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心理学是复兴德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新尝试

冯特对实验心理学的哲学理解,不是他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特征,而是贯穿于他的全部学术生涯的一个理论信念。尽管冯特一直声称要建立“科学的一个新领域冶,但这个“新领域冶最初并未得到德国官方学术界的承认,而只能以“哲学冶的名义存在着。冯特作为实验心理学家早期并未得到“心理学的任命冶,只能以“哲学家冶的名义在德国大学拥有哲学讲席并从事研究工作,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他将自己的事业与哲学相认同,进而强化了他对实验心理学的哲学理解:由他所建立的这个“科学的新领域冶就是哲学,因而是对哲学史的延续,而不像后人在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那样直接地就是一个独立的新学科的起始。所以,实验心理学最初在德国是作为哲学而诞生的,是哲学对它自身由其传统形式的终结而造成的理论危机所做出的一个反应,并因而构成(德国)哲学史的一个环节或插曲。就冯特意义上的实验心理学而言,它的诞生是冯特将生理学的科学方法引入到哲学问题的研究之中以对传统哲学进行“科学改造冶的结果。历史上,以实验心理学为典范以及几种反实验心理学学派并存的格局,加之对黑格尔论逻辑主义的反叛,使得“心理主义成了这一时期欧洲哲学中的一个时尚冶^〔60〕。这种心理主义思潮使用心理学的术语描述和说明一切精神现象,将心理学视为人类的基础,甚至是数学和逻辑学的基础。但是,在德国哲学变更轨道中冯特所做的实验心理学努力最终并未获得成功。

1.科学心理学的存在论基础

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而言,视冯特为“实验心理学之父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无论冯特本人对心理学的理论态度以及他自己的实验心理学体系的理论性质如何,正是他树立实验心理学的旗帜,以及后继者们从事一系列心理学问题的研究,都毋庸置疑地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但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探究冯特心理学体系的理论性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话,冯特的实验心理学部分从未成为德国学术发展的主流,时至19世纪10年代,人们不仅不再讨论他的体系,而且“甚至还不屑于自找麻烦地批判冶他的体系——他的实验心理学体系确乎已经“彻底地过时了冶^〔61〕。冯特所实现的科学心理学变革超越了以往的哲学心理学,这只意味着他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并确立现代心理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则;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立即就构建了现代心理学的全面完整的体系,更不意味着他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穷尽了现代心理学的全部真理。所以说,冯特所创建的心理学体系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在此期间充满了诸多曲折,一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偏离它的本来意义的倾向。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冯特的科学心理学正是在克服上述偏离倾向中发展的。

早期科学心理学在其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确实给德国哲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重要启示,以至于使某些学者提出可以将心理学作为建立真正严格科学的哲学起点,心理学应在所有理论科学中占据最高的地位,成为一种能驾驭其他一切科学并使之从属于自己的科学。此时的心理主义均试图将哲学和逻辑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把个体的心理活动视作理解人类精神活动的出发点,从而把心理学看作是一切哲学部分分支的认识论基础,进而确立认识知识的有效性问题。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创建者,冯特在其著作《逻辑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像数学和自然科学一样,精神科学也凭借哲学产生,这些科学的真实基础就是心理学冶,并将逻辑定义为“认识的原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冶,体现出浓重的心理主义色彩。

因此,不难理解,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实验的或“科学冶的心理学作为哲学在德国学术界得到了快速发展及其研究(教学)机构的急速扩张。据统计,在1873年,只有一个身为“心理学家冶的人(即斯图姆夫)在德国大学中占据哲学教授的席位;在1892年,在全德39个哲学教授席位中“心理学家冶占据其中3个;在1900年全德42个哲学教授席位中“心理学家冶占据了6个;至1913年时“心理学家冶已占据其中10个。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实验心理学在哲学学科中的学术地位问题,成为当时德国学术界内的一个激烈争论的焦点。其中,心理学的倡导者们如冯特、布伦塔诺等人认为,实验(或科学)心理学就是哲学,或至少是哲学的基础学科,因此构成哲学学术及其机构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纯冶哲学家们则认为,心理学不是哲学而是一门新兴学术,心理学家不应占据哲学讲席,而应努力争取创设他们自己的教授席位。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心理学在哲学中的扩张看成是对哲学事业的挑战与威胁。

