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心理障碍及清除

培根认真考察和仔细论证了知识的价值和功能，认为人类应尽最大努力求得真正的、科学的知识，增强把握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人类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然而，培根也看到，通往知识的道路却是荆棘丛生的，它影响了人们对真理的探索，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存在于知识主体自身的心理障碍，即“假相”，是通向真理大道的拦路虎，必须要清除。否则，人类永远不可能对世界有一个准确、清晰的认识，更谈不上改造世界。为此，培根提出著名的“四假相”说，揭示了谬误产生的根源，向人们展示了一条崭新的求知途径。

阻碍人们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假相，按不同性质分为四种，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它们分别反映了人类认识过程的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盲目性。“种族假相”是指人们常把人类的本性混杂到事物本性中去，是人类从自身的主观愿望和感情出发而导致的对事物的主观的、歪曲的反映。这种认识普遍存在于人类的认识活动中，认识的结果远离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表现出认识过程的主观性，是人类认识产生错误的一大根源; “洞穴假相”是具体的个人具有的一种偏见。由于每个人的性格、爱好、所受教育、知识水平、所处环境不同，对事物的认识好似“坐井观天”，拘泥于自身狭小的范围鼠目寸光地对事物的本性做出片面的判断。这种认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它程度不同地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构成人类认识错误的又一根源; “市场假相”是指人们在来往交际中由于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不严格而产生的思维混乱，它使人们陷入无休止的空洞的文字争辩中，妨碍了正常思维的形成和对自然的正确认识。这是“一切假相中最麻烦的一种假相”[21]; “剧场假相”是因为人们在认识中，由于缺乏独立的思考，盲目崇拜权威、教条和各种哲学体系而造成的错误认识。

培根第一次在哲学史上以生动的比喻揭示和论述了人类认识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突出了认识过程中主体性因素的重要性，表明了经验论原则与认识主体性思想并非绝对拒斥，是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同时，他表达的扫除种种假相，摒弃各种成见与偏见的理念，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冲破各种旧观念的束缚，勇于挑战自我，从而解放人的思想，去探索世界的真正本质。

摒弃了阻碍人类认识的种种障碍，要建立真正科学的认识，获得真正科学的知识，还必须有正确方法的指导。为此，培根创立了经验论的认识学说和实验归纳的认识方法。

培根认为，人类的一切认识始于感觉、知觉，在《新工具》中他明确表示： “全部对自然的解释由感觉开始，由感官和知觉沿着一条径直的、有规则的、谨慎的道路，达到理智的知觉，即达到真正的概念和公理。”[22]感觉表象“愈丰富，愈精确”时，人们的认识才“愈容易，愈顺利”。[23]培根强调人的认识不能脱离感觉经验，感觉经验是联系主客观的桥梁，抛弃了经验，割断了主客体的联系，人的认识将无从产生。但人的感觉经验往往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事物的正确的认识，它是有缺陷的。“感觉确实是能骗人的”。[24]因而只有通过实验和工具的帮助，使人的感觉范围不断扩大，使感觉的缺陷得到补救。培根说： “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25]也就是说，对于自然事物本身的认识，不仅仅是从感觉直观中得来的，而且也是从实验的活动中得到的，表明了实验在认识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尽管培根强调了感官经验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把理性思维排斥在认识活动之外。他说，正确的认识“既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依靠心智的力量，但它也不是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把材料收集起来，并且照原来的样子把它整个保存在记忆中。它是把这种材料加以改变和消化而保存在理智中的”。[26]他主张把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婚配。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把排斥经验的理性派哲学家比作蜘蛛，只会从自己肚子里吐丝结网，即在头脑中凭空构造哲学体系。把拒斥理性思维的经验派比作蚂蚁，只会收集一些现成的材料供自己使用。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应该像蜜蜂那样，既会从田园中采集花粉材料，又会用自己智慧的力量，把它酿成蜜，即用理性方法把感觉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科学的理论。为此，他呼吁“有学问的人亦应当注重经验; 以经验擅长的，则应当注重学问所教的方法”。[27]这一思想看到了割裂感性与理性给人类认识带来的困难，主张二者的结合，是难能可贵的。

