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理想和反思的限度

二、生活的理想和反思的限度

自胡塞尔后期哲学提出“生活世界”这个有些神秘的词以来，20世纪西方哲学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不仅是哲学的理论内容和倾向转向了生存论、新实用主义，哲学的自我理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哲学与生活的联系、哲学的生活世界之根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为我们思考中西哲学的差异与融合也提供了新的视域，从生活方式、生活理想及其哲学反思的样式去会通中西哲学，也许能为当代哲学注入某些活力，本文试作一粗浅的探索。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把哲学看做某种生活方式的辩护，并从生活效用的要求提出哲学反思的限度。哲学辩护某种生活方式，即是对该生活方式的理性化证明，该生活方式不管是既定的，还是理想的，总是先于哲学形态的。哲学反思或后思非但后于生活方式，并且在生活方式和人们生活行为的效用要求方面也有一定的限度，无限的反思不能成为生活的支撑，反而使生活和行为成为不可能。因此，哲学对生活方式的合理化必是相对有效的。这种朴素的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原本并不玄奥，何以迟至20世纪才在西方哲学中获得洞察并产生普遍性的回应？用海德格尔的表述方式，这里肯定有哲学的遮蔽，以致造成了对某种重要东西的遗忘。

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史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很难为某种宏观的概括和思辨的逻辑所包容。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是否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是否两千多年实体本体论？是否两千多年对存在意义的遗忘？是否两千多年的镜子哲学？是否两千多年遮蔽了生活之根的哲学？由于哲学家个性的多样性和哲学思考的多种维度使任何肯定的概括都能找到反例，但哲学和哲学史理论研究的要求又总是需要某种理论概括的引导，只要我们记住这种概括是哲学史的地图而不是实际的哲学史本身，就仍可追问和尝试回答某些概括性的问题。那么，西方两千多年哲学是否遗忘了它的生活之根？如果是，其根由是什么？

任何民族的哲学原本是基于生活和面向生活的理性思考，古希腊哲学亦是如此。在自然哲学的断简残篇中我们看到的是原始的质朴的对生活和自然的沉思：“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是由鱼变来的。”据海德格尔注释，后来译为拉丁词的自然(physis)，在希腊文中原义指“从自身绽放的东西”，绽放是从某种原始的掩蔽状态绽放出来的，它包含着生成、生长、变易的含义，而非指我们今天领会到的作为既定存在，作为对象的自然。^[1]如此生动的具有活力的存在领会显然包含着对生命和生活的自觉。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试图对生活方式做出理性的说明，他的讽刺的辩证法不仅要追问伦理生活的可靠根基，而且是对清明的理性的生活样式的示范。爱智慧不仅是源于对自然的惊奇和震惊，不仅是自由人的美德或偏好，而且是唯一值得生活的普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是清楚明白地生活的基本保障，由此定下了西方两千多年理智生活的基调。

苏格拉底之后的西方哲学并没有完全遗忘哲学的生活基础，但却少有把生活信念和理想与自己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存在哲学家。对生活伦理基础的普遍性的寻求，逐渐导向对宇宙原理、神性的追寻。亚里士多德把最高智慧定义为对所有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了解，从此西方哲学的主导形态成为客观知识形态，哲学活动成为学院化的、职业化的活动，哲学家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存在方式，哲学与生活的联系逐渐退出了哲学的历史记忆。从西方哲学的理论内容说，它仍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不可能真正斩断与世俗生活的血脉关联，哲学理论也总是曲折地辩护着某种生活理想。但客观知识形态的庞大的文本积累，哲学史开放着的问题结构，已经先行规定了哲学家的理解视域，已经先行确定了哲学家的认识立场。学院化、术语化的话语方式必然把哲学家引向学院化、职业化的存在方式。哲学家来自生活的信念和理想必得经过哲学史本文的术语化作用曲折地表示出来，哲学与生活的直接联系晦暗起来，哲学作为生活方式辩护的实质、哲学内含的生活理想逐渐在哲学家的理论构造中失去了自觉。

