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社会文化反思

高海波

“国学”概念古已有之，一般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如太学、国子监等。近代意义上作为学术文化概念的“国学”概念到底由谁最早提倡，学术界已经有很多讨论，多数学者认为起于梁启超，但也有学者则认为是屠仁守。清末，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西学东渐的猛烈冲击，一些同情中国传统文化的士人及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恢复、提倡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以对抗西方文化，树立民族文化主体及自信心。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同样面临着欧化主义的冲击，一些日本知识阶层主张“保存国粹”以抗衡欧化。最重要的是，与江户时代以清除中国文化影响，恢复日本本国固有文化的“国学”派相比，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粹派并不反对中国文化，相反还支持儒学。因此，可能正是这种历史境遇与文化立场上的相似，使得这一国学或国粹概念能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这种渊源，黄节在1905年12月30日《政艺通报》第11号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表达得很清楚：

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是时入日本国民思想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如同议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学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者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谓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

而且，清末民初提倡国粹者，还有一部分是革命者，如章太炎等人。章氏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其政治目的很明确。也就是说，最早的国粹保存运动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序》中即说：“吾闻有国亡而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能立者矣。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不过，随着章太炎等人政治立场的转变，他们不再强调“国学”经世致用的一面，即与现实政治的联系，而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意义，主张“致用不足尚，无用不足卑”。

如果清末民初的“国粹”或“国学”运动算做第一次“国学热”的话，那么1919年之后的“整理国故”运动则是第二次“国学热”，这就是胡适、傅斯年等领导的“整理国故”。胡适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其中提到：“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傅斯年也认为整理国故是纯粹学术研究的事情，与任何主义与问题无关，在《新潮》杂志中提出整理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这一运动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派”实际上也导源于此。在胡适、傅斯年等人影响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国学研究机构与杂志纷纷创立，呈现出一派繁荣。这一运动表面上采取了纯学术的进路，但实际上仍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其所谓的“科学方法”不过是“五四”时期提倡的“赛先生”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并不能自外于当时的时代风潮，而毋宁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第三次“国学热”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实际上则导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文革给传统文化以致命的打击，旧的世界破坏了，新的意义世界并未建立。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热，潘晓引发的人生意义讨论，实际上就反映了人们急切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与意义世界的心情。人们对文化也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出现了“文化热”。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出现了又一波“国学研究热”。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93年5月，《国学研究》发行。同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兴起进行了介绍。同年11月，中央电视台对国学热进行了报道。但是，1994年之前，国学研究并没有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影响，其范围也只限于北京大学。1994年之后，国学研究才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批评者认为国学研究有取代马克思主义之嫌，反对者则认为国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为此，1995年1月，中国孔子基金会专门组织了一次论坛，讨论国学热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及其争论主要限于学术圈，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不过，“椎轮为大辂之始，凝水为增冰之始”，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为新世纪国学热走向高潮埋下了伏笔，其直接的表现就是由知识阶层直接扩散到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全民的运动。如果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发烧，那么21世纪的国学热则真正是一次“高烧”，其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而且目前尚未见衰退的迹象。

21世纪初的“国学热”可以算做第四次国学热，总体表现出波澜壮阔的态势，从大学讲坛到电视媒体，到出版行业、商业管理，乃至民间礼俗、蒙学教育，无不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新一轮的国学热不再停留在知识精英阶层而与社会大众无关，相反，似乎是先在社会大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然后才引起了知识精英的再度注意，于是引发了知识精英对于国学热的重新讨论与定位。换言之，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更多停留在理论探讨与意识形态争论的话，21世纪的国学运动则表现了更强的实践取向。

与20世纪初的国学热运动相比，21世纪的国学热仍然有着全球文化、东西方文化交锋的背景，但是已经不再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被动回应，而更多地表现出自觉的一面。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民族意识的觉醒、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冲击，这些构成了新一轮国学热的内在原因。尽管在当今国学热的大潮中仍有一些学者将西方文化视为直接威胁，而采取极端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焦虑，今天国学热并不是20世纪初“国学热”的简单重复，其根源更多在中国内部，不在外部。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拒绝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相反，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在建设自身学术文化、发展国学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文化的建设。