培根强调实验，认为经过精心安排的实验能够揭开自然的奥秘。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在“真正归纳法”的指导下，运用理性能力对实验得来的材料进行分析整理，才能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他说： “无论人的赤手或者人的理智，听其自然，都不能发生多大的效力，工作的完成要靠工具和帮助，而工具和帮助就是理智和手所同样急切需要的。”[28]理智如果没有工具的关心和帮助，没有正确方法的指导，就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哲学必须创立一种新方法，以便为人类的理性提供“心灵的工具”，培根为人类的理性提供了这种工具，即《新工具》。培根之所以把阐述其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归纳法的著作定名为《新工具》，就是为了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相区别。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阐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三段论式的演绎法。这种方法广泛地被经院哲学家歪曲地加以利用，作为论证宗教神学的工具，培根极为反感，并进行了激烈批判，他说： “三段论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是由语词组成的，而语词是概念的符号。因此，如果概念本身(这是事情的根本所在) 不清楚，并且很草率地从事实中抽出来的，那么上层建筑便没有稳固的基础。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一种真正的归纳。”[29]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只能强迫人同意于命题，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只能用于辩论使人陷入不休的争论之中，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因此，培根提出，他的归纳法的目的与三段论式的演绎截然不同，不是只为了在争辩中战胜论敌，而是要在行动中支配自然。他认为，人们要想如实地认识自然并进而命令自然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真正的归纳法上面。为此，培根表述自己归纳法的基本原则是——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也就是要人们首先从事实出发，通过实际行动搜集各种正反两方面的材料。他说：“人们如果不是意在料想猜度，而是在发现知识，不是在造作摹仿，创造一个自己的宇宙，而是在考察分析这个世界的属性，那么，样样事情必须都要亲自到事实上去。这种劳苦，这种探求，这种世界旅行，不是可以任何天才，任何思维，任何辩论所代替的，也是一切人类的机智都聚集在一块亦是不能代替的。”[30]其次对这些简单的材料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排除其中不相干的现象，保留对事物的正确反映。为达此目的，培根创立了所谓的“三表法”，通过“存在表”把某些具有同一性质的例证列为一表，运用“差异表”把缺乏某种性质的例证列为一表，再通过“程度表”把同一物体或不同物体中该性质的增减加以比较。使用“三表法”，对搜集的感性材料加以整理，最后加以适当的归纳得出结论。归纳的关键是采用排斥法，即通过概括与排除，淘汰非本质的规定性，发现简单性质的形式，即事物的潜伏结构和运动规律。培根把自己的归纳法称之为解释自然的指南，这无疑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相对于人类以前经常使用的简单枚举法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来讲，由于重视感觉经验，重视科学的实验，也强调人类理性的充分参与，把求“真”摆在关键位置，把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起来，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更具科学的性质。

可以肯定地说，培根是近代科学史上系统地研究科学方法的第一人，正是由于培根实验归纳法的确立，奠定了整个近代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英国天文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约翰·赫歇尔对此有中肯评论，他说： “由于哥白尼、刻卜勒和伽利略的发现，诉诸自然界的事实终于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 但是仍然需要根据广泛的和一般的原理来说明亚里士多德是怎样错的以及为什么是错的; 揭示他的推理方法特有的弱点，并用一个更有力和更好的方法来代替它。这个重要任务由弗兰西斯·培根完成了。”[31]由于对培根实验归纳法的正确运用并逐步推广，英国出现了著名的化学家波义耳和集天文学、力学、光学、生物学、化学等方面成就于一身的科学家胡克。

波义耳是培根经验论哲学的忠实信徒。在培根的实验归纳法的指导下，他十分重视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在牛津和剑桥的实验室中，他进行了减压蒸馏实验、燃烧实验、金属燃烧实验、酸与碱对类似于指示剂的植物染剂的颜色实验、动物在真空与非真空条件下的呼吸与生存实验等，全面奠定了近代化学的实验基础，最早发现了气体定律，提出燃素学说，并提出元素的定义。由于波义耳在实验化学与理论化学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使近代化学走出巫术炼丹的阴影，正式成为科学队伍中的重要一员。英国著名化学家柏廷顿曾评述波义耳： “把波义耳称为近代化学的奠基者有三个理由：(1) 他认识到化学值得为其自身目的去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从属于医学或作为炼金术去进行研究——虽然他相信炼金术是可能成功的; (2) 他把严密的实验方法引入化学中; (3) 他给元素下了清楚的定义，并且通过实验证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和炼金家的三要素 (水银、硫碘和盐) 根本不配称为元素或要素，因为其中没有一个可以从物体中提取出来。”[32]胡克曾是波义耳的助手，协助波义耳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并取得了大量成就。1665年，在实验光学中，他发明了复合显微镜，并进一步对光的颜色和光的本性进行研究，著有《显微术》一书; 在生物学上，创造了显微解剖学; 在力学上，与波义耳共同实验提出了波义耳—马略特定律; 在化学上，在波义耳关于燃烧的“火粒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燃烧的“硫素说”; 而且几乎与牛顿同时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使他成为近代科学史上仅次于牛顿的科学家。

