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关于和平的理论

江泽民有关和平的理论是在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探索与思考，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既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有关和平的理论的主要观点、方法，又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路、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和平理论。

（一）进一步增强和平力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最早来源于1967年10月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的《阿尔及尔宪章》中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56]。1974年联合国召开第六次特别会议，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宣讲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发言中，邓小平还表示，中国赞同并支持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这次联大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57]。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58]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一主张，并将二者合在一起称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同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一道，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59] 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美国出席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时，全面阐述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涵，即包括：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 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江泽民指出：“这样的新秩序，是我们所要共同缔造的更美好世界的主要标志。”^[60]

同样是在联合国的会议上，2000年9月6日，江泽民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时再次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出呼吁。他指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未得到根本改变，要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战略性问题，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仍然任重道远。”^[61]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专门点到了维护世界和平的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各国要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这对维护世界和平极为重要；二是要营造共同安全，这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三是要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这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在不同的讲话中，江泽民还分别阐述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些重要内涵 。如江泽民在1999年8月指出，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62]；在1997年9月指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63]；在1999年9月指出，“中国和东盟都是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导者”^[64]；在2001年2月27日指出，“中国政府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贯重视和支持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对话和合作”^[65]等。

（二）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

在不同的国际场合中，江泽民通过引用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古语，阐述在“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思想。2002年10月，江泽民在访问美国的演讲中指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66] 2003年7月，江泽民在与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交谈时再次提到“君子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指出，“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67]。

江泽民倡导“和而不同”的和平理论，是为了因应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战略判断。冷战之后的世界将向何处去，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需要面对并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江泽民对此提出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趋势，并且认为，建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1993年1月13日，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详尽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其中关于和平问题，江泽民指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及其相互转化，取决于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的对比及消长……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上相互制衡的因素增多，和平力量进一步增长。”^[68]

世界多极化的基本依据是世界多样性。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在美国西雅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对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世界多样性是客观存在，应该正视它、适应它。这就要求各国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发展合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维持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为各国共同发展创造必要的国际环境。”^[69]1998年8月28日，江泽民对我国驻外使节详尽阐述了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他说：“多极化趋势，是在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来的。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这种多极化趋势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削弱、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有利于争取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的世纪。”^[70]

（三）积极营造和平环境，努力建立新安全观、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地区关系

和平问题与安全问题并不完全相同，但又密不可分。和平离不开安全，安全可以保障和平。为了营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江泽民提出了新安全观，并努力推动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地区关系，在和平问题上发挥了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出席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发表了题为《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明确提出“新安全观”。他指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江泽民还指出，运用新安全观维护和平，其政治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经济保证是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正确途径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71]

“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地区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建立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的。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江泽民讲话指出，“上海五国”进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它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72]

2001年7月，江泽民受邀访俄，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开启了中俄关系发展史上新的篇章。《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是核心思想是：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长期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江泽民由此进一步丰富了“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国家关系”的内涵。江泽民指出，这种“新型国家关系”是“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从各自国家建设的战略需要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出发，决定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