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和哲学基本态度的审美反思

第七章　作为生活和哲学基本态度的审美反思

现在我们可以将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在伦理问题上存在的困难概括为如下两点：首先，叔本华的伦理思想并没有在如何可能引导人们向善这一点上给出任何启示，而如果哲学不去思考如何引导人向善的问题，那么在哲学中谈论伦理和善将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对简单对象和初始命题存在的质疑使得他从前期的图像论转向了后期对语言游戏的研究。而失去了图像论中关于普遍有效的逻辑的假设，代之以只对某个游戏有效的语法规则之后，通过逻辑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并对界限之外的东西有所意识就不可能了。然而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中仍然反复强调伦理是不可说的。如果伦理的本质只能通过某种理论才能解释，那么伦理学的东西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伦理又与存在着的东西不无联系。正如神学中所说：神性与世界是分离的，但又被看做是一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将伦理解释为绝对的价值，解释为具有神性的，那么它与世界就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借助语言无法将伦理的本质解释清楚，但是在世界中确实可以显现出伦理。这仍然是早期哲学的观点，伦理作为不可言说的东西，在经验世界中可以显现却不能描述。为此他仍然需要有某种东西代替逻辑来划定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但是语言游戏并不像过去所设想的那样是统一的，有诸多的游戏以不同的方式与世界发生关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给出语言游戏的规则，从而窥见世界的界限。那么在经验世界中显示绝对的伦理价值又如何可能？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中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能同时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从早期的图像论转向游戏说之后，代替逻辑的概念是语法，或者说语法规则。语法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早期哲学赋予逻辑的特征。首先正如逻辑是具体的描述得以可能的前提，语法也是某个语言游戏中具体的步骤的根据，它们独立于用语言所描述的事实，并且是不可能进一步加以辩护的，也就是说语法规则不能得到逻辑根据。我们如果想进入语言游戏就必须遵从先在的规则，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词的意义，或者说词所指称的现实规定了语法，相反，是语法规定了词的意义。作为普遍的规则，它不是通过描述，而是在应用中显现自身。其次，就像逻辑预设了对象的存在却不包含对象的偶然性质一样，语法既然是实在投射在命题这一图像上的投射规则，其中包括对名称与对象的对应关系的规定，因此指示定义事实上属于语法规则。从这种意义上讲，语法同样包含了对象的存在，而不包含对象的偶然性质。这就说明语法像逻辑一样是描述现象的先在规则，而且这种规则不仅仅是形式层面的，而且包含了内容的非经验的方面。最后，正如逻辑规定了逻辑空间中的一切事态，语法作为游戏规则也规定了这个游戏的一切可能性。规则给出了它所规定的体系某种自由度，告诉我们哪一种结合是允许的，哪一种是不允许的。知道规则，就知道了规则所规定的整个系统。掌握了语法规则就可以说出规则规定的范围内任何可能的话语。所以说，知识就是知识之水不断流出的蓄水池。所以说，语法中没有空白，语法永远是完全的（WVC，p.216，PG，pp.49、114-115、126-127、LWL，pp.16、17、41、46-47、48）。它像逻辑一样具有先在的、对内容的非经验层面的规定性和对系统整体的限定性，唯一和逻辑不同的是：它只对它所规定的语言游戏有效，而不是任何意义上对整个世界有效。

通过对逻辑的把握，我们能够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意识到世界的界限和界限之外的不可说之物，包括伦理。那么语法是否也能通过对界限的意识而将我们引向伦理这一不可说之物呢？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回顾维特根斯坦对伦理上绝对的善的看法。维特根斯坦像叔本华一样将绝对的善看做是人站在意志自身的立场上对生命意志的否定，是由个体的立场转向自在之物，或者说世界之整体的立场造成的。叔本华认为：我们认识的经验世界属于表象的世界，因此对经验世界的描述无论如何不可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在之物，因此这种认识无助于我们转向绝对的善。这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中通过可说与不可说的区分也有所表现，也就是说：对可说之物的言说无助于我们站在世界之整体或者说意志自身的视角上看问题。现在虽然由语法代替了逻辑，但是关于伦理无法通过对世界的描述加以表达这一点仍然得到了坚持，无论在何种语言游戏中描述世界，我们所描述的只是世界之中的某种事实，而世界自身，乃至于整个的语言游戏并不能通过描述加以表现。因此伦理上的绝对价值是在诸种语法所规定的语言游戏的界限之外的。然而与前期哲学不同，逻辑一劳永逸地规定了世界的界限以及世界之外的东西，而语法规则既然只对某个语言游戏有效，那么它所规定的就只是这个游戏的界限，而要给出世界的界限，并由此意识到界限之外的伦理价值，就不可能只通过对某些语法规则的考察来实现。那么语法如何帮助我们实现对界限之外的伦理价值的意识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审美问题逐渐步入了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