由于胡克杰出的实验才能，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初，就任命他为学会实验室第一实验管理员。1663年他在起草学会章程的建议中说： “皇家学会的任务和宗旨是增进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皇家学会奉培根为他们的精神宗师，称培根为“自然王国的统治者”“物理学的伟大复兴者”“实验历史的伟大建筑师”“实在哲学和坚实的学问的倡导者”。可见，培根创立的实验归纳法直接引导了皇家学会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当英国政府看到，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成就，填补了科学史诸多领域的空白，并由于知识与生产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的同时，于是果断做出决定： 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并为科学研究提供政策保护。一时间，不仅国内掀起了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潮，政府还放眼国外，派遣了大量人员到世界各地搜集最新科研成果，为英国近代科学的勃兴和促进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自17世纪初始，英国有大批医生、牧师、商人到欧洲大陆学习，这些人员广泛吸收各个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之后又重返英国本土，使大量的科学技术从欧洲大陆流向英国。到1650年，伦敦成为欧洲的科学技术活动中心。1666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巨著，使天体和地上物体的运动规律被统一在一个经典力学的框架中，从此，粉碎了基督教神学宣扬的上帝和天堂的神话。

牛顿时代是英国科学兴旺发达的时期，一大批科学家从事着比较接近的相互交叉的科学研究工作，如哈雷、胡克、波义耳、布拉德雷、赖脱、格雷等。他们在广泛的学术交流中，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科学家群体。

科学上的成就成为技术革命的先导。经过百年努力，1830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终于完成了产业革命，出现了大机器生产。纺织机和蒸汽机的使用，改变了英国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面貌，英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当时国际贸易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国民经济增长了七倍。

培根对知识功能的阐述和实验归纳法的建立，不仅直接推动了本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

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启发，法国于1666年成立了国家科学研究机构——巴黎科学院。著名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第一批受聘于巴黎科学院。惠更斯笃信培根哲学，特别推崇培根的实验归纳法，这对巴黎科学院初建时期的科学研究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也深受培根和洛克的英国经验论哲学的影响，广泛搜集一切知识，归纳整理而编成世界近代文化史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后来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致使法国在18世纪初至18世纪末成为激烈的大革命的场所。出于战争需要，1792年，法国建立了欧洲最早一批技术专科学校，促进了法国武器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革命胜利后，科学技术日益受到重视，政府努力营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吸引各国留学生云集巴黎。在“国家综合技术教育体系”基础上，法国博采众长，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和著名工程师，如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拉普拉斯，物理学家库仑、阿拉戈，化学家拉瓦锡、豪伊，生物学家居维叶、布丰等。随着科学家群体的诞生，法国在数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天体力学等方面超过英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进而使法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德国在17世纪就相继产生刻卜勒、格里凯、莱布尼茨等著名科学家。但由于德国此时依然处在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境内有三百多个邦国、一千五百多个骑士领地。邦国、城邦、领地之间各自为政、关卡林立、壁垒森严、语言不通，没有统一的军队，没有统一的财政，也没有统一的度量衡，严重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科学的发展。到18世纪初，由于普鲁士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的支持，1700年柏林科学院成立，之后又聘请国际知名科学家如法国数学家莫泊丢，青年数学家拉格朗日，瑞士数学家欧拉，法国科学家伏尔泰、医学家拉美特利等来科学院工作，为德国近代科学的振兴起到了推动作用。18世纪下半叶起，德国古典哲学的建立，尤其是古典哲学中自然哲学思潮，为德国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提供了思想基础。1871年随着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政权的建立，德国进入科学兴隆期，时间持续20年 (1875—1894)，世界科技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德国。1839年后，德国历史上涌现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如著名的数学家雅可比、高斯，发现了电学重要定律的物理学家欧姆，发展了农业急需的肥料技术和有机化学的化学家李比希，对香料、颜色和医药合成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霍夫曼，建立了细胞学、细胞病理学、细胞生物学及生物进化论的施旺、微耳和、海克尔，推动了微生物学发展的耐格里等一大批科学家。德国还特别注意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涌现出大量像西门子、克虏伯这样兼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于一身的实用人才。另外，德国还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机构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进入有计划、有组织地建立科学院所时期，1873年建立了“国立物理研究所”，1877年建立“国立化学研究所”，1879年建立“国立机械研究所”。由于德国较早地组织科研工作，大量采用新技术，使得它在理论科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迅速崛起，为工业的发展积蓄了力量。1895年，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德国。德国用40年的时间 (1860—1900)，完成了英国100年的事业。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最初的20年左右的时间内，德国在科学技术、科学研究方面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论的得出，可以从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得到验证： 同一时期，英国获此奖项的有8人，法国有11人，美国有2人，而德国有20人。