当然,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德国的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融合现实的明显表现。在笛卡尔之前,由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信仰主义,以上帝为最高权威,绝对服从宗教的命令。在笛卡尔之后,哲学的思维方式是理性主义,即对一切内在的知识和外在的事物都进行理性的审察。无论是人们长期以来确信不移的真理,还是人们生活于其间的物理世界,都必须得到理性的认可。但是,在德国知识界,科学与哲学却互为前提和依托,各自进行着深层次的纵深开拓,二者达到了更紧密的结合。其中,“纯冶哲学家们的努力终于导致了整个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从而开创了(西方)哲学的现代局面。与被称为“生理学家的哲学家冶的冯特等人相比,布伦塔诺是一个经受过传统的、严格的哲学训练的哲学家,在其身上就体现为一种自觉的“运动冶。要想改变哲学的衰败景象,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它与更加受人敬重的自然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也明确地将这一“结合冶的产物理解为科学的、亦即实验的心理学,并在与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相对立的意义上称之为“新心理学冶。

不仅如此,布伦塔诺还(和冯特等人同样)强烈地主张,这种“新心理学冶必须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并因而强调建立心理学实验室的理论重要性。在布伦塔诺看来,由他所倡导的这种科学心理学,不仅是“真正的哲学事业冶,而且正是这一事业为所有的哲学问题(包括认识论的、逻辑学的、伦理学的、美学的等等)以及文化、教育、政治、法律等人类事业提供了“基础冶^〔62〕。布伦塔诺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分,这种理论划分动机最终在于,论证哲学本源的真实性或者上帝的存在性。正如斯皮格伯格所言:布氏的最后目标,乃是保留智慧,深信智慧会证明一切存在都以神为渊源。^〔63〕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出现的将实验心理学(或科学心理学)理解为就是哲学、或者说这种心理学是哲学乃至整个世界观的基础的这种思想倾向,并不是冯特和布伦塔诺以及与他们具有学术继承关系的少数人包括屈尔佩、克鲁格、斯图姆夫、麦农、(早期)胡塞尔等的一种“意见冶,而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的思想潮流,不仅为与冯特和布伦塔诺同时代的其他心理学家如G.E.缪勒、陆宰等所持有,而且也为与心理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学者如早期新康德主义者朗格、柯亨、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均就19世纪70年代以前而言)、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以及历史学家三普莱希特等所持有或同情。^〔64〕

2.反心理主义

由于“新实证主义心理学家在有关心理的本体论问题上存在的盲点,以及他们对机制感兴趣而对意义缺乏兴趣冶^〔65〕,实验心理学的不一致性和不充分性很快暴露出来,从而促成了各种反冯特主义的心理学倾向产生。在心理学研究内部,首先是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提出了与冯特的内容心理学、说明心理学相对立的意动心理学、描述心理学,以及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所产生的以斯宾塞为代表的英国适应心理学、以詹姆斯为代表的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和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无意识心理学,都是对冯特实验心理学之物理主义极端发展的一种反动。

心理学脱离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是它与哲学又是关系密切的。冯特本人是心理学家,也是哲学家。布伦塔诺、屈尔佩、铁钦纳、詹姆士、苛勒、考夫卡等等都莫不如此。华生否认哲学,但是他对哲学的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言,“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冶。何况心理学本身含有社会科学的因素就更难逃出哲学的掌握了。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愿意受哪一种哲学的支配。一旦选定了某种哲学,心理学势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其决定,心理学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都会被哲学思维所渗透。冯特写作《心理学的救亡图存》一书,其直接背景是1913年107位“纯冶哲学家联名上书德、奥、瑞(士)三国教育部及其所属德语大学校方,反对实验心理学家占有哲学教授席位的请愿活动,其间接背景是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学术界关于实验心理学在哲学学科中的学术地位问题的争论。正是在这一争论的过程中,冯特形成了并表现出对实验心理学的哲学理解,即在他看来,实验心理学就是哲学,因而是对哲学史的延续,而不像后人在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那样直接地就是一个独立的新学科的起始,虽然历史证明,他“创立冶实验心理学在事实上起到了使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诞生冶的作用。