哲学与生活的疏离，一方面使哲学本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一方面使哲学与日常生活方式的意欲、需求和理想隔阂起来，从而使哲学必须在自身中寻得创造的冲动。哲学史本文敞开着的问题结构和哲学史问题的知识论导向使西方哲学如脱缰野马陷入无限理性的追逐中。至黑格尔哲学，这种无限理性结束在世界自我意识的庞大体系中，黑格尔以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哲学原则封闭了哲学问题的开放性，而实证科学的兴起也取消了哲学思辨在具体科学问题上的发言权，哲学在双重意义上终结了，哲学问题和哲学的动力消失了。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面向事情本身的知识论提问已由科学完成，哲学终结了，思想的任务却仍在，哲学仍需面对生活而回到思想的深邃处去思存在者和理性得以显现的空灵。但黑格尔哲学衰落之初的哲学反应却不是思而是行。早在1824年，喜欢黑格尔的讲课但不想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青年费尔巴哈就在思考超越黑格尔的途径，几年后在他给黑格尔的一封信中宣称已经找到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即观念的现实化、世界化，或者叫做纯逻各斯的具体化。^[2]费尔巴哈哲学即已包含着哲学走向现实、走向生活的强烈冲动，至青年马克思则明确地提出一种实践哲学论纲，让理性之光照亮世界，让世界成为哲学的世界，其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黑格尔哲学只是理论的人本主义，新哲学则是实践的人本主义，亦即通过对私有制的扬弃实现共产主义。至此西方哲学复归为对生活理想、人的理想生活方式的激烈辩护，所以说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即是共产主义世界观。

生活的理想和渴望、生存论的焦虑和谋划，本来就是压倒对自然的惊奇和震惊的更为强烈的哲学动机，随着宗教的衰落和科学的兴起，哲学终于找到本己的事情。当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学说日益鲜明地显示出与生活方式的关联：即便是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经验主义，也认为哲学虽不具有科学的意义却可能具有生活的意义。而纽拉特执笔的《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小组》一文则把逻辑经验主义的社会文化背景推上了前台：启蒙精神、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就是逻辑经验主义要为之辩护的生活方式。至于现象学、存在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都毫不遮掩其哲学的生活价值取向，哲学就是对理想生活方式的反思和论证。

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动机大多压倒认知动机，它们更自觉地反思和追究人格理想、社会理想，都是某种践履笃行的存在哲学和实践哲学，都渴望成为风行草偃的教化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在把对事物、存在者的认知任务交给实证科学之后，在从宗教的衰落中重新找到终极关怀、终极情感和先于科学的生活世界之后，无疑大大缩短了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交往间距，理解的视界更易融合，这为中西哲学更有意义的比较和会通提供了条件。

在中西哲学都更加自觉地体悟到哲学的生活世界之根以后，哲学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可以在生活方式的差异中得到部分解释。这既不是什么新的哲学发现，也不是什么打开魔宫的钥匙。其实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史研究法则就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逻辑公式套用到全部哲学史研究的一把钥匙，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按照解释学者的看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都是怀疑主义的解释学，破除掉近代哲学意识自明性的幻相，用社会存在说明包括哲学理论在内的社会意识，毫无疑问是马克思的重大科学发现，但是对社会存在，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公式化理解，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机械决定论解释，使唯物史观这一重要的解释学维度丧失了它的解释效力。从生活方式、生活世界的哲学之根理解中西哲学的变化、差异和会通亦是如此，它必须具体化为对具体生活方式及其生活理想的反思规定等实质性的哲学分析。

