年的发展，出了不少新研究成果，但其处境艰难的格局并未根本改观。归根到底，在于技术哲学的学科认同度不高：哲学家们常嫌其哲学思维不足而疏远之，而技术专家们则常因其空泛而拒斥之。这样，技术于人之重要的不言自明以及技术哲学于人之重要的言而不明、技术在今天的显赫地位和技术哲学在时下的边缘化状况形成鲜明对照。这种矛盾和尴尬，虽不正常，却是事实；既令人感慨唏嘘，更催人奋发努力。值得欣慰的是，技术哲学界为走出这一困境，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并成为诸多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努力方向。这些共识大致有：在技术哲学众多的研究视角中必须加强其“第一哲学”层面的研究；在作为第一哲学的技术哲学的建设中必须着眼于“元问题”的探讨；在探讨和解决“元问题”中必须以人为本、深入思考技术与科学发展观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关联。王治东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善而成的《技术的人性本质探究——马克思生存论的视角、思路与问题》，就是贯彻上述共识的又一新作。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符合和体现作者自身的优势积累。

王治东展现给读者的这本专著，其全部创意浓缩成一个核心，即马克思生存论视域下的技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独特而丰富的人性论、人本思想、人道主义思想，为技术哲学的深层人性解读提供了新视域、新方法，对技术哲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本书正是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技术哲学结合起来，利用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在马克思生存论视野下进行深入探讨。作者结合人类史、技术史和哲学史，在梳理西方学者技术救赎之路的基础上，从关系和属性的角度，探讨技术本质、生存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内在联系；论述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规定、相互建构、相互解读，进而揭示技术与人性的关系；分析技术功能分化与两种文化冲突，探讨技术文化本质，揭示技术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挖掘技术异化与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运用本研究的理论方法回应几个重要的技术哲学问题，并探讨技术理性与人类未来。以上论述，不乏作者的创新观点和理论贡献。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外在的超验的终极尺度终究不能决定人自身的生存，因而必须从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的重要创造性实践活动，人的本质展现不能脱离技术过程而完成，因而人的生存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技术性生存；人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地创造生活，并最终创造出适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因而人性既是历史地变化的，同时又是连贯的有方向的过程，对生存本质的认识也是认识技术本质的钥匙；技术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一致性，表现为下述八对关系范畴的贯通性，即“需要与创造”，“目的与手段”，“人与物”，“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个性与共性”以及“主体与客体”。这些范畴不仅是研究人性的基本范畴，同时也是研究技术本性的基本范畴。所有这些思想，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阐发和逻辑展开，给人以思考和启迪，令人印象深刻。

书中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生存论“转向”问题，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从西方哲学的发展看，学界倾向于有一个从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向现当代的“生存论哲学”的转向。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此转向，肯定尚无定论。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无论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生存论”，都未能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不能把这一概括归结为“苏联教科书的缺陷”。多视角、多元化的研究是必要的，包括从生存论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尝试，但是要注意划清与西方生存论哲学的界限，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一致性的基础上，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论视角不同于西方生存论哲学之处至少有三点：

一是坚持生产生活的统一性，坚持从揭示生产规律的基础上发现和阐明生活及人的存在，反对用生活否定和取代生产，反对“生存就是生活、生活高于生产”的哲学推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始终关注人的解放和人的现实生存。然而，生命是什么，生活在哪里，并非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是被各种历史迷雾所层层遮蔽的历史之谜。因此，才成为历代哲学家们用不同方式反复去“除蔽”、“揭密”而又收效甚微的难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破解了这一难题。生命，不是仅仅作为感性客体的生命（费而巴哈），也不是作为“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生命；生活，不是感性直观的生活，也不是通过“存在之思”而对“存在之被遗忘性的征服”（海德格尔）。问题的关键在于“生活的生产”和“现实的个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紧紧抓住了问题不在于“生存”，而在于“如何生存”，因此，抓住“生活的生产”才能把握真实的生活；紧紧抓住了问题不在于人们生产什么，而在于他们如何生产，因此，只有处在“双重关系”（马克思语，指“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人，才是“现实的个人”。只有以生产为基础的历史才是现实人的生活和历史，揭示出生产的规律才能把握生活的真谛。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就已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1]

二是坚持历史客观规律和人的发展的一致性，反对用所谓人的生存问题否定和替代客观规律的研究，不赞同“把哲学的目光从对普遍规律的寻求转向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关切”等一类片面提法。从根本上说，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解决不在于“人自身”，而在于“人之外”，即创造出人的解放的社会条件。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世界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指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形式的转变以及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变化这三者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阶级统治都是物质和精神双重性的，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没有对于普遍规律的把握，就不可能打破对于现存的崇拜而“让思想冲破牢笼”，不可能对现存世界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甚至形成不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想法”。在这种前提下所谓的“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关切”，至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对奴隶生活的点滴改良，更多的则是对其奴隶地位的屈从、无奈和认命。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首先应是揭示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不能把普遍规律的研究作为所谓“历史的宏大叙事”而予以消解。

