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易学研究

易学作为一门学问，是通过对《易经》占筮体例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对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从《易传》开始，就存在着取象说与取义说的对立。北宋时期，《易》作为传统的五经之一，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就北宋易学的总体发展而言，有一个由汉学向宋学的转换趋势。

北宋前期的易学基本上延续汉唐象数学传统，并与道家、道教之学融合，当时的易学名家往往是道家、道教中人。与重象数之学不同，柳开、田锡、王禹偁等另外一些儒者则重视义理之学，只是成就和影响均不大。柳开仿效隋代大儒王通来续作六经，“尤于余经博极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补之。凡传有义者，即据而作之；无之者，复己出辞义焉。故号曰补亡先生也”^[5]。田锡等侧重发掘其中的性与天道，“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也”^[6]。但他们的志业主要在事功方面，并不以易学名家。两宋之际的易学名家朱震在梳理北宋易学源流时，把亦儒亦道的陈抟看作是源头。他写道：“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7]

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渐盛，在程颐、张载之前，“庆历”诸君子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和“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石介等人都有专门的《易》学著述。胡瑗著《周易口译》十二卷，孙复作《易说》六十四篇，石介作《徂徕易解》五卷，李觏作《易论》十三篇及《删定易图序论》六篇。这一时期的易学名家范谔昌、刘牧以及邵雍等人还有着浓厚的象数学特色，但逐渐受到儒学士人的批评，影响趋向式微。胡瑗、李觏等人的易学研究都归本义理、批评象数，讲求经世致用。胡瑗的《周易口义》作为国家太学的教材，打破汉唐注疏之学的局限，往往联系现实社会政治来阐发义理，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坛巨擘欧阳修对《易》也有深入研究，他将中唐以来的怀疑经传之风落实到易学中，认为《系辞》、《文言》、《说卦》等皆非孔子所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到了北宋后期，新儒学思潮勃兴，王安石、苏轼、张载、二程等学术界领袖人物都对《易》学做过深入研究，并有著述问世，以探索义理之学为本的宋学易学逐渐形成。王安石作《三经新义》名世，但其早年也有《易解》行世。苏氏父子都研究《易》学，其《易》学著述最后由苏轼完成。张载作有《易说》，借《易》阐发气学。二程尤其是程颐对《易》极为重视，所著《易传》反复修改，临终才留示弟子，成为其理学思想的代表作。之后，张载、二程的弟子吕大临、杨时、游酢等人也都有《易》学著述问世，构成新儒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是宋易的开创时期，就学术思路而言，其中也存在着象数和义理两大对立的流派。象数派以刘牧、周敦颐、邵雍、朱震为代表，其间又有不同。刘牧推崇河图、洛书，提出各种图式解说《周易》原理，被称之为图书之学。之后，周敦颐着重讲象，邵雍着重讲数，将汉唐易学中的象数之学进一步哲理化，被称为数学派。义理派吸取王弼派以义理解易的学风，又竭力排斥以老庄玄学观点解释《周易》。他们中也存在不同的路向，有的注重形而上学的研究，如苏东坡、程颐、张载等；有的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如宋初三先生、李觏等。

李觏与三先生也不尽相同。李觏之学始终以实用为主，重视经世，强调事功，在宋代学术中开创了一条经世之学的路向，而三先生是宋代心学的开创者，被奉为理学前驱。然而，他们同游范仲淹门下，都积极支持庆历新政。他们根据各自的探索经验，认识到经世致用与身心修养不可割裂，治人治己，内外一体，而《周易》完备地体现了这种“明体达用”的精神。因此，他们对《周易》的明体达用之学达成了共识，都归本义理，反对象数，讲求经世致用。李觏积极支持“庆历新政”，明确声称其研究《易》“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使“人事修而王道明”。李觏虽无注解《周易》经传的著作，但他的《删定易图序论》和《易论》确立了他在北宋易学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