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在英国人看来英国不会发生革命。但是恩格斯早在1842年的《国内危机》中就分析了英国的危机状况，然而当时毋宁说他还是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立场，认为“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55]。之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发表让青年黑格尔派看到恩格斯思想的转变，他从自由主义直接转到共产主义的立场。恩格斯以他在英国的实际生活为背景，研究了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涉及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穆勒，还研究了社会主义代表傅立叶的作品。恩格斯抓住的是自由主义关于竞争这个核心概念，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抽象的分析商品价值，恰恰抛开了竞争。在恩格斯看来竞争看似比重商主义的垄断更道德，事实上竞争和垄断是分不开的，而且正是竞争产生了社会危机。
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代替重商主义是用一种更隐蔽的形式实现人对人的欺诈，是“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56]。国民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过程: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阻止金银出口到形成一个贸易顺差的过程，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获取财富的方式，恩格斯称之为“天主教的坦率”[57]。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其目的就是如何让英国的经济保持繁荣，认为流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重商主义在威廉·配第那获得了科学的形式，他开始探讨市场价格所环绕的那个平均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并且提出了商品的自然价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劳动的数量决定的，这里的自然价格就是后来经济学家讲的价值。他的代表作《政治算术》已经让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配第也被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然而他作为重商主义的代表依然认为只有金银的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因为谷物的生产必须得和金银交换。但是重商主义本身是不生产财富的，之后的重农主义把货币当作一切罪恶的源泉，认为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在农村而不是堕落的城市。重农主义的代表奎那把财富的增加分为两种:一种叫财富的增值或增加，另一种称为财富的加算。农业领域的生产才是财富的增值，而工业领域的财富因为没有增值，所以只能叫做加算。重农主义这里已经把劳动作为财富的来源，但还是局限在具体领域的劳动，他们并不承认工业领域有劳动。直到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提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里的劳动已经是一种抽象的劳动，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最为核心的思想，依照这个核心，斯密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三种收入来源即资本的构成:工资、利润和地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财富的来源。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彻底，将其彻底化的是他的后继者李嘉图。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没有涉及重农主义，而是直接对比了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但他承认斯密的国民经济学比重农主义更为精致，把斯密称为“经济学的路德”[58]。18世纪的贸易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和相互敌视中展开的，但是到了古典经济学时期，情况发生了扭转:“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的永恒权利了。强迫订立的通商条约、商业战争、民族间的严重孤立状态与前进了的意识异常激烈地发生冲突。”[59]斯密的国民经济学证明了商业带来的是道德、是人与人的团结和友谊。在这里恩格斯用反讽的语气肯定了国民经济学的功绩:国民经济学本身是道德的，而且从犯罪行为的增加来看，它也有助于人类在道德上的进步。这个论点与马克思从政治角度分析犹太人问题可谓是连璧之作，犹太精神成为市民社会的精神，人的类本质被国家抽空，剩下的就是市民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隔绝，把人的这种分离状态联系起来的就是犹太精神，即做生意。但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还没有对市民社会的精神本身进行分析，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先行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解剖。
在恩格斯看来，自由主义经济的这种人道精神是虚假的，是不人道的，是靠消灭小的垄断达到根本的垄断，是用文明的扩展掩饰了贪欲，是用盗贼般的兄弟情谊建立起人和人的关系。不仅于此，商业的私有原则还深入到家庭中，让这个“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60]。恩格斯在这里用英国孩子到九岁就要去劳动并把父母的家当作寄宿的地方且付给一定的费用这样的实例论述私有制已遍及一切领域。尽管是这样，恩格斯并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要重新构造一个社会，他认为人和人的这样一个分离的状态其实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从而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61]。
恩格斯在做了以上的概述后直接进入政治经济学本身进行范畴的清洗。价值是国民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但是国民经济学家对价值的理解却有不同的看法。恩格斯就从这个国民经济学自身的矛盾出发去理解商品的价值。在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看来，生产费用决定商品的价值。因为商人绝不会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商品。这里已经隐含了一个悖论，即只要商品不是自己使用而需要交换出去，那么售卖的环节就会涉及商业，而商业一定是在竞争中进行的。我们无法想象离开竞争的商业行为，就像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躯体的人，一种没有产生思想的大脑的思想”一样，从而国民经济学家是一刻都无法坚持他的抽象的。不仅如此，商品一旦要卖出去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商品的效用，这就转移到了另一方萨伊所认为的商品的效用决定商品的价值。在恩格斯看来，萨伊学说也同样是抽象的，因为效用不可能由主观确定，在当前的条件下唯有竞争才是确定效用的标准，而一谈到竞争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生产费用，这样萨伊也就转到自己的对立面。因此，恩格斯认为事实上李嘉图的生产费用和萨伊的效用两者共同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62]。而李嘉图和萨伊从价值的一个方面出发并把这个方面作为价值的全部，其原因在于没有把竞争考虑在内，恩格斯从价值和价格的区分上把这个混乱澄清。商品在交换中的等价物是商品的价格，显然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是不等的。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决定的”[63]，恩格斯说这是对的，但是进一步，国民经济学由于忽略了竞争从而就把供求一致时商品的实际价值抽取出去，就形成了生产费用决定商品的价值，而这个生产费用其实是价格的规定，这样就变成了价格决定价值，而不是价值决定价格。
