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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性质

时间:2022-09-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撰《周易本义》[2]的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认为,《周易》古经是周朝人算命用的典籍,不是讲哲理的著作。笔者受其启发,在学习《易传》和各位大家著作的基础上,参照近年来的考古成就,对《周易》古经的内涵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

1.认为《周易》为占筮之书者居多

撰《周易本义》[2]的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认为,《周易》古经是周朝人算命用的典籍,不是讲哲理的著作。朱熹此说,影响很大。

现代哲学大师朱伯崑在其主编的《周易知识通览》中多次表述:“《周易》原本占筮典籍”“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便于算命时检查,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他在另一部影响很广的著作中说:“《周易》的素材,虽然来于占筮的卦象和筮辞,但其内容和结构是经过加工而编纂成的。编纂的目的是企图将卦象和筮辞系统化,作为占筮的依据。但是,就《周易》全书的情况看,大部分内容仍属于筮辞的堆砌,多数卦的卦爻辞之间缺乏甚至没有逻辑的联系。所以《周易》还不是《诗经》一类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哲学著作,而是一部占筮用的迷信典籍”“《周易》最初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的书,可是后来随着对它的解释,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朱伯崑著《易学哲学史》)。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余敦康先生说:“《周易》的那一套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组成的符号体系,反映了这个时期受原始思维支配的巫术文化的特色。如果说这套符号体系蕴含着某种智慧,至多也只能肯定其中蕴含着一种神人交感的观念,表现了人类试图掌握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努力,除此以外,不会再有什么更高深的意义,因为处于蒙昧状态的原始人是不可能产生高深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拿《易经》来与原始的筮占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就是《易经》除了那套并无高深意义的抽象的卦爻符号以外,又增加了一套由卦辞和爻辞所组成的文字表意系统,其卦爻符号是继承了原始的筮占而来的,其文字表意系统则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余敦康著《易学今昔》第3页)。

在这些权威的影响下,一般都认为:《周易》是一部筮书,与现代寺院庙堂中的“灵签簿”没有本质的不同,是孔子儒家所作的《易传》十篇“点铁成金”,使《周易》由一部专注于人事吉凶与祸福的低层次蓍筮占问之书,变成了一部“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高层次哲学著作,给《周易》思想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几千年来,“正义”“本义”“易传”等阐释《周易》的“易学”著作多如牛毛,但大多“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如潘雨廷先生所言:“两千多年来注《易》者极多,能深合卦爻辞内容者极少。较有名者,如王弼与程颐之注卦爻辞,至少有一半以上与卦爻辞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遑论他家之注”(徐道一著《周易科学观》第26页)。

2.《周易》古经最可贵之处是其政治教科书属性

在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笔者对《周易》的内涵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1)《周易》古经源于占卜,高于占卜

占卜是中华先民们的一种普遍行为,他们通过占卜来认识世界。在距今五千年至七千年的仰韶文化中就发现有占筮的痕迹。上古时,举凡军国大事,莫不求神问卜。从史书可知:西周设有大卜、龟人、占人、筮人等卜筮官职[3],其官种之繁、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考古表明,甲骨文多是当时卜筮的记录,专职人员把这些刻有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的甲骨按照一定规则收藏起来,如YH127坑中按一定次序收藏的万余片甲骨,记载了君王家族十五至三十年的重大决策事项[4]。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这些“国家档案”可能很丰富。

在《易》产生之前,巫师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法术,并参照前人的实践,根据随机得到的占筮卦象而作出预测。久而久之,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某个或某几个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对人生哲理有透彻了解和极强表述能力的卜官受命或出于实用、研究的目的,将记录在甲骨上和记忆中的卜筮案例进行归纳总结、提炼,最终编纂而成《连山》《归藏》与《周易》,这些书源于占卜,高于占卜。《连山》《归藏》现已失传,所以,可以说《周易》:上,承载千古;下,流传万世。

(2)《周易》古经,不单是占筮工具书

毋庸置疑,把原始的占卜时得到的花纹升华为卦象,原始的占辞与哲学与科学(天文历算、医学等)的萌芽,加上编撰者的智慧,通过归并、提炼、抽象成卦爻辞,其目的之一仍是占筮。从仅靠史巫凭经验的临时发挥到有书可依或有书可鉴,这是历史的进步。当然,由于使用习惯或其他原因,《易》成书后,并没有取代原有的占筮法,也许是为了互为验证,当时多种占术并存。其后,春秋时的《左传》《国语》等文献中有使用《周易》占筮的具体案例,但具体的占筮方法还未见确切的记载。

学者对《国语》《左传》中记载的二十二个《易》用进行过多角度的考证,发现:有的是筮占用《易》,但也有不少直接引《易》[5]。这些起码说明,《周易》古经在成书之后,其作用并不仅限于是解卦的字典,《易传·系辞上》中所述大衍之数起卦法和朱熹在《易学启蒙》中提出的断卦原则也未见。难能可贵的是,在诠释卦义时,古人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因时因地而论,最典型的就是《左传》中记载的穆姜占筮的故事。

(3)《周易》是政治教科书

金景芳先生早就指出:“古往今来说《易》之书,总有二蔽。一蔽于单纯地视《周易》为卜筮之书,而不承认《周易》里边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二蔽于只斤斤于一词一句的诠释,而无视《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中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周易》既有卜筮的形式,又有哲学的内容。卜筮不过是它死的躯壳,哲学才是它的本质”(金景芳《周易讲座》序,吕绍纲整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笔者受其启发,在学习《易传》和各位大家著作的基础上,参照近年来的考古成就,对《周易》古经的内涵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

