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

第二节　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

谈到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态度，首先必须回顾一下科学技术在近、现代的迅速发展和急剧演变。近代科学技术从16世纪起，逐渐取得越来越大的发展。到19世纪末，这种发展已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拥有空前强大的手段用以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和利用自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以达尔文等人为代表的进化论者或进化论哲学家，都一致强调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作用，为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思潮奠定了基础。

可是，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出来。到19世纪下半叶，人们已明显地看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原始积累过程中劳动阶层受到的种种苦难。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人民在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方面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千百万个人丧失生命，千万个家庭流离失所，这些社会现实促使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19世纪下半叶，以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者，已开始批判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祸害。他们谴责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自然界遭到掠夺和破坏，人性遭到扭曲和摧残，宗教和道德遭到破坏，由此形成以后不断壮大的人本主义思潮。到20世纪上半叶，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提出了更加系统深入的批判。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也发起声势浩大的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运动，参加到批判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的队伍中。

维特根斯坦对科学技术的看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前期和后期的看法有很大的转变。在前期，他对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作了肯定的评价，而这与他的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有关。他出身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工程师，后来成为奥地利钢铁工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本人在中学时期对物理学和数学深感兴趣，后又在柏林高等技术学校学习机械制造，其后又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设计飞机的喷射器和推进器，而这与数学密切相关，于是他的兴趣转向纯数学，后来又转向数学的哲学基础，跟随罗素攻读数理逻辑。他的家庭环境和十多年的学习生活，使他在其活动前期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作出肯定的评价。在其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中，他主张把一切可以言说的事物交给科学去研究，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是真正的命题。

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科学技术的看法逐渐从肯定的态度转向批判的态度。这种转变既与他后期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他接受一些人本主义思想家的影响有关。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特根斯坦在奥军中服役三年左右，亲身经历战争折磨，后又被意军俘虏，经历了一年多的战俘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遭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好得多，只在英国一家医院做战时服务工作，但他自然也会体会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使他大大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看法。另一方面，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本主义思想家对他的思想的影响，也对这种转变起了巨大的作用。关于这种影响，将在后面一些章节中详述，这里就从略了。

前面谈到，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除了对不可言说的事物必须保持沉默之外，可以把一切可以言说的事物交给科学去处理，但他同时也指出科学不能解答人生问题。他说：“我们感到，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解决，我们的人生问题还是全然没有触及。”（v.1，p.263，§6.52）因为，他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不可言说的，它们显示自身，它们是神秘的东西，不能借助于科学技术加以解答。这就是说，即使在前期，他也认为科学的作用是有限的。到了后期，他进一步认为，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不可能有重大的、本质的问题。他说：“按照旧观点——大致是西方（伟大的）哲学家们的观点，从科学的意义上说有两类问题：本质的、重大的、普遍的问题和非本质的、仿佛是偶然的问题。与此相反，按照我们的观点，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不可能有重大的、本质的问题。”（v.11，p.16）对于科学家的成就，他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强调他们提出了某些重要的科学理论，而是从哲学角度强调他们提出了某些新观点。他说：“哥白尼或者达尔文的真正功绩，不是他们发现了一种真实的理论，而是他们发现了一种富有成果的新观点。”（v.11，p.26）

对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他一方面承认科学对客观实在的研究有助于使哲学家不必去研究虚无飘渺的虚构之物。他说：“科学的进步是否有益于哲学?肯定如此。已发现的实在减轻了哲学家去虚构各种可能性的任务。”（v.10，p.154，§807）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科学的发展不利于哲学的发展，例如，科学家取得的成就使哲学家也想把科学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说明或解释，而不是归结为描述，并使哲学家混淆概念问题与经验问题的界限。

对于他自己的哲学著作是否能获得科学家们的理解和赞同，维特根斯坦持怀疑态度，并表示这一点对他而言无关紧要。因为，他的目标不同于科学家们的目标，他的思想方式也不同于科学家的思想方式。他说：“是否我的著作能被一个典型的西方科学家理解或赏识，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根本不理解我据以写作的那种精神。”（v.11，p.11）他甚至认为：“在我看来，十分可能的是，那些读过我的著作的科学家和数学家，正是因此而严重地影响他们的工作方式。”（v.11.p.85）

对于自然事物与科学产物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强调自然事物优越于科学产物，认为前者是美丽的，后者是丑陋的。他说：“当人们发现一种花或一种动物丑陋时，人们往往说它们像人工制品。他们说：‘它们看上去像’……这句话阐明了‘丑陋的’和‘美丽的’，这两个词的意义。”（v.11，p.16）他主张人们要摆脱科学的束缚，返回自然，到不受羁绊的自然界里汲取教益。他说：“歌德轻视实验室的实验，规劝人们走出去，从不受约束的自然界那里汲取效益，难道这个（被错误地加以理解的）假设就是对真理的歪曲吗?”（v.11，p.16）

维特根斯坦认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受到科学理论的约束，往往机械地依照科学程序进行思考，不能自由地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他看来，人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会谈到各种事物，提出许多看法，可是不知道这些看法在这种研究中起什么作用。因为，人们在谈论每个事物时并不是都有一个自觉的目的，而是漫不经心地谈论着。他说：“我们的思想进入一种确定的程序后，我们就会按照我们学会的技巧自动地从一个思想转入另一个思想。现在，我们应当检查一下我们所谈论的事物。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没有推动我们的目标甚至反而阻碍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活动，现在我们必须从哲学上澄清我们的思想过程。”（v.11，p.88）