面对德国思辨哲学的危机,德国哲学家弗雷格所开创分析哲学路线就是作为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反拨而出现的一种现代哲学形态,他从心理学的外部给了实验心理学致命一击。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认识论问题,即建立在主客体对立基础上的传统认识论,它在康德哲学中发展到了极致,但是它也暴露出其内在困难:主体与客体的鸿沟始终无法真正跨越。对弗雷格来说,认识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我们能否获得知识,而在于如何使我们获得知识的条件与工具——语言与逻辑更加精确与可靠。人类所特有的言语能力、推理能力、概念思维的能力和理性探究的能力都与逻辑处理有关,因此,研究逻辑成了推进德国哲学发展的一条新途径、新方向。弗雷格最初的工作是想为数学提供一个严密的逻辑基础。但是,他发现日常语言无法形式化,在逻辑上具有不完善性,即不具有逻辑的严密性和明确性,因而不能构成明晰推理的工具,为此他设计了一套逻辑符号系统,希望以此来消除日常语言的缺陷。弗雷格认为,要避免语言的陷阱,必须将语言从逻辑上加以纯化,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和语言斗争,将思想从日常语言含混不清的表达式中拯救出来,首先是将逻辑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加以区分。由于实验心理学的影响,心理主义在哲学界盛行。心理主义者将思维过程与思想的内容混为一谈。但在弗雷格看来,思维过程或心理活动是纯粹主观的东西,因人而异;而思想的内容则是公共的,客观的,能被一切人所掌握。逻辑学不是心理学,它不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而只研究思想本身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弗雷格就批评过胡塞尔早期的心理主义思想。胡塞尔的第一部著作《算术哲学》的副标题是“心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冶,该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要从心理活动中推导出数学的基本概念,即用心理活动来解释客观的思想内容。弗雷格认为,数的客观内容不能等同于我们表现数的主观活动。因此,心理学不能作为哲学发展的主要形式。

事实上,实验心理学在德国哲学界的上述扩张趋势,的确引起了“纯冶哲学家们如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后期)胡塞尔等人对哲学命运的担忧。这些“纯冶哲学家们反对“实验心理学家冶充任“哲学教授冶,而且各自竭尽所能地阻止或抑制实验心理学家在哲学系担任哲学教授职位。例如,在1894年,斯图姆夫“受到了德国的最出色的任命冶,即转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波林曾暗示过,由斯图姆夫就任的这个教授席位本应属于艾宾浩斯,但艾宾浩斯“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不能升任,乃即于斯图姆夫就任之后,改就布雷斯劳大学冶^〔66〕。波林所“不知冶的这个原因,正是狄尔泰的“干预作用冶,因为在狄尔泰看来,艾宾浩斯是一个典型的实验心理学家,而斯图姆夫作为心理学家则较富哲学家的气质,所以倾向于让“斯图姆夫而不是艾宾浩斯或冯特冶来就任这个教授席位,以“阻止冶柏林大学的“哲学事业被彻底地自然科学化冶^〔67〕。冯特同样指出,哲学家们反对实验心理学,源于他们对“实验冶的一种偏见,即“实验乃是雕虫小技,所以实验心理学家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一个科学工匠而已,而科学工匠是决不能算入哲学家行列的冶,并反驳说“一个自己不进行实验研究的人是没有资格对实验评头论足的冶^〔68〕。可见,冯特尽管依赖的学术手段是实验心理学,但是,他的终极使命却是立足于哲学危机的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