笔者认为:编撰《易》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占卜所用,《周易》最主要的用途可能是当时统治者的政治教科书。先秦时的《吕氏春秋》、宋代的《资治通鉴》、明代的《帝鉴图说》等与其是一脉相承的。《周易》是用当时的文字,以历史积累的经验与智慧来诠释帝王之道,教育王族成员,以古为鉴,“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明·张居正语),这是笔者解读《周易》的立论所在。

当然,因古经毕竟是先民占筮活动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晶,是先民抽象思维能力尚未得以开发情势下的产物,所以,经过加工而写定的古经之卦爻辞,仍带有先民当时筮问各种具体事项的明显痕迹,某些卦爻辞看上去就像当时一些具体筮问事项的“实录”,形象化、诗化的色彩也相当浓厚,凸显出一种具象思维的特征,有浓厚的时代烙印[6],对后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造成众多的误读。

现今,不应该把《周易》古经再当作筮书来用,而应把它当作古老的哲学著作和珍贵的社会史料,从中了解古代智慧与社会人生,汲取营养。

综上:笔者大胆尝试,将《易经》和《易传》分开,先对《易经》进行解读,还其作为政治教科书的本来面目,力争发掘其中蕴含的修养与管理智慧。

(4)经传有别,不应合二为一

《周易》古经作于商末周初,而《易传》是由孔子及其弟子作于战国或更晚,其间间隔千年。《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传统说法,孔子晚年喜欢读《易》,并且撰写了《易传》。古代用竹片写书,再用皮条编缀成册。孔子因勤读《易》书,致使编缀竹片的皮条多次断开。《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很多人以此说明:孔子晚年习《易》,爱不释手,且认为,多学几年《周易》就可以不犯大错误。

《易传》十篇自汉就传说是孔子所作,在历史上,因其为孔子所著,对《周易》古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易》的光环估计多源于此。现今,大多学者还在说:是《易传》点石成金,使一本占筮之书成为一本哲学之书,因此,《周易》才有了“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至上地位。

历代注家都是依传说经,或牵经就传。近代,闻一多、郭沫若、李镜池和高亨等老一辈学者凭借丰厚的学养和超越前人的学术胆识,拨开层层历史积尘和迷雾,着力探讨了经传的思想文化内涵,揭示了经传间的关联与异同,尤其是二者的本质性差异,打破了传统易学中视为当然的以(依)传解经路数,对经传各自的“本来面目”和由经至传的思想迁变作出了探讨。但他们大多认为:古经是一部卜筮之书,具有笼罩于占筮神秘氛围之下的体系,作为其基本构成要素的卦爻画与卦爻辞,充任着表征和诠说占问事项吉凶休咎情状工具的角色,继而开示相应的趋避对策等。如高亨教授就主张:“应当以经观经,以传观传。解经则从筮书的角度,解传则从哲学书的角度”[7]

笔者认为:目前,主流学者普遍低估了“经”的性质。“传”仅是对经的解读,“传”源于“易”,但不能代替“易”。

将《周易》与《易传》中的《彖传》《象传》逐条对照,确有紧扣经文进行解读的,但更多的是照抄一遍,部分解读与《易经》原意相去甚远。正如李镜池先生说:“传的作者,对经所载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已经不很了解,从‘卦象’‘卦位’‘卦德’来寻究《易》文,喜欢用引申发挥的方法来阐发儒家思想”;其对经的解释,“合的少,不合的多。主要的原因是时代不同,思想也就不同”[8]

深究那句常用来佐证习易可以指点迷津的孔子名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易”,肯定指古经。也就是说,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无大过是指学了“易”之后,不会再犯大的错误。

笔者在想,是否可以这样读这句话:孔夫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著春秋,系易辞”,博学而智慧的他也是谦虚的,他对相隔久远,本在上流社会小范围流传的《易》进行整理、删定时,碰到了难题。有的读懂了,有的还吃不准,甚至不知所云。所以,他实事求是地说:要真正能把握原意,不出现大的误读,还有待时日。

仔细对比“传”与“经”的异同,对孔子这句话的解读,笔者倾向于后者。

不论作何解释,以孔子的言行与思想,他晚年孜孜以求,以至于韦编三绝的动机,显然不是为了“占筮”。这正说明:“传”源于“经”,但不能替代“经”,不应给“经”打上“筮书”的烙印。

【注释】

[1]“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典的总称,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种,历代被尊为儒家经典,故称为“经”。其成书年代各不相同,上自上古,下迄秦汉。其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字、伦理、民俗、地理、科技、典章制度等,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十三经注疏》共四百六十一卷,自南宋以后开始合刻,明嘉靖、万历年间曾刊行。“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其中的《周易》系采用魏王弼、晋韩康伯注本及唐孔颖达等正义本。

[2]《周易本义》是朱熹历经二十余年完成的重要著作,一度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用书,为元、明、清三代官学所用,在易学史上影响极大。在四卷本中,他将《彖传》与《象传》分附于各条经文之下。

[3]《周礼·春官宗伯》载: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涖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4]宋镇豪.纪念YH127坑甲骨室内发掘70周年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甲骨天地,2006,3.

[5]郑吉雄.论《易经》非占筮记录.周易研究,2012,2.

[6]王新春.易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哲学研究,1998,2.

[7]王新春.易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哲学研究,1998,2.

[8]李境池.周易探源.上海: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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