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崑的易学哲学研究

就易学哲学来说，朱伯崑撰写的150多万字的四卷本皇皇巨著《易学哲学史》，^[218]无疑是易学哲学乃至中国哲学史在八九十年代的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完全可以和冯友兰的产生了世界影响的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相媲美。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部著作：（1）开辟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领域；（2）深化了对中国哲学的认识；（3）改变了关于中国哲学的一些习以为常的错误见解；（4）它可以进一步引出中国哲学是什么，各民族的哲学有什么特点，应该怎么研究等课题。学术界对这部著作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在《易学哲学史》问世后出版的不少中国哲学史通史，仍没有吸收他的结论。这是一个缺点。的确，消化和吸收朱伯崑的研究成果，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是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注定不可避免的一项任务。无视其他学者的重要成果，毋宁说是我们学术界的一个弱点。^[219]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是从冯友兰开始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产生世界影响的。冯友兰编著哲学史的方法，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220]这样做一个明显的后果，是打碎了中国学术的完整性，消解了中国哲学的特点，进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产生缺陷。比如，冯友兰研究程颐哲学，就没有深入论及《程氏易传》和“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可是，这个命题不仅对于程颐哲学，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哲学来说，都是非常根本的。朱伯崑在给冯友兰做助手时，曾经询问过冯友兰为什么未写《程氏易传》。冯友兰回答说易学有一套术语，需要做专门的研究；写哲学史只能抽取一些概念进行分析。^[221]此后朱伯崑萌发了研究易学哲学的想法。从中国哲学史学史上看，《易学哲学史》开拓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冯友兰之后的中国哲学史，做法无一例外与冯友兰相同，包括解放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著的哲学史。这样编写中国哲学史最大的问题是概念脱离了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可以说，这也是“哲学”这一外来“学科”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所带来的先天不足，必须靠我们后天的研究来弥补。就是说，必须通过对中国哲学的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以及学术背景的全面研究，尽量减少运用“哲学”这个概念切割中国哲学史料时抛下的下脚料，恢复中国哲学在它的文化历史背景中的原生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接近于中国哲学的原貌。《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历代围绕它的诠释浩若烟海，其中不少是属于哲学领域的。没有易学哲学背景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内涵单薄，甚至可能包含误解。比如，《易传》有筮法和哲学两套术语，如果我们对此没有一定的辨析，可能我们以为是哲学论述的话，有时不过是周易筮法的演绎。^[222]这也涉及一个方法论问题，即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研究中国哲学脱离不开经学的背景。放在易学哲学的背景下，我们对于许多中国哲学概念的理解，自然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可以说，从这门学科成立以来，就存在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认识，如中国哲学缺乏形上学传统，形上学不发达，逻辑思维不发达等。金岳霖、冯友兰都有此论。后来还有一种观点，是说中国哲学史上的本体论是基于对于伦理问题的解决，是伦理的本体化，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这些结论在中外学术界都有很大影响。但是，这些可以说都是没有研究易学哲学前提下所得出的结论，有极大的片面性。朱伯崑指出，近代与西方接触之前，中国哲学家是通过对《周易》的解释提高理论思维水平的。^[223]中国哲学史上与解《易》相结合，有一个独立的、线索分明的形上学系统。他指出：“历代易学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借中国古代哲学的术语说，既讲天道，又讲人事，而以探讨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中心。”^[224]他非常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传统和逻辑思维传统的形成、发展和特点。他说：“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中本体论的学说。本体论即存在论（Ontology），总是同形上学（Metaphysics）思维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思维开始于先秦老子。……其所谓‘道’，乃无名、无为、无欲的实体，即以形而上解释本原的东西，以有形、有名解释形而下即物理世界。但老子所理解的本原，乃‘天地之根’，指世界的原初实体……具有世界生成论或发生论的意义，尚未获得本体（Substance）的内涵。但其提出了形上学原则，后来影响颇大，经过庄学的阐发，到魏晋时期的王弼，终于将此原则推到本体论的领域，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命题。此命题是说，一切有形的个体，从天地到万物，都以无作为其存在的根据。其所谓‘无’，指无任何规定性的实体。”^[225]“宋明道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形态，从周敦颐到朱熹，再到王夫之，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思维形式，是通过易学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宋明哲学中的五大流派，即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功利学派，都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226]这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的结论，它廓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片面见解，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哲学，具有极大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汉易重象数，魏晋重义理。从汉易到魏晋易学哲学，是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易学哲学史》中关于王弼的易学哲学，从“自然无为”、“乾坤用形”、“动息则静”、“得意在忘象”、“释大衍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汉代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解释为宇宙生成论；太极或为混一不分的元气，或为太一，即北极星神，两仪为天地或阴阳二气，四象为四时、八卦为万物。王弼强调“象之所生，生于义”，得意忘象；取消了汉代易学的太极物象说，把挂一不用的“一”作为太极，此“一”不参与揲蓍，所以“无用”；又非四十九中之数，所以“非数”。筮法中的一是“无”，四十九根蓍草是“有”、天地万物；这样，“一”与“四十九”的关系就变为无和有的关系。无不具有特定的性质，所以能够作为万有存在的根据。这样就把生成论变成了本体论。王弼在天地之外、事物之上，筮法的四十九数之上，寻找个体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据，“以太极为世界本原，进而将太极观念玄学化，视其为虚无本体……将实体观念化”。^[227]汤用彤曾经说魏晋玄学是本体论，这是关于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论断。朱伯崑则通过易学哲学研究较为详细地阐明了王弼是如何把宇宙论变成本体论的，具体地揭示了中国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到本体论的思维进展过程，即中国哲学的本体化过程。需要说明的是，朱伯崑并未失去分寸地拔高王弼。他指出，王弼的太极本体居于万物之上，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已经达到后来程颐的体用一如。这就给王弼易学哲学一个恰当的定位。准确地评价一个哲学家，并非易事，需要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准确分析和对于通史的全盘把握，需要有通识和史才。缺乏通识和史才的个别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拔高”的倾向。