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生活世界或活的世界这些带来现代西方哲学重大转折的语词并没有严格规定的意义，也许因为它是非术语化、实体化、概念化的语词，它才能用模糊的意义唤起人们的存在经验和存在感受。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作为先于科学认识的整体性存在，显然不能用科学认识的方式去定义和把握，人只能内在于其中去体悟、感受以获得其模糊的意义整体。因此，考察生活方式、生活世界与哲学理论形态、哲学思维方式的关联，也不可能用科学因果律做出线性的说明。维特根斯坦明确地说出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的关联，说话方式作为人的外显行为表征着或归属于某种生存方式，或者说话方式就是某种生存方式，而语言游戏的不可通约或“家族相似”，意味着生存方式的多元的不可定义的特点。那么，如何从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这些模糊的前提去推究哲学理论的时代和民族差异？我们只能选取生活方式的价值取向和核心意义即生活理想作为思考哲学类型的生活根据。

现代西方哲学对两千多年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源于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憧憬，源于对工业化生活方式诸多弊病的厌恶，同时这些批判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西方传统哲学的生活方式的根基。按照伽达默尔，西方哲学源于沉思与行动的分离，古希腊自由人一旦从原始宗教信仰中挣脱出来，自我绽放、生成和持有的自然立即吸引了他们的思想，智者的沉思成为自由人的高贵的生活样式，而奴隶的劳作和生产行为直至费尔巴哈仍被看做卑污的谋利的活动，唯有思想才是高贵的。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人本自由，而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为学术而学术，为智慧而爱智慧，自由的学术思想脱离了行动的限制，其本身就成为生活的理想。这一方面使西方传统哲学发育了无限理性的信念，亦即胡塞尔所说的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使学术生活得到蓬勃的发展。另一方面，因为推动了生活方式和行动的根基，无限理性充满着内在的张力和焦虑，至中世纪以神学的绝对理性信仰使灵与肉、智与情、神性生活和世俗生活外在地粘合到一起。在我们看来，沉思与行动的分离却是哲学与生活方式的分离，哲学离开了世俗生活或大众生活的意欲、企盼和理想，也就失去了反思的限度，它或者在外在追求的恶无限中走向虚无，亦即反思设定的根据被不断地消解从而走向无化本体的学术过程；或者停在某种绝对理性的专断权威中不断地向世俗生活和外部世界扩张，要求现实生活神圣化、理性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要求其他民族的生活欧洲化。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思考一下胡塞尔所说的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或无限观念可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西方传统哲学的智者性格规定了它的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由于哲学与生活和行动的分离，它必须为自己设立理论的基点和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西方传统哲学是以自然和世界作为对象的认知理论，实体本体论是它的基本理论形态。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海德格尔哲学、解释学、德里达的解构哲学都是实体本体论的摧毁和解构，甚至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已开始了这一拆解过程。^[3]问题的要点似乎主要并不在于作为本体的实体是关系还是实体，而在于作为一种对象性理论，哲学形态必须设定某种对象性的实存，否则语词就失去了指称，认识就没有了对象，理论就丧失了存在论的根据。自亚里士多德始，他就在较为混乱的本体学说中触摸到了本体理论的基本逻辑，本体必是质料、形式与个体存在的统一，基督教哲学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学说是亚氏本体学说的神学运用，黑格尔的精神本体也是精神实体性、精神活动性和精神表现为现象存在的三位一体的本体论。任何合理形态的实体本体论也必定具有如下基本规定：(1)实体不是现象的杂多；(2)实体是属性和现象杂多的根据；(3)实体具有能动的表现为现象的能力；(4)实体表现现象的规律或原理。因此实体本体论是实体与关系、实体与活动及活动原理的统一整体。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学说经历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从理论论证上日益严谨，至黑格尔已经否定了本体的自身存在，本体只能存在于现象之中，所以把握本体的方法只能是辩证法；二是实体本体日益趋向能动和空灵，至黑格尔已经把知性思维用抽象共同点所建立的实体本体转化为诸逻辑环节有机统一的逻辑本体，近代西方哲学逐渐在对神学本体的人本化过程中把本体还归于人本身。这种马克思所说的理论的人本主义已逐渐消融了僵死的外在于人的实体规定。

