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兴起与辩难

（一）“国学热”的兴起

如前所述，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是对以《河殇》为代表的反传统思潮的逆动，即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走向全盘西化的一种纠正，也是对1990年后中国文化与哲学研究走入低谷的一种填补；同时，这一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冲突。当时出版了《国学季刊》、《国学研究》、《东方》、《传统与现代化》、《原道》等杂志，还出版了《国学丛书》等。国学热中出现的最通俗、流传最广的是季羡林的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等说法，“国学”并不是一门学科，“国学热”对于学术研究的最大意义是许多领域和问题如哲学、历史、文学、文献、考古、文化等，在“国学”的名义下得到了进一步研究；其次是在国学热中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较为积极的态度得以确立，由此推动了中国哲学研究向“哲学”方向的深入。这种深入与“文革”结束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形成了逻辑的和历史的连续。

（二）关于“国学热”的辩难

在传统文化与哲学或“国学”形成热潮的同时，也蔓延着对于国学热的批评声音。罗卜认为，苏东事变后，马克思主义走向低潮，全盘西化论、民族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盛行。“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仅仅从‘国学’中就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就未免太迂腐了”；也“不排除有人以‘国学’这个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3]王生平提出了“跳出国学”的说法。他认为，国学和近现代西方学术的差异是时代的差异，拿中国的旧学即国学和西方近现代文化比较很不恰当。应“以时代性扬弃民族性”，“把过去的社会形式看成是向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形式发展的”一个阶段，通过“历史变迁（近代的中西碰撞）和现实社会走向（走向现代化）的实践”这种否定性结构改造和扬弃国学的概念。王生平提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是比国学家们规定的‘国学’更高级的国学”。^[4]孔令昭认为，在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形成了“观念论的文化史观”，如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仅仅是因为认同西方宗教，曾国藩的湘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有传统文化的“本”，这是以儒家的观念尺度剪裁历史，把深刻的阶级斗争曲解为两种不同文化认同的观念上的冲突。还有人否定辛亥革命，认为应用“文化保守主义”代替“革命”，“五四”运动也被说成导致传统断裂的政治激进主义。孔令昭认为，这种观念的文化史观把历史的前进和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完全对立起来，不过是在讨论学术文化的名义下谈论某种特殊的政治。其要害“就是把‘革命’从‘褒词’变为‘贬词’”。^[5]黄克剑批评一些以“新儒家”自期的人，要求“回到‘我’自己，以策勉自己‘成为一个儒者’”。^[6]他认为，“五四”后的新国学之所以新，恰恰是得益于“五四”对于人的价值主体的肯定和自由意识高扬；所谓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和“五四”一以贯之的是“民族生命意识和文化创造精神之强有力的脉动”，不过是观念体系的误导。陈漱渝讽刺“儒学热”不过是“想用一种农业社会的精神文化来统摄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想用一种缺乏近代意义民主观念的学说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想用一种‘重道轻器’的轻视科学，贱视商业行为的思想体系来推动‘现代化’及‘后现代化’进程”。^[7]

对于罗卜等人的观点，汤一介表示忧虑，担心“文化热”和“国学热”背离学术轨道而意识形态化，认为这有悖于百家争鸣。罗卜反对把儒学看作具有神圣性、普遍性和永恒性以之为代表中华民族精神方向的文化体系。他认为，视马克思主义为外来的夷族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迫切使命是反哺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如李泽厚预言历史将走出唯物史观，儒家的“心理之体”将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之体”，凡此种种，都是意识形态化，都是错误的。针对汤一介希望国学研究不要意识形态化的愿望，罗卜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没有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内容。汤一介自己把马克思主义和全盘西化都当作“激进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8]金景芳、吕绍纲认为，纪念孔子，研究儒学，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群众实践的需要。^[9]孔子思想具有真理性，如“殷因于夏礼”的损益史观，对于个体婚姻制作为文明源头的认识等。对于王生平提出的研究经典“不应脱离生产、实践而单从史料、古代经典中进行考据和阐述”，金景芳、吕绍纲认为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过是“早已为中国史学界厌弃了的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孔子及儒家的神道设教是长期存在的客观历史现象，其产生和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对于王生平提出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叫国学的观点，金景芳、吕绍纲表示怀疑，指出“国学”是指没有受西学染指的学问，如果国学可以这样引申，还如何“跳”得出国学？^[10]

诸葛婴对金景芳、吕绍纲等人的质疑进行了回应。诸葛婴认为，一些国学研究者采取了“摘句法”。如关于个体婚，恩格斯从中发现了等级和剥削制，并对这种制度进行了谴责，而孔子却是对夫权的肯定和家长制的赞扬。孔子在两千年前“如何能知道‘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发生的源头、契机？”孔子没有、也不可能从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和交往来看待个体婚制。诸葛婴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必须注意历史观问题，缺了历史观，就有可能导向“价值皆中性、方法均合理”的相对主义、折中主义的老路上。^[11]“摘句法”是把圣人的话作为权威，崇拜圣人观念作祟。诸葛婴认为，近代以来，“学”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旧“国学”的范围，严复大力提倡归纳法，就是针对封建旧学而发的。近代以来，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企图回去，已不可能。1995年4月10日，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等单位召开“‘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关于如何评价新儒学与国学的价值，一种观点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有利于弘扬文化匡正时弊，解构思想专制主义，即使有些偏颇，也不应无端地否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学热过了头，一些人放弃马克思主义，与海外保守主义一唱一和，回避了“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孔教是以“三纲五常”为标志，以维护帝制复辟为目的的反动思想，把海峡两岸的文化寻根引到孔孟之道的狭路上，把孔孟之道说成是盛世之学，认为超越了“五四”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等，暴露了实用主义对学风的腐蚀。^[12]4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召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座谈会。部分学者指出，应把文化研究与“国学热”区别开来。“国学热”是被炒起来的，不能表明传统文化研究的真实进展。少数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从封建道统中重建儒学；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在文化资源寻找过程中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倾向。如“对现代工业文明之症结的了解仅仅停留在道德主义的感伤水平，就轻率地用典籍文本的某些孤立的命题，望文生义地许诺世界文明的命运，比如，用天人关系命题比附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天人合一’为生态环境问题寻找出路，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空泛之论救治世风，把孔子的‘仁者爱人’说成是能够抑制当代世界范围的社会痼疾的‘人道主义’救世良方，甚至通过发掘孔子思想中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去拔高儒学的现代意义”；会议提出“从历史观、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价值判断流于空疏的经验教训，以有助于使价值判断走进世俗生活的有效机制或途径，并通过对价值判断的历史定位，发掘其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合理性，为现实的文化建设提供借鉴”。^[13]

讨论没有持续下去，固然遗憾，但没有持续也许正是理性成熟的一个表现。照过去的做法，讨论一定得分出是非曲直，被认为是者得到肯定，被认为非者，遭到批判。讨论的终止避免了这样的结局。其实，有些学术意义不大的争论，不继续也好。各自沿着自己的方向研究下去，待十几年、几十年后再回头审视，也许是更为理性、健康的态度。“文化热”中出现的各种把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简单对立起来的态度都是不全面的。在繁荣、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参数，但文化之所以丰富，恰恰在于它的多样性。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单纯从经典中寻找针对性的言论的确是无力的和勉强的，但绝不能因此就否认了传统智慧的意义；需要做的是对传统进行建设性的诠释。不过，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要确立建设性的、诠释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