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元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

第一节　哲学元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否就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呢？在《出路》一书中，恩格斯认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的关系乃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4]。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在从事哲学思考时，都无法绕过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思维”与“存在”又是最抽象、最普遍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总之，在确定的语境中，恩格斯的上述见解是有充分理由的。

然而，当我们引入类型理论来考察哲学时，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最高问题之间的重大差异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众所周知，哲学是相对于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其他学科而言的，作为一门学科，哲学是唯一的。人们通常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哲学。”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是有语病的。尽管存在着许多迥然各异的哲学类型、流派或体系，但哲学却是唯一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哲学”、“全部哲学”或“所有的哲学”这样的提法也是有语病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暗含着下面的意思，即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哲学。由于哲学是单一的，所以在这里，像“一切哲学类型”、“全部哲学体系”或“所有的哲学流派”这样的表述才是比较确切的。事实上，仔细地分析起来，连“西方哲学”、“东方哲学”、“中国哲学”、“德国哲学”这样的提法也是不确切的。举例来说，物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是唯一的，如果谁使用“西方物理学”、“东方物理学”、“中国物理学”或“德国物理学”这样的概念，听起来一定是很滑稽的。当然，哲学与物理学不同，它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中会受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征，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哲学。严格地说来，我们应该把上述提法改为“哲学的西方模式”、“哲学的东方模式”、“哲学的中国类型”、“哲学的德国类型”等等，然而，这样的表达方式又显得有点别扭。所以，我们不妨继续沿用“西方哲学”、“东方哲学”、“中国哲学”、“德国哲学”这样的习惯的提法，但切不可把它们理解为各种哲学，而应该理解为哲学的各种类型。

人们在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和其他哲学问题时，之所以常常陷入误解之中，是因为他们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混淆起来了。比如，人们只能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某一种类型，如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却不能说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与知识论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将在下面一节中进行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如何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显然，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的差异是通过哲学观的确定而展示出来的。那么，哲学观又是如何确定的呢？众所周知，哲学观是通过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的解答来确定的。不用说，人们关于哲学这门学科的一切其他问题的解答都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才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或哲学的元问题(philosophical metaquestion)。澄清这一点，许多误解也就烟消云散了。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哲学研究中，人们首先要回答的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人们也就从抽象的、单一的哲学中下降到哲学的某种具体类型中。比如，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节中写道：“一般说来，哲学首先可以定义为对对象的思维着的考察(denkende Betrachtungder Gegenstaende)。”^[5]在他看来，哲学是用概念去把握对象的特殊的思维方式。显然，黑格尔的哲学观是从属于知识论哲学这一特殊的类型的。又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Sprachkritik)。”^[6]不用说，他的哲学观是从属于语言哲学这种特殊的类型的。再如，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说：“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7]显然，冯友兰的哲学又是从属于人生哲学这种特殊的类型的。由此可见，正是通过对“什么是哲学？”这一元问题的解答，哲学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创立了哲学的某种类型，或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归属于哲学的某种类型中。

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在确定了哲学的某种类型之后，才谈得上追问这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换言之，哲学基本问题并不是无前提的，也并不具有普适性。它并不是哲学面对的最高问题，即元问题。如前所述，哲学面对的最高问题或元问题应该是“什么是哲学？”只有在解答了这个问题，即确定了解答者的哲学思想是从属于哲学的哪个具体类型之后，才会出现哲学基本问题。实际上，“哲学基本问题”这个提法就是有语病的，因为它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某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什么是哲学？”这一元问题才有资格向哲学发问，而“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则只有资格向哲学的各种具体的类型发问。如前所述，任何一个哲学家对哲学元问题的解答同时也就是对哲学的某个类型的选择。一旦类型的选择被确定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也就被确定了。换言之，只要存在着哲学的某种类型，就会产生相对于这种类型的哲学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哲学基本问题并不具有固定不变的形式。在恩格斯看来，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实，在“哲学基本问题”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因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哲学的知识论类型(亦可简称为“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并不是哲学的其他类型(亦可简称为“其他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

在这里，最易混淆的是：不同的人在谈论哲学基本问题之前，就已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哲学的某种类型。所以，当他谈论所谓“哲学基本问题”时，自以为在泛泛地谈论哲学，实际上他真正谈论的对象却是自己所信奉的哲学的某种类型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理解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症结也正在这里。其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而仅仅是哲学的特殊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

弄清楚这一点之后，人们就不会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加论述)，也不会把不讨论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概斥之为“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或“抹煞哲学基本问题”了，因为哲学的某些类型并不需要，甚至并不会触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作为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把哲学理解为“语言批判”，对于这种类型的哲学理论来说，其基本问题并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语词与对象、句子与原本事实的关系问题。又如，对于冯友兰所归属的人生哲学类型来说，其基本问题也不会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天人关系、知行关系等问题。

综上所述，一旦我们引入类型理论，把哲学(唯一性)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多样性)区分开来，把哲学的元问题与不同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区分开来，也就对如下的倾向，即试图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理解为哲学的一切类型的基本问题的做法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哲学基本问题并不是唯一的，哲学的不同的类型拥有不同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