一位美国学者曾经对中国的“国学热”表示不解，认为提倡国学就是文化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时代普世主义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这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美国不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法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国学热”的出现，无非是对传统如何现代化的一次自觉探索。另外，随着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全球化，商业活动对人的伦理观念冲击很大，引起了道德滑坡，出现了诸多见利忘义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就成为紧迫的问题。事实上，经济上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民众道德水平的同步提高，上层建筑固然需以经济活动为基础，但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需要对之进行自觉的发展。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其伦理资源何在？显然，传统文化与我们更有亲缘性，在这种情况下，自发或自觉地转向传统文化就成为“国学热”的又一重要动因。同时，“国学热”不是要排斥全球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已经不是源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文化危机，而更多源自中国人自己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同时，“国学热”就其主流而言，其针对的对象不是西方，也不是要抗拒现代化，而是要诉诸传统文化资源，与当前的实际相结合，以实现文化上的自我更新。

在理论层面“国学热”中有很多有待厘清的问题，比如国学概念的内涵、国学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国学与儒学的关系、国学与传统及现代学术的关系、国学与现代学科体系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讨论。但是与学术界将国学定义为传统学术文化，即将国学更多限制在学的范围内，与这种“坐而论道”不同，民间社会更强调“起而行之”。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国学”的概念进行重新反思：如果说从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别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将精英阶层的国学研究视为大传统，而将国学在民间的普及视为小传统。但这样的区分似乎难以彰显新一轮“国学热”在民间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将其视为“小传统”着实不公。因此，笔者认为不如沿用传统的体用概念，国学也有体用。国学之体即精英阶层所传承的学问系统与精英文化，而国学之用则是国学在社会大众的传播，或者说国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就中国传统文化很强的实践性格而言，精英阶层的学问系统自然也应包含实践面向。然而，在今天传统文化研究日益经院化、知识化的今天，知识精英的国学研究如果存在真实的生活实践的话，也越来越趋向“内圣”，退出了公共生活领域。但这并不是国学的理想存在状态。国学如果要想不沦为一套知识系统，要想起到传承价值系统、引导精深生活的作用，由“内圣”走向“外王”是必然选择。也就是说，国学仍不能放弃其在公共生活领域的作用。当然，在现代社会，国学的“外王”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定要介入政治生活，但起码则应该担负起普及传统伦理价值，传承传统艺术、传统技艺及各种风俗礼仪的作用。因为失去这些载体，国学就会真正沦为“国故”，失去其生命力。因此，作为精英文化的国学的学问系统自然应包含其向民间的普及传播。这才是真正的“体用不二”。从广义上说，国学作为传统学术的总称，内在地也不应仅限于精英系统的“学”的范围，而应该包含“术”的层面。而“术”的层面既包含知识阶层传承的各种传统技艺形式，也应包含民间的曲艺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因此，“国学热的社会文化内涵”实际上并不包含内在矛盾，因为国学作为传统学术，是活的有机生命体，内在地就包含社会文化，而不仅指精英阶层的理论探讨。

笔者曾于2011年夏天到河南洛阳市、嵩县、伊川县考察中小学的国学教育活动，对基层的“国学热”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个人的感受：

第一，国学教育与国家意识相态的关系。学术界对于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已经有很多争论，反对者大有人在，他们认为国学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与特定的历史时空相联系的，因此与现代社会不相容。近年来的“国学热”是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恢复封建思想，是开历史倒车。而支持者多数坚持“批判继承”或“抽象继承”的文化观，认为对待传统文化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强调文化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及世界各文明的优秀精华，因此国学仍有其现代价值。

与此略有差别，基层社会对待国学则没有那么强烈的理论性：反对者或怀疑者无非认为宣扬这个东西是否会与国家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当然，这样的群体多数是政府的公务人员，广大民众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顾虑，他们要么对此漠不关心，要么认为国学有助于培养孩子的文明习惯、道德素养，明确表示支持。当然，也有一部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学生家长，对国学教育也表现出一定的忧虑，担心国学教育中所教导的某些内容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理念不相容。市、县、乡基层政府对国学教育的支持，除极少数具有敏锐文化意识的官员以外，多数采取审慎的态度，并不急于积极介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后，发现并没有与现行政策抵牾的地方，相反，国学教育有利于地方的道德教化和社会稳定，这时才积极予以推广。其中，一些官员并不具备对于国学作用的明确认识，其推广国学从动机上说不乏政绩的考虑。对于积极宣传国学的政府学校来说，也并没有仔细考虑国学或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其内容包含哪些，所关心的是国学普及在政府文化政策中的定位。学校领导反复参考的就是十七大提出的“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指导方针以及后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也就是说政策的合法性、政治的正确性具有优先的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国学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中华经典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应该加以继承。从这一方面看，广大基层的干部群众其实对于国学具有明确的意识，并不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封建糟粕。也就是说，尽管经过“文革”的冲击，传统文化仍在基层具有正面的形象。