现在恩格斯要分析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的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生产费用究竟是什么。这里恩格斯和后来的马克思一样，沿用了斯密把收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的分析，即把收入分为地租、工资和利润。另外，恩格斯又把它分为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即人和自然的分离。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通过对资本的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分析也得出了人和自然的分离，而他进行第一次社会主义的表述就是论证人和自然的统一。对于地租的分析，恩格斯同样用国民经济学自己的结论得出国民经济学自身的矛盾。在垄断才会产生价值的国民经济学中，土地自然也需要垄断，因此土地的价值就在于购买或租用这块土地的支出。但是，李嘉图认为把地租作为土地的收入要扣除最坏土地的地租后的价值。恩格斯认为李嘉图这个定义恰恰是没有把竞争考虑在内。而在另一种定义中，把地租的竞争因素考虑在内却忽略了土地本身的肥力。恩格斯认为这两个不同的定义也恰恰是把人和自然割裂开来的结果，在他看来“地租是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这方面又包括自然的肥力和人的耕作即改良土壤所耗费的劳动)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64]，而经济学家正是抛开了竞争本身。恩格斯这里的论述不仅批判了经济学家，同时指向了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依靠垄断而掠夺土地的收入，而土地作为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对土地的出卖就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在分析了经济学家的竞争因素、土地所有者的垄断因素后，恩格斯指出，事实上最根本的还是在私有制，国民经济学家一方面承认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又为地租辩护，这样的矛盾是私有制本身的矛盾。不仅如此，私有制还造成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国民经济学家只是在“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65]这个定义中承认资本和劳动是统一的。而在私有制前提下的劳动与资本分离后，资本再分裂为资本和利润，利润还能再分裂为利润和利息，如此下去形成了一批不劳而获的食利者。除了资本的这一方不断分裂外，劳动这一方也同样分裂，“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和劳动相对立”[66]，所有这些都是隐藏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的，“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67]。恩格斯假设了一种不存在私有制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地租、资本和工资就会回到与劳动密不可分的合理状态，从而人和自然也就不再分离，在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与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如上所述，竞争是恩格斯抓住的关键词。在恩格斯看来，竞争是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同时就竞争不可避免的转化为垄断而言，自由主义是重商主义的同谋。因此恩格斯说，“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无法理解李斯特为什么要恢复重商主义体系”[68]。由竞争产生的周期性危机在自由主义经济中是无法克服的，在恩格斯看来只有通过组织起来的生产才能克服这种各自为战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却把竞争形成的双重结果，即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不断发生的人们饿死的情况用“人口论”来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人们饿死是因为人口过剩，人口的几何级别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生产力的算术级别的增长，因此要做的是消灭一部分人口。对此，恩格斯驳斥了这种荒诞不经的看法，他认为这种靠消灭人口——人口的自然繁衍——再消灭人口的恶的无限性就是让我们承认:“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69]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私有制当作天然的状态而不去追问私有制前提的做法最后一定会形成这种荒诞的看法。这种看法与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手稿》时的追问殊途同归。马克思从1844年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区别于国民经济学家的地方就是对其前提的批判，即澄清前提，划定界限。至此，恩格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马克思走上这条道路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马克思通过激进政治批判的民主主义立场，在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中很快从政治批判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新的人道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当然，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没有从深层次上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科尔纽认为恩格斯的批判“当问题涉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的社会作用时，他的结论是卓越的和彻底的。但是，当需要说明竞争的经济作用、特别是在价值和价格方面所起的经济作用时，他的结论有时就显得动摇不定和没有把握。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恩格斯还部分地局限于从道德方面着眼，而没有更加深入地去分析和揭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70]。这也是若干年后恩格斯评价他的这篇文章只具有“历史文件的价值”[71]的原因。
