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李嘉图黑格尔化”[5]就是说马克思废除了永恒性，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了辩证化的理解，把古典政治经济学辩证化了，使坚固的东西运动起来。这表面看来有力的理解需要症候解读来看出背后隐藏的理论。
首先这种理解认为马克思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理论对象，而在于方法，或者可以说它们二者只是同一对象的连续性补充说明。“这种对象的无差别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解释中是以下列形式表现出来的：差别只在于方法。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对象的方法实际上不过是形而上学的，相反，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因此，一切问题就在于辩证法。”[6]马克思使静止固定的东西流动起来了，从而把形而上学变成了辩证法。“如果说，把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家区分开来的全部差别可以归结为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那么马克思只要赋予这些范畴以历史性质，不再把它们看作是固定的、绝对的、永恒的，相反，把它们看作是相对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因而最终隶属于它们存在的历史时刻的范畴就行了。但是这样一来，马克思同斯密和李嘉图的关系就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同古典哲学的关系。”[7]而我们从前文的分析已经知道黑格尔的理论总问题同整个古典哲学一样都是意识形态的总问题，它们先在地承认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的同一，并且在这种理论的总问题中，它们都陷入意识形态的封闭圆圈中。那么难道说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就是“黑格尔同古典哲学的关系”，就是同一个理论总问题？“难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完备，只不过有些不足和缺陷，马克思只是做了某些补充，增加了某些内容，完成了整个工作，使之变得完美无缺吗？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不可能产生对《资本论》的阅读的错误，因为马克思的对象不过就是李嘉图的对象。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李嘉图到马克思的历史就是没有断裂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会产生任何问题。”[8]而正像前文分析劳动与劳动力时所说的一样，马克思是通过症候阅读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空白、沉默中看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答案中的问题的空缺，从而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完成了问题式的变更。这种理论问题的变革不再是透过栅栏的看和遗漏补缺，而是理论对象的变革，是整个理论框架的变革。
其次，具体到方法上，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就是作为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推动力量。把“李嘉图黑格尔化”的理解非反思地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一结合就会产生出马克思的革命性认识。“这种辩证法又被理解为从黑格尔那里引入并应用于李嘉图著作中已经存在的对象的方法。马克思只是由于他的伟大天才完成了这种幸运的结合，而且十分幸运的是这种结合没有历史。”[9]然而真正的理论困难却被忽视了，这个理论困难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的问题，是把唯心主义颠倒为唯物主义的“颠倒”的理解问题。阿尔都塞认为颠倒不是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的颠来倒去，而是根本的问题式变更——从黑格尔的一元辩证法改造为复杂结构中的决定作用。
因此，无论是从对象还是从方法上，把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作“使李嘉图黑格尔化”的理解都是同一个理论框架中的理解，这样理解马克思就抹煞了马克思的伟大变革，因为马克思在理论对象和理论方法上都不再囿于旧的框架了。马克思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变革，这种变革首要的就表现为理论对象[10]的变革，当然伴随的必然是理论方法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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