按照我们的理解，西方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主要弊端在于脱离了生活世界之根，以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态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哲学思维方式，因而其哲学反思建构的本体，无论是实体、关系，还是某种规律或原理，都必然被设定为外在于人的对象性的实际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都是实体本体论。奎因的论文《论何物存在》实现了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根本转折，不是实际上何物存在，而是说何物存在，本体成为一种方便的实用的假定，本体论成为一种承诺。本体论与生活方式的关联在实用主义的解释中被凸显出来：唯物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是方便的有效的，因而是正确的；唯心主义在物理学研究中则更简便、经济，因而是正确的。把生活效用的维度引入本体论思考之中，固然可以使哲学反思的无限理性得到约束，使本体论沉思找到生活的凭借，使僵死的本体活化为生活的要求。然而实用主义所表达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仍是西方文化精神，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旨趣和义理仍是大不相同的。

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在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于哲学与生活的理想或疏离或亲切的不同关系，在于哲学对生活理想反思的不同向度和限度。说西方传统哲学的特点是由于深思与行动的分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在于知与行、认知与伦理的统一。从哲学的外在形态上看，中国传统哲学较少有系统的客观知识形态的理论著作，中国哲学也缺少学院化、职业化的传统，这些差异肯定有宗教的、制度的原因，但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差异可能是更为根本的。

如果说西方哲学有鲜明的智者性格，那么中国哲学则可以说有鲜明的贤者性格。中国哲学也有超然的天人玄想，但更重要的是为生民立命的世俗理想。中国哲学的伦理动机总是压倒科学认识的动机，其反思的指向是不离日用常行的伦理本体，而这一本体既不是实体化概念，也不是某种抽象的规律与原理，它往往被表达为一种理与气、理想与现实统一的气象和境界。即使是玄之又玄的道，也可被理解为感性化的大路、大道，以获得一种通达无碍的切实体会。同样，老子的玄奥的“无”也可具体化为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辨总是与现实的生活保持必要的张力，脱离生活理想的哲学反思往往被斥为虚浮任诞。作为对超越的生活理想的反思规定，中国哲学也必得运用思辨的逻辑，也必得有某种本体论和认识论，但逻辑、认识论这些术语却必须做出符合中国哲学本性的非术语化的理解，逻辑不是脱离思想内容的形式逻辑，认识不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性认识，本体不是独立实存的终极本原，这三者都被纳入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界的构建中，而不是运作在一种客观知识系统中。生活的理想、反思的指向从根本上规定了中西哲学的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按照这样的思路，中西哲学本体论的区别与会通，主要之点既不在于实体与非实体，甚至主要也不在于是物质本体、精神本体、自然本体与以人为本，而在于基于何种旨趣与动机，以何种思维方式构建本体论。因此，只有在本体是基于科学认识的要求，是以科学认识的思维方式指称、命名的本体的意义上，说西方哲学是实体本体论，中国哲学是非实体本体论才是有意义的。

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使我们更多地知道了西方哲学的一些深层问题，然而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潮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才使我们更多地懂得了西方哲学的一些事情。研究问题是知识论的态度，懂得事情则必须有生存论状态的体会和印证。因此，生活方式和生存论状态的呼唤才是哲学之思更为原始性的力量，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也是被呼唤的思，它被召唤出来以求澄清和照亮我们生活理想的混乱和迷惘。

东西哲学和文化的讨论已困扰我们一个世纪之久，从朴素的生活直觉说事情却很简单，即我们如何既能享有西方文明的物质生活而又不丢掉中国文化的精神生活，利与义、鱼和熊掌能否兼得？一百多年的探索使我们逐渐地认识到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是器械、技艺、学理、制度和哲学多层面统一的整体，很难截取某些层面嫁接到我们的文化母体上，于是矛盾和焦虑就更为深刻。以一种自然主义的豁达态度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承认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中，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日趋同一，服饰、饮食、娱乐和休闲的日常生活也渐趋齐一，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以经济理性的形式成为市场经济的普遍的思维方式，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成为新的权威话语方式。总之，人们的生活方式、说话方式、思维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日趋世界一体化。如果这是人们普遍的生活理想，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也不必固执民族文化情结而以东西有对立的思维方式顽固地抗拒。所幸的是，流行的未必就是好的，生活方式中自发孕育的价值取向总是受到哲学反思的批判和矫正。贝尔自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也许正处在自我超越的转变中。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放心地向西方学习，当然既要学它的经济上的激进主义，也要学它的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此外，我们也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深思一番，除了许多已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涉的文化典籍，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我们还有多少优秀的具有活力的本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生活理想也许要通过西方文化的中介才能被唤醒和召回。