除了受恩格斯的影响外，赫斯的《论金钱的本质》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篇文章计划发表于《德法年鉴》，但由于杂志的停刊没有得到发表。赫斯把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运用于分析金钱的本质。他认为，在私有制中，人把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到社会的神即金钱中，金钱就像宗教的上帝一样做空了人的本质，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本质只能靠出卖自己来维持自身。在赫斯看来，中世纪人与人还存在着社会的联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联系表现为通过竞争而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人的世界成了动物的世界。对于如何改变这种异化的状态，赫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主张实行爱的共产主义而日益远离了无产阶级斗争。我们看到同样受到费尔巴哈影响的恩格斯通过自身在英国的经历和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达到了马克思通过政治批判途径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斗争那一维度的共产主义。正是在恩格斯和赫斯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也就意味着他开始对1843年激进政治批判所遗留的人类解放的道路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
【注释】
[1]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Ⅰ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509页。
[2]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为当时受黑格尔哲学所束缚而找不到出路的青年黑格尔派指明了一条改造黑格尔哲学的道路，卢格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为《德意志年鉴》所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和现代政治》批判黑格尔用概念说明历史而使得历史成为逻辑学，同样启发了马克思。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里面发现的他们跟达姆斯塔德的出版人列凯斯签订的合同，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合同曾规定要出版两卷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见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Ⅱ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7]同上书，第16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9]同上书，第200页。
[10]同上书，第203页。
[11]同上。
[12]同上书，第203—204页。
[13]同上书，第202页。
[14]邹诗鹏:《激进政治的兴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16]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Ⅰ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73页。
[17]同上书，第273—27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20]同上。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2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46页。
[2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9页。
[24]同上书，第123页。
[25]同上书，第132页。
[26]同上书，第138页。
[27]同上书，第139页。
[28]同上书，第143页。
[2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65页。
[30]同上书，第197页。
[31]同上书，第259页。
[32]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8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35]同上书，第29页。
[3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0页。
[37]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Ⅱ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15页。
[38]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Ⅱ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1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168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169页。
[41]同上书，第168页。
[42]同上书，第173页。
[43]同上书，第180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45]同上书，第85页。
[46]同上书，第188页。
[47]同上书，第189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49]同上书，第192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51]同上。
[52]同上书，第194页。
[53]同上书，第196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55]同上书，第407页。
[56]同上书，第442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7页。
[58]同上。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7页。
[60]同上书，第449页。
[61]同上。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1页。
[63]同上书，第45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5页。
[65]同上书，第457页。
[66]同上书，第458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
[68]同上书，第445页。
[69]同上书，第465页。
[70]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Ⅰ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620页。
[71]同上书，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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