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兴起和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深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出现了“国学”研究热潮。这既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部分，也可视为中国哲学的一个背景。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研究从来都不是孤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纯学术研究。相反，学术研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动态之间存在密切的联动。80年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无疑是由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所内在地驱动的，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期待。但是，由于当时思想和学术文化内涵的贫乏和民族理性的片面，整个社会思潮对“现代化”的理解呈现出严重的偏向，表现为：一是在“现代化”概念掩盖下的实质的全盘西化倾向；一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越来越偏激和极端的严厉批判。后一种倾向还包含着因批判对象错置而造成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非理性的厚诬——本应属于广义的当代文化和社会批判的内容，却被简单地归约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是宗法性的、动物性的。上述两种倾向在《河殇》所提出的海洋文明——黄河文明、蓝色文明——黄色文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二分法中达到极点。这一批判在1989年6月以后中断。1990年以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先后出现了以下思潮：“国学热”、“民族精神”讨论、“儒学热”、天人合一问题等，以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进程而出现的传统文化与工业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市场经济、人文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中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这些思潮最终分为哲学和文化两个方向。国学研究走向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研究；民族精神等问题的研究则走向文化理论研究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90年代还有一个特点是在经历了1990年至1992年短暂的低迷之后，从1993年至1994年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传统文化与哲学研究重新进入高潮，学界召开了许多研讨会，研讨会的数量和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