由于英国的产业革命，机器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大批欧洲移民包括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进入美国寻找出路。他们把先进观念及本国技术带到美国，奠定了美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基础。

美国在皇家学会成立21年后，成立了自己国家的第一个学术组织——波士顿哲学会，主要活动是宣传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美国独立战争后， 1798年建立了全国科学报告会制度，政府予以高度重视。1797年，当时的总统亲自担任哲学会 (也是科学会) 主席一职。同时，美国政府明确确定了鼓励科学技术发明的方针，致使科学家、发明家应运而生。爱迪生继西门子发明电机、贝尔发明电话之后发明了电灯，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发电厂，引发了一场遍布全球的电子技术革命。不仅如此，美国还奉行“拿来主义”，采取移民政策，大批吸收优秀人才，当时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被吸引到美国，其中包括提出相对论的物理巨匠爱因斯坦，物理学家费米等。并且，在同一时期，美国诞生和扩建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大学，如1861年建立的麻省理工学院，1885年创办的斯坦福大学，还有扩建后的新泽西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这些院校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学习知识与运用知识的统一，为美国的近代科学奠定了雄厚的教育基础。随着政府对科学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和科研经费的大幅增加，美国于1860～1884年进行了产业革命，依靠吸引英国的资本和技术，一跃成为世界的技术中心，工业迅速发展，并于1890年成为经济大国。

美国不仅创造了适于科学技术人才成长的外在环境，政府还直接插手科研工作。1950年成立了国家基金会，为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在此前后，完成和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和电力三大技术，领导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三大发明，领先其他国家完成了包括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微电子技术在内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西方近代的发展史，充分证实了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力地说明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论断的深刻性、正确性。然而，一种理论特别是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进程的理论正确与否，往往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去验证。对比中国与欧洲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何以在中世纪遥遥领先于欧洲的发展大国到近代却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结论是近代 (主要指清朝) 的中国科学技术处于停滞状态。其中的原因有许多，按照辩证法的原则，我们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分析。从科学自身的原因说，中国古代到近代的科学技术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它极强的实用性，在封建社会中表现为直接满足封建王朝的需要。由于它强调实用，一旦现实不提出直接的要求，它就没有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确保社稷江山稳定是统治者关注的焦点，而达到此目标的基础是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即首先要有饭吃，因而粮食的需要是第一和首要的需要，粮食的生产自然成为统治者最为重视的问题，再加上中国有适合农业生产的天然优越条件，保障人的生存需要是不成问题的，而有衣穿、有饭吃的目标实现，不需要更高的经济形态，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形态长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完全不具有竞争性，不需要持续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动力。生产过程单调重复，生产技术因循守旧，失去了内在需要的动力支持的科学和技术是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态势的。并且，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劳动的成果只是为了生存而非交换，人们基本不考虑经济回报，因而也就无法形成广大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可能产生改革生产技术的要求和愿望。另外，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科技的发展直接服务于封建社会统治的需要，社会结构为了自身的稳定性，就为科技的发展设定了一个发展的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必然受到限制。如对作为近代中国了解欧洲的唯一通道的传教士，顺治、康熙两朝还比较信任，西学大量传入，带来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传教士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合作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方面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但自雍正开始，为了统治地位的稳固，颁布禁教明诏，西学东渐工作中止，在中国大地上作为符合封建统治者需要的，只保留下修订精确的历法，对全国版图进行测绘，制造先进的军用火器及宫廷中供观赏和摆设的自鸣钟等机械玩具。这一事实从乾隆五十九年马嘎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访华两国互赠的礼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英王乔治送给中国皇帝的大批礼品，有一部分代表着欧洲天文学和机械技术结合的最新成就，有的能形象地描述太阳及其周围行星的运行和表明日月星辰的全食或偏食，行星的交会或相冲等现象的仪器，如天球仪等，有的能随时报告年份、日期和钟点，有的可以预报气象，还有一只由牛顿发明经天文学家赫胥尔改进的天文望远镜，还有相当数量的铜炮、榴弹炮、毛瑟枪、连珠炮等。此外，还有一幅当时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配备着一百零十门重炮装备。而乾隆皇帝回赠的礼品，仅仅是各种形式的玉器、瓷器、漆器和大量的绸缎丝罗以及香、茶、瓜干之类，甚至连毫无实用价值的“白玉如意”也被列为上品。两相对照，一边是蕴藏了先进科学知识的、推动历史进步的高科技产品，另一方是无太多技术含量、靠传统工艺生产、供王公贵胄、达官贵人享受、欣赏或把玩的对人类历史进步无直接推动作用的奢侈品。