中国现代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是思考中西哲学比较的生活之根，在一种矛盾的生存方式中孕育着相互冲突的生活理想，而反思生活理想的中国哲学也必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才能澄清生活的迷惘。从本体论、认识论或思维方式的不同论域都可做出会通中西哲学的尝试，我们认为从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生活理想的反思入手是更为基础性的工作，辩证法是哲学反思的最适用方法。这既是由中国人目前的生存状态所规定的，也是由我们对哲学性质的理解所规定的。

辩证法在黑格尔的理解中就是思辨的方法，也就是哲学的方法。这是在近代科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纷纷从哲学中分立出去、实证科学的方法已臻成熟之后，西方哲学最有意义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以至黑格尔哲学衰落百年之后，伽达默尔认为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仍在黑格尔身边流连。^[4]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教训是，哲学如果不能挣脱科学方法的诱惑，盲目效法精密自然科学方法，或者只能取消哲学，或者陷入反理性主义的精神困倦。哲学若对生活和世界作反思的思辨的把握，其理论形态只能是辩证的。哲学作为追根究底的无限思维，无论是追究科学认识的绝对可靠基础，即所谓阿基米德点，还是追究伦理生活的最高根据，抑或是追究世界存在的终极本体，反思的指向，无论是返身自求，还是向外追索，都必然是在经验之中寻求经验的根据，在有限中思考或体验无限的存在、哲学的此种超越本性亦即是辩证的本性。因此，在剔除掉以实证科学认知方式所建构的哲学理论内容之后的西方哲学，剔除掉以某种伦理原则所建立的具体伦理规范之后的东方哲学，都是辩证法的哲学，辩证法是中西哲学的真正的哲学层面的交汇之处。

辩证法的无限思维源于人的超越本性，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本性，黑格尔所说的理性魔力，都意味着人是一种哲学的类存在。在不同的文明水平上、在不同的民族生活方式之中，生活的理想总获得反思的哲学表达。但哲学反思的向度和限度也总是受到生活方式的先验定向，基于生活方式的生活理想作为更原始的精神力量规定了辩证法理论的不同形态。在辩证法的理论视野中中西哲学的差异并未泯除，但其可以沟通和会通之处相对地更为具体，二者的差异和隔碍更易通达。

唐君毅先生几十年前讲过，西方哲学的辩证法是向外追逐的辩证法，中国哲学的辩证法是返本内求的辩证法。这种反思取向的差异至为重要。向外索求的辩证法根源于沉思与生活行动的分离，根源于脱离了行动限制的由惊奇或震惊引起的求知欲望。脱离了对自我生命和生存论状态的情感体验，脱离了来自生活方式的意欲和意志冲动，向外追求的哲学思辨必然把自然作为既定的对象、把自我抽象为认知的主体，从而确立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知识论思维模式。这也决定了其哲学本体论的思路，或者按照因果律的思路去追究世界的本原或始基，亦即第一因，这实是宇宙发生学的问题；或者按照实体属性的思路去追究宇宙的最终构成单位，这实是物质结构层次理论，这两种思路的探索在现代都成为实证科学的内容，从而表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长期曾是以自然科学的认知方式为主导的，它确实遗忘了对人而言的存在的意义。离开生存论的存在论或本体论追究，无法得到内在的、切己的明证性，只能获得某种知识的确定性，所以它必然随着知识的进步而不断拆解和重构，表现出永远无法获得最终真实的焦虑。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实质是自我意识的辩证法，按照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概括，它的根本任务是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其途径是自然精神化、精神自然化，从而弥合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分裂，超出主客二元对立的科学思维模式。但由于黑格尔哲学仍缺少生存论的自觉，它对人的欲望、情感、意志都作了逻辑化的处理，历史主义的、发生学的逻辑化方法，把个体的现实生活纳入无人身的普遍理性之中，造成了对存在意义的新的遮蔽，从根本上说，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奠基于自我意识，实质仍是向外寻求的辩证法。