关于中国哲学形上学的发展线索，朱伯崑进一步指出，唐代孔颖达采纳郭象的说法，认为太极乃自然，即自然如此，这就取消了王弼的太极虚无说。孔氏指出，太极不在四十九之外，四十九合而未分为太极，自身展开分而为二，为两仪。这样，虚无和实有就结合在一起了，“为从王、韩的贵无到程朱的理本论准备了前提”。程颐一方面继承了王弼的取义说，以义理统帅物象，“以一理代替太极的虚无解释世界的统一性”，这在逻辑上是一大进步；另一方面又扬弃了王弼的得意在忘象之说，提出“因象以明理”、“假象以显义”的观点，认为卦象和物象是现实义理的形器，没有这些形器，义理则无从表现，所以他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以体和用、显和微解释理和象的关系，这既是他的解易原则，也是他的本体论。“理无形，其为体；象有形，其为用；有体必有用，此即‘体用一源’。理无形，隐藏在内部；象有形，显露在外部；理通过象显现出来，此即‘显微无间’。即是说，理和象合而为一，不可分离，即无理无以为象，无象无以显理。……从而将玄学派的易学转化为理学派的易学。”^[228]程颐把“玄学派的有无之辨引向理事之辨，确是一个进步。因为程氏的理事合一说，通过对《周易》的解释，鲜明地揭示了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这在认识史上是一个贡献”；^[229]程颐由此“完成了从汉唐宇宙论到本体论的转变”。王弼那里还保留着有生于无的发生论的内容。程颐的理事关系说“以事为理自身的显现，以物象为其本质的表现形式，认为万事万象皆依赖其理而存在，这样，理便成为物质世界的本体。此问题提出后，哲学史上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辩论，便从宇宙论转向了本体论”。^[230]朱伯崑指出：“程氏本体论的形成，不是基于伦理学问题，如理欲之辨的需要，而是出于回答对易学中的问题即象意或象义以及道器之辨。”^[231]这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朱伯崑对汉代宇宙论的评价似乎较低。汉代的特点是把概念实在化、坐实，一定要为概念找出外在的、切实可见过程。这具有科学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比之先秦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深入。

朱伯崑分析了“体用一源”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如，从理象关系可以导出象有生灭，理永恒存在，这就是程朱的理本论。朱熹的理气关系中，理为逻辑在先者，亦是从一源说导出的；朱熹也根据体用一源把周敦颐的“自无极而为太极”的生成论改造为“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还有，朱熹根据体用一源还得出了理事合一的结论，不以有形为无形之累，这就肯定存在的价值，建立了理本论形上学体系；根据体用一源，从因象明理出发，朱熹还提出了即物求理、格物穷理的理论。此外，体用一源对于心学、气学都有深刻的影响。朱伯崑最后得出结论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乃中国本体论哲学的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思维，即强调体用即本体和现象的对立，具有浓厚的辩证思维的内容，即辩证地处理了一类事物的内涵和外延，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这同易学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232]

朱伯崑的易学哲学研究，是今后研究中国哲学必须通过的一座桥梁；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的意义，无论如何都不会被高估。学术界通常把《易学哲学史》列入易学史，是不准确的，因为漏掉了这套专著的“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