由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停滞的内在原因，是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没有从内部衍生出对科学技术的强烈要求。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内部动力系统，还需要有外在的政治、经济、思想等环境支持。但在我国近代，基本上不可能为科学技术提供任何有利条件。

首先，从政治上讲，中国封建社会尤其到了清中叶以后，基本上是排斥科学技术的。中国封建王朝最大的政治就是维护社会大一统，保障王权的绝对统治地位。而达此目的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支持，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从孔孟创立至宋明理学发展到极致，其中心线索就是要人们修养身心，谨遵封建伦理纲常。读书人只需埋首儒家经典，不断弘扬并垂范儒家学说规定的伦理规范，便可使自身游刃有余地生存于社会，不仅能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还可随之带来荣华富贵，荫及子孙。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社会为读书人提供了晋升上层社会的制度保证后，这些封建社会的精英便不遗余力地把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儒家经典奉为自己的圣经，而在这些经典中是找不到科学技术的内容的。尤其当科举考试发展到明清之际以八股作为取士标准，明确规定了考试的内容及答题的格式，不允许考生有丝毫的发挥时，陈腐不堪的内容和死板呆滞的文体使那些读书人的思想完全僵化。正是封建社会对知识分子思想的严格控制，把他们的视线全部吸引到封建的伦理纲常的圈子中不能外移，接触不到经典以外的其他事物，对日常生产不闻不问，造成有知识的人不懂技术，而广大从事生产和技术的人一般都是文盲，他们只凭经验或技巧，完全排斥了科学研究的因素，他们或许有技术发明，但这种发明基本是在实际劳动过程中“碰巧”的结果，再加上他们对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不能记录和传播交流，这就大大阻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再看中国封建帝王的思维方式。由于他们把维护社稷江山的稳定视为第一要务，并由于长时间封建制度的稳固和国家的统一，在他们的心目中形成了盲目的自尊与天朝大国的心态，一旦意识到外来的威胁时，他们以极力排斥的方式严加防范。康熙在位时，曾告谕地方官员，“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果，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33]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使者马嘎尔尼来中国递交国书，要求通商和互派使节，乾隆给马嘎尔尼的回信中这样说道：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认通有无。”对于通商和互派使节的要求，则认为“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34]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在1816年，再次回绝了英国大使提出的通商要求，他自负地认为： “天朝不宝远物，凡子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35]天朝大国的心态，似乎保存了大国的尊严与荣光，但拒斥的是外来的先进文化与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坚船利炮的直接轰击，致使一向引以为荣的封建帝国在风雨中飘摇一个多世纪，在西方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跨入大机器生产，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却饱受帝国主义的蹂躏，国民经济瘫痪不前，广大百姓民不聊生。

最高统治者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普通官僚对问题的思考。当时有一官员杨光先在弹劾传教士汤若望时称： “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华夏有西洋人。”[36]狂妄自大、盲目排斥情绪充溢官僚阶层，对此，金耀基先生有深刻的描述，他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说： “这种‘优越意结’与‘中国中心的文化主义’，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后，就变成了‘中国中心的困局’。面对着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总带有半分轻蔑与半分钦佩，任何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都不免遭到‘欲迎还拒’的待遇。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自卫机构’的反抗。明明无价值的东西，虽然在心理上不一定喜欢，但因为它是中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拥抱。明明是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心理上很喜欢，但因为它是外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拒斥。我们特别应指出的是，不管是前者的拥抱还是后者的拒斥，都不必是有意识的行为，也不必是绝对的行为，同时更不必是任何个人的偏失，而是中国文化特殊条件下所塑造的心态。”[37]断绝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堵塞了获得先进科学技术的通道，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成妄谈。