科学主义者大多推崇科学方法，把科学方法看做惟一正确的方法，使之处于惟我独尊的地位，而把其他方法贬低到低下的、没有价值的地位。与此相反，维特根斯坦不仅反对把科学方法应用于哲学领域，而且否认科学方法具有这种惟我独尊的地位。他把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描述为：“一种方法把所有其他方法推到一边。与这种方法相比，所有其他的方法似乎都没有价值，至多只不过处于初始阶段。”（v.11，p.83）科学主义者一般都相信科学家运用其科学方法，能够对事物的发展作出或多或少准确的预测，并强调事物的可知性。与此相反，维特根斯坦也对他们的这种信念表示怀疑，否认科学家具有这种预测能力。他说：“科学家的态度多么奇怪：‘我们不知道这个；但它是可知的，人们将知道它，这只是时间问题!’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v.11，p.56）他还否认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他说：“谁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呢?我敢肯定即使绝对聪明的人也对这些规律毫无所知。”（v.11，p.83）他甚至认为：“相信下面这些说法并不荒谬：科学技术时代是人类末日的开端；关于巨大进步的想法也如真理最终将被认识这种想法一样，都是幻想；科学知识中没有任何美好的或者值得期盼的东西；追求科学知识的人类将会落入陷阱。情况并非如此，这一点却不是清楚明白的。”（v.11，p.77）

对于科学给社会带来的灾害，他强调科学技术造成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发财致富，成为百万富翁，另一部分人穷困潦倒，入不糊口。他说：“科学：使人们发财致富和穷困潦倒。”（v.11，p.83）他还强调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他说：“也许，在科学和工业引起无限痛苦之后将使世界统一起来，我的意思是使世界凝结为一个单一的组织，在那里，和平当然是最后一个找到归宿的事物。因为，科学和工业的确决定了战争，或者说看起来似乎是如此。”（v.11，p.86）在对科学的社会影响持悲观态度的人们中间，有些人推测科学和工业即将崩溃。维特根斯坦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科学和工业以及它们的进步可能成为现代世界中最为持久的事情。对于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来说，任何关于科学和工业即将崩溃的推测都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维特根斯坦虽然认为科学和工业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战争，却对原子弹战争持一种与众不同的奇特态度。他没有坚决反对原子弹战争，反而认为原子弹战争是“一种真正有疗效的药物”，因为它提出这样一种前景，即“那种令人厌恶的、肥皂沫似的科学将会告一终结，将会遭到摧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罗素、爱因斯坦等一大批科学家和哲学家联名反对原子弹战争时，他却把那些反对生产原子弹的人诋毁为“知识分子的渣滓”。他甚至说：“目前民众对原子弹所怀有的或者无论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几乎表明人们终于发现一种真正有疗效的药物。这种恐惧至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存在着某种真正有疗效的苦药。我不禁想到，如果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珍视之物，市侩们就不会这样大喊大叫。不过，这也可能是一种孩子般的想法，因为，我的全部意思其实不过是，原子弹提供了这样一种前景，即那种可怕的邪恶，也就是那种令人厌恶的、肥皂沫似的科学将会告一结束，将会遭到摧毁。当然，这并不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想法。可是，谁能说出在这种毁灭之后会出现什么?毫无疑问，现今那些鼓吹反对生产原子弹的人是知识分子中的渣滓。”（v.11，p.67）

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技术所持的这种批判态度，与欧洲大陆的人本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雅斯贝尔斯在1930年写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就谈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灾难。他强调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拥有的物质资源遭到越来越大、越来越彻底的开发，以致出现科学技术的手段最终将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全部耗尽，使人类陷入绝境，遭到毁灭。

胡塞尔在1936年发表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这篇著名讲演中，认为现代科学危机就表现在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从而使科学丧失生活意义。在他看来，随着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实证主义这种错误的唯理论思潮在学术界发生日益严重的影响，成为现代欧洲精神危机的根源。这种唯理论夸大理性、科学的作用，把自觉性和事实性置于首要地位，诱使人们忽视信仰、价值等等重大的人生问题。他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状态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改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3]这个问题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实证科学和实证主义对这个重大问题没有而且无力作出正确回答，因此必须对一切科学的科学性作认真严肃的批判。

胡塞尔的门生、存在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海德格尔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对实证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人类中心论在近代西方世界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按照这种理论，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主宰、自然界只不过是人类应通过科学和技术不断地加以征服、利用、探索的对象，根本不用考虑自然事物本身的生存权利。持这种理论的人没有认识到，对自然界的无限制的掠夺和破坏，也就是对人类本身的生存环境的掠夺和破坏，从而也就是对人类本身的严重危害。海德格尔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展开他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针对科学技术本身，而是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在他看来，在目前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人们在人类中心论这种传统观点的支配下，总是倾向于从科学技术所作用的对象这个角度去观察自然事物，也就是仅仅把自然事物看做一些有待于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去处理的原材料，把物质生产的需要看做衡量一切自然事物的惟一尺度，根本不考虑自然事物本身具有的权利和价值。因此，他强调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中心论这种错误观念，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和危害，必须予以严肃认真地批判。他在《技术问题》等著作中详细阐发了他的这个观点。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暴露得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在老一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的影响下，并结合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而逐渐形成的。这种批判与他的同时代人雅斯贝尔斯、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他对这种批判的论述比较零散，没有像他们那样作出相当系统、集中的论述。

【注释】

[1]O.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32，p.31.

[2]G.H.von Wright，“Wittgenstein in Relation to Its Times”，in Portraits of Wittgenstein.ed.by F.A.Flower，v.4，1999，p.211.

[3]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