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检验真理不应该首先检验人，而应该首先检验他的反映

真理是人的意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真理与人有必然的联系。真理与人的关系、真理标准与人的关系，是人反映产生真理、掌握、运用真理作真理标准检验确定真理，规范真理的关系。这样，真理与人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检验真理必须检验人，因为真理都是人的意识反映产生的，都是人所拥有的。检验真理需要的时间、地点、人证、物证、口供这 “五合”证据要素都涉及人，最终也要把真理和错误判给人。所以，检验真理不能不检验人的意识而涉及人。但是，检验真理不应该首先检验人，而应该首先检验人的意识反映。我们不能不首先检验反映，而看看是什么人反映就不检验反映。美国的威廉·詹姆斯说过：“你只能指望哲学家做一件事，那就是反驳其他哲学家。”这话很不辩证，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检验伟人的反映，不反驳哲学家的错误，真正的哲学理论就没有意义了。哲学由于推断的本质存在，附上了辩证思维的判断和批判形式。判断和批判不能首先就不要是非标准的判断和批判，而应该在是非标准的衡量下对社会的一切进行判断和批判。判断和批判是哲学的本质、作用、任务和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社会判断和批判的哲学。“判断”和 “批判”这两个词，按中国汉字结构看有斧子刀子，显得有点杀气腾腾。其实，“判”是把事物分开来，“断”是把事物分开确定，“批判”是用手比对后确定。判断和批判并非都是去砍杀什么东西，但判断和批判也并不都是谦逊和温良恭俭让。是否谦逊和温良恭俭让的判断和批判，取决于判断和批判的对象。因为判断和批判随对象的情形选择着它的形状。所以，对人和事物并不是能不能判断和批判的问题，而是判断和批判的意识问题，即用哲学的还是非哲学的判断和批判问题。正确的判断和批判，是哲学真理的判断和批判。判断和批判是社会存在的人类思想反映现象。我们祖宗的一切正确错误也逃脱不了判断和批判。没有社会的判断和批判，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只是哲学要求的判断和批判，应该是辨别和证明真理的唯物辩证法的判断和批判。

检验真理不应该首先检验人的问题，本来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这么一种情况，看待一个人的观点和行为好坏，正确不正确，不是以那个人的观点和行为 （即反映）为检验对象，而是以反映人的相貌、文化、民族，宗教派别、阶级成分、社会地位，甚至以性别为检验对象、检验标准。这种情况不论古今中外都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中国，封建君主制、封建家长制壁垒森严，那时的思想和行为标准是以等级划分的。下级的行为标准是上级的意志，最权威的标准是神化了的君主意识。提倡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什么是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呢？“纲”，就是网的总绳，比喻君主是臣这个网目的统领、标准。这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张网目的 “妻”，即广大妇女，在社会上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政治上就没有什么权利。在判断她们观点的时候，就以 “妇人之道”以蔽之。这种社会现象实际就是检验人的反映不是检验反映的本身，而是检验人。因为妇女也是人，以人为检验的标准 （纲就是标准），作出 “头发长，见识短”“妇人之见”“女人无理”的判断。

真理的前提是认识。认识不只是被称为 “天才”和 “智者”的才能认识。席勒说得对：“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信仰的话》，第40页）检验真理首先检验人，就会以人为标准。以人为标准的另一种说法是：“以人为据。”“以人为据”，《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的解释是：“不能推出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证明或反驳一个论题时，以提出该论题的人的身份、地位、品质为论据，而这些论据和论题本身的真假并没有必然联系。如在证明一个论题时说，这是某某权威人物讲的，以此作为论据。”这种以人为标准的检验真理方法是不科学的。科学的方法不相信只有真理没有错误的圣人，也不相信只有错误没有真理的贱人。“是非所在，不以贵贱尊卑论也。”（《淮南子·主术训》）圣人们也说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历史上被称为 “万世师表”的孔子没有错误吗？叶公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人家的羊，他出来作证。”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就在其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要说执行 “株连九族”酷刑的古代社会，就是任何社会都是以 “盗所隐器，与盗同罪”为法律的。孔子的这种观点怎么会是正确的呢？孟子不辩证地一概否定杨朱、墨翟的学说，不认识本质性和非本质性的差别，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这不是过错吗？他们的送礼观、厚葬观不是已过时了吗？怎么能以他们的圣为圣呢？还把他们分为 “圣”和 “亚圣”等级。如此划分，今后的 “圣”又以什么划分呢？难道今后就不出圣人了吗？现在的时代，已经是天上有飞机，地下有火车，战争不再是面对面肉搏的时代，而我们还在 “雷公电母”的偶像前顶礼膜拜，这不是落后点了吗？大家都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社会靠什么发展？当然，我不是说不要古代的东西，只是说不能 “厚古薄今”，也不能 “厚今薄古”。各时代的情况不同，各时代的人的贡献也不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不能轻视伟人。郁达夫说得对：“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文集》第4卷，第63页）但不要被打着学圣人的旗号理都不讲，骗人钱财的谎言蒙蔽了眼睛，看不见今后的伟大人物出现。孟子认为 “位卑不可论高，为政不能得罪巨室”，这是错误的。检验真理确实存在检验人，但不能 “以人为据”首先检验人。

检验真理不能因为先检验人就否定人家的真理，或者肯定人家的真理，这是血的教训让我们懂得的真理。过去，人们总是喜欢把人分等级。元朝把人分为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总是把圣人级、伟人级、导师级、无产阶级的人级、教主级认为是没有错误的人级，而把资产阶级的人级、教徒级认为是只有错误，没有真理的人级。“文革”中把知识分子称为什么也不是的 “臭老九”。过去像规定 《圣经》不能解释一样，对伟人级、导师级的主义、思想不可改变。其实，名称不同，不然都是他们的意识反映。这些反映，有的在作出时就是错误，有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情况变化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把任何人的任何反映都看成是真而不假的或假而不真的都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自己的理论要符合现实，检验他们的理论的唯一标准是符合现实（见 《列宁选集》第1卷，第30、43、51、58、59、77页）。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说识别能力比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要强。但直到今天，正确的哲学观点总是受打击受压制，而错误的理论反而常常会受到奖励和表彰，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检验真理只是检验人、检验文凭，即只看是谁反映的，有没有文凭的人反映的，而不是检验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如果我们以 “伟大”作真理标准，会像曾经阻碍过科学进步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样成为科学进步的障碍。毛泽东说过：“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检验真理不能首先检验人，而应该首先检验他的反映和被反映。看他说什么，做什么；他说的做的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符合人类利益。也就是应该首先检验人的实践。因为反映也包括实践，没有实践的活动就没有意识的反映。没有意识的反映就没有真理。现在社会，追求一性物质享受的比追求二性物质享受的多得多，追求到一性物质享受的成了社会名人。以此效尤，“名人效应”在社会生活中成了一种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的 “追星”倾向。“追星”倾向，产生了盲目崇拜的恶劣后果。殊不知 “名人效应”的伪科学，比名人的伪科学还危害。某网站的创始人拜访魔法大师后发微博说：“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是用来证明真理的。”真是天大的谬误！科学不是真理，那么科学是伪真理；伪真理能证明真理吗？以此谬误说明，检验真理不应该首先检验人，而应该首先检验他的反映。否则，趋之若鹜的名人效应只能败坏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