中国传统哲学的显著特色是生存论的关怀和返本自求的致思取向。这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生命价值的高度自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是一切创造的源泉，人的自然情欲的自然实现是伦理生活的实质，人与人之间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同情、通情是伦理生活的基础，中国哲学鲜少有禁欲主义的倾向，相反，某些脱离了人的自然情感的僵死的文明规范却是哲学反思破解的对象。真情、真性、真心等，总是中国哲学维护的极高价值。其次，中国哲学并不是对生活无反思的自然主义，它在内在论的基础上倡扬生活的理想和文化的价值。文化并不是用知性思维方式反思出来的规定并进而把其制度化、对象化的外在规范，而是自然情感固有的自我实现中的自身制约、自我升华和自我教化。所以，超越的理想、形上的根据、伦理的准则都不假外求，所谓“求仁在己”、“尽性知天”等，都可得到当下即是的内在证明。中国哲学的本体不是知性理性的设定和建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活意义的最高觉解，所谓天命、天理、道等都可在自由的澄明的心怀中得到明明白白的确证。这并非说中国哲学的反思意识没有自觉到情与理、内与外、己与人、人与天等复杂的矛盾，而是要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境界化解这些矛盾。梁漱溟先生十分赞赏儒家的“和乐”精神，显然这也属于他所说的早熟的哲学智慧。确实在中国历史的实际生活中可能只有极少数圣人智者真的能够体悟和达到如许境界。知性思维作为人类思维固有的环节和倾向也不可避免地表现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中。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知性表现不是在科学技术的文化形式中，而是把原本生动活泼、合情合理的生命意义领悟知性化、僵死化为人伦规范和政治秩序，“以理杀人”并非是危言耸听的偏激之辞。所以，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就其境界说是极高明的，而就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程度和规范力量来说往往又是极其有限和软弱的。原本与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十分切近的中国哲学却往往与实际生活大相径庭，从而“乡愿”、“伪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较为普遍的畸形人格。

辩证法作为对生活方式既切近又超越的反思，就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理想。^[5]辩证法要发挥它的教化作用，必得自觉切近人们的生存状态，体察到时代生活的根本激动，并以此作为反思的限度。实用主义的哲学观过于贴近生活，以无批判的态度认同生活方式，实际即取消了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想和境界可能又过于高远，在当代尤难真诚地践履。中国哲学的高远，从根本上说在于缺少知性思维的认知环节，缺少指向公共性、客观性的知识确定性，直指人心固然可以使觉悟者心领神会，却不能使愚顽者有所遵循。其实知性思维是日常生活的普遍态度，功利主义是本能的价值取向，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以理性化、制度化的规范对其进行整合和调节，哲学也应为此提供科学理性的支持。但哲学在本性上又是超越的，它必须对知性思维的确定性、对科学理性反思向度进行消解和提升。如此看来，中西哲学在辩证法层面的会通是和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西方哲学的科学理性精神，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需要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二者都可能在各取所需中发展自己的哲学传统。这是需要中西哲学家用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逐渐充实起来的一项大业，本文作者由于学养的局限只能提出一个可能的研究思路，其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注释】

[1]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0页。

[2]苗力田编译：《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3]［德］伽达默尔著，孙周兴译：《摧毁与解构》，《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

[4]［德］伽达默尔著，邓晓芒译：《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

[5]孙利天：《论辩证法的人生态度和理想》，《新华文摘》，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