三是坚持个人和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反对把个人或社会抽象化，反对抹煞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和否定个性自由的整体主义。马克思早就指出：“首先应当避免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3]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因为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必须与他人进行各种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总和”）。人的社会关系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或者是导致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的异化关系，其基础是狭隘的贪婪的个人利益；或者是导致自我超越、无限发展的社会交往，其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终究要实现的全体人民利益。因此，追求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有限的个人生命开创无限价值的真正出路，是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生命价值所在。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坚持个人的长远的、无限发展的利益高于其眼前的、可能导致自我异化的利益。就此而言，人民至上和个性自由并不矛盾。

现代人文精神的追求，是个性自由和“以人为本”。然而，如何防止个性自由成为人性异化的通道，如何协调“以人为本”下的公平与效率、平等与自由、利益与道德等，又是现代社会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现代西方的主导价值观，历来把个性自由视为个人的解放，把“以人为本”视为以个人和个人权利为本。如此，个性自由从学理上说，就成为个人自然特性的充分展示，从现实上看，则成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公权力）之间的抗争，而与社会的根本改造无关。实际上，也就把人的价值的实现限定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观念的框架内，使异化变为常态，使人的“异在”成为合理的“存在”。这就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悲观情绪和“历史的终结”感的现实基础。正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个性自由和社会进步及人类解放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说，个性自由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不仅是人的自然潜能或本性的充分实现，而且还是人的历史积淀的优化过程。因此，社会不仅可能为每个人的自然潜能的实现提供条件，还为人性的丰富和完善奠定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断言，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人性的不断改变，而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概括地说，人是一个历史性的现实存在，并非一个抽象和僵死的存在。人的生存，是时间向量，有历史坐标，呈动态发展，随历史和环境等时空条件而变化。人的生存与动物的存在不同。动物是自发的存在，其生命界限由其肉体决定；人是自觉的存在，其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使其生命界限不受其肉体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4]。动物不能超越其肉体生命，故而没有价值指向。人作为价值的存在，可以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性，体现其不朽的意义和价值。

人的生存以劳动为基础，而劳动则与技术合二而一，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技术生存视为人特有的存在方式。人通过技术掌握物质力量，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技术成为人作用于自然的中介和手段，通过改造世界的社会劳动，满足了人的这种有意识的类生存，赋予人超越动物的目标和手段，使人真正成为历史的社会的文明的存在物。在马克思那里，技术内化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技术的属人性与人的技术化生存，昭示技术与人性的一致性，人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具有内在统一性。因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5]

人性是在劳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发展的，因而是历史范畴和社会范畴，并有其变化的规律。人创造了历史，历史也改变了人。因此，不能否认人性的客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人性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的良知，良心。人既然是社会存在物，人性主要地就不是个人的天性，而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沉淀。因而，人性发展的结果与社会生产和技术创造相适应和吻合，可以从社会劳动和生产的规律中寻找人性的变化规律。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了丰富的人性观、技术观思想，可以充分深入地发掘。在马克思那里，技术通常被包含在科学中，且经常被看做工业或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成为人创造性劳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生产力、劳动（或异化劳动）等论述中，可以挖掘并获得关于技术观和技术本质的相关理解。例如，马克思关于“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6]的论述，从中不难发现，技术本质上就是这种“社会”共同体。

这样，技术的异化这一历史事实也就必须从历史的合理性和暂时性上加以理解，既不简单否定，也不盲目肯定。一方面，人们现实地使用技术总要通过特定的生产方式，例如大工业生产，使人在更多地利用技术、依赖技术中，使自己愈益充分地在人所创造的人工自然界中生存，并因此可能遗忘人自身的存在，甚至丧失人性的坐标和尺度。然而，另一方面，包括大工业在内的生产方式毕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人通过其中技术的运用能够更好地反观自身，并不断创造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7]

对于中国科技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和实践而言，技术的人性本质的研究很有意义。特别是技术发展对人类生存的双刃剑影响，造成人们对技术的崇拜和迷信，以及担忧和抵触的双重态度。如何避免技术风险、技术异化的负面影响，如何考量和解决技术带给人类的社会伦理冲突，甚至如何面对和避免战争及致毁技术的反人性、反人类倾向带来的灾难，使技术回归人性、承载人文，更加科学发展并以人为本，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有非常广阔和深远的探讨空间和意义。总之，探讨科学技术的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使科学技术回归于人的生活世界，重建人性化的科学技术，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与技术之间是相互规定、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然而，历史地看，两者的关系并非始终不变。技术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功能，人创造技术、并借助于技术而生产和生活，从而使人成为类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实现其类生存和社会生存；同样，技术是随着人的主体性提升而发生发展的，具有属人性和人性本质。但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来临，技术获得了迅猛发展，致使人从自然生存到人工生存，即从天然自然生存到人工自然生存，也即强化了人的技术化生存，导致了技术与人之间关系的错位，也导致了人性技术化的异化状态，使技术开始偏离甚或挑战人性。随着人们对技术异化负面影响的反思和认识，技术哲学开始重新思考技术的属人性及其人性属性，使技术回归人性，重现技术的人性化本意，把人性技术化的颠倒再颠倒过来。由此，技术伦理学正愈益成为技术哲学的热域获得学界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生存论视域可以成为技术伦理学深入探讨的新视角之一，但也需要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技术哲学作出新阐发，从而开创技术哲学研究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我们期待该领域有更多的新研究成果出现。

是为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