其次，从经济上讲，中国没有产生出适合科学技术存在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科学的社会功能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产生和发展所具备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才能逐步具备。尽管在我国明清之际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农抑商”观念，一直没有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处于社会缝隙中的商品经济的萌芽不可能发育成茁壮的大树。再加上明、清两代都严格控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如颁布法令严禁开矿、严禁出海，直至闭关，导致原本脆弱的资本主义因素受到严重摧残。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简单和精神上无要求，自然不可能产生先进的科学技术。李约瑟说： “两千多年来中国是一个否认商人 (无论是金融家还是企业家) 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作用的社会; 而且，如果西方科学技术与先是商业资本主义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确实有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接近于找到了为什么这种现象仅仅发生在欧洲这个问题的解答。在中国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反商业主义的思想，似乎可以说，如果在中国社会里不可能出现一个富格尔族或者格莱辛，那么它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伽利略或哈维式的人物。”[38]

再次，从思想上说，清朝对爱思考的知识分子实行文化高压政策，扼杀了思想自由。历史一再证明，凡是有思想自由的时代，文化和科学必然兴旺发达。凡是专制的时代，文化和科学必然停滞和枯萎。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他们对汉族文化中有利于它的统治的那部分内容大力提倡，对不利于它的专制统治的内容极为抵制，甚至采取了取缔和销毁的政策; 对知识分子中他们认为暗指或贬低清朝统治者的著作和文化官员，实行残酷镇压，严厉禁绝各种反抗情绪和革命思想，大兴文字狱。从康熙到乾隆的一百多年间，先后出现三十多起大规模的文字狱。一次大案所牵涉到的人，不仅有著书人，还有刻书、印书甚至读书之人，受牵连者或被关、或充军、或杀甚至开棺戮尸乃至株连九族。康熙时浙江一富户刊刻明史时，因有多处指责明末满族政权的文句，被人告发，死后被开棺戮尸，书的作序者、刻印、校对、出售和收藏者共72人被杀，充军边疆者几百人。雍正时礼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当主考官时出题为“维民所止”，被疑为雍正二字去头，被下狱处死，后戮尸。乾隆时的翰林学士只因“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而被下狱处死。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又袭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开科取士制度。这种高压政策和科举制度，使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很少再关注现实问题，宁可埋首故纸堆，做死学问，以“中举”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很少对科举以外的任何知识产生兴趣，致使中国的科学界失去了一切生机。

另外，从组织上讲，我国没有完善的科学研究机构。康熙在位期间，蒙养斋可算与科研有关，但它基本上成了一个单纯的编书机构，而且所编之书仅有《律历渊源》一部。在当时还有一项工作与科学有关，就是大地测量，但它的成就也仅在于在法国科学家的帮助下完成了《皇舆全览图》，而且这项成果还秘在内府，从不示人; 到乾隆时代，官方支持的科学技术研究无任何起色，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基本上限于民间自发地进行。但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古籍，却颇重视，给予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支持。当时乾嘉学派先后有300多人，倾其精力编成了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 《四库全书》，把中国历史上有利于统治的经文全部收入。

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没有国家资金的投入，没有正规的组织机构，科学研究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而几乎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西方大量的科研机构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相继建立，1662年伦敦成立了皇家学会， 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1700年柏林成立了科学院。这些组织开始有系统地、有目的地进行科学研究，并直接地把研究成果用于生产过程，促进了其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反过来，生产方式的转变又巩固了科学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对此深刻分析，他指出： 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要素的发展成为一个积极的推动力，不仅为改变生产方式而且为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奠定了基础; 正像科学对于生产的直接应用在一定条件下引导了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样，生产方式的变革极大地扩展和巩固了科学的生产性应用，并把这种应用整合进以资本为原创的整个过程之中; 这一整合在产业革命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大工业掌握了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它在生产方法、生产的效率和组织形式、生产的社会结合，从而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方面所实现的巨大变革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可比拟的。科学技术乃成为社会生活前进的基本革命力之一;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产过程对于科学的需要以及科学之进入直接的生产性应用，乃取决于资本的性质，换言之，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第一次把物质生产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即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