当然，笔者感触最深的还是干部群众对于社会道德滑坡的忧虑，这可能与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有关，基层社会越来越体会到人际关系的冷漠。当然，最直接的体会还是自身周围的社会环境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因此，无论是政府、学校还是家长，都一致强调德育的重要。而谈到德育，目前中小学开展的思想品德课应该说效果不大。就社会而言，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基层社会求助传统文化来加强德育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德育中，强调最多的就是尊敬师长、孝敬老人，这也体现出中国的基层社会仍然具有极强的传统色彩，师道、孝道在人们的心目中仍占首要地位。因此，基层的国学教育力图恢复传统孝道，提倡孝贤，重新解读“二十四孝”。在具体措施上，让孩子给父母洗脚、端饭，向父母表示感恩。这些具体做法并非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作秀”，而是基层民众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亲情淡漠、家庭伦理解纽的自然反应。同时，部分乡镇甚至提倡乡规民约，这种现象值得注意：在基层社会出现道德秩序失范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有识之士开始努力恢复传统的组织形式，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化的功能。

第二，基层的国学教育更加强调“行”，总体感觉是“行”重于“知”。在国学教育与语文教学的关系上，部分老师强调国学教育应与语文教学相配合，甚至可以考虑将国学渗透到语文教学当中。但相当一部分老师强调国学教育的特殊性，尽管国学教育可以增加孩子的知识，帮助孩子更好地积累词句、积累社会历史知识，但是他们认为国学教育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德育，因此他们认为国学教育最好纳入思想品德课程。同时，多数人也反对将国学教育纳入应试教育，他们认为国学教育应强调培养孩子的文明习惯、文明礼仪、道德意识，而不在于简单地背诵经典。在现在的中小学国学教育中，采用较多的教材是《弟子规》、《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字文》、《笠翁对韵》等，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蒙学读物浅显易懂、容易诵读，另一面也与目前媒体、出版机构的宣传有关系。在上述读物中，《弟子规》无疑最受关注。《弟子规》以《论语》中孔子的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主题，强调培养少年儿童在家庭、社会中的道德习惯、道德意识，这一点无疑契合了当今基层社会德育的需求。《弟子规》中详细规定了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伦理场合所应该实施的礼仪、培养的习惯，对于教育孩子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弟子规》在中小学国学教育中广受欢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然，《弟子规》中有些内容并不适合现代生活，因此很多教育工作者、家长呼吁对其进行批判的选择，但也有些人认为不必进行删减，对于有些有悖于现代生活的内容，讲解者要善加解释，让孩子体会其中所体现的道德意义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中小学不但要求孩子诵读《弟子规》，而且让孩子采用情景剧的形式对其中的故事进行演绎，甚至要求孩子回家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实践，这种教育方式真正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的德育理念，值得认真总结、学习。

第三，基层的国学普及表现出了很强的本土意识。在中小学国学教育中，除了社会公认的国学教材以外，有些地方结合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努力弘扬地方先贤的思想。例如，伊川县西场小学打算让学生背诵二程、范仲淹的名篇。嵩县努力将二程的理学思想纳入国学教育中。嵩县检察院则将人民检察院的执法理念、职责与伊尹、二程的法制、民本思想相结合，打造“义理嵩检”，在干警中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可以看做国学与社会结合的很好探索。

再者，多数的教师、家长都认识到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一体性。因此，学校的国学教育往往强调“家校合一”，即家庭、学校应该在国学教育中相互配合。很多学校除制定了校本课程以外，也制定了家本课程。通过开家长会、家校联欢、家长国学培训等方式，吸引家长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在家长的国学教育中，《治家格言》成了首选。嵩县妇联也认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德育的重要影响，积极推进“国学教育进家庭”活动。她们特别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因此希望通过在母亲中普及国学来提供母亲的道德素质，以达到对孩子的进一步教育。谈到学校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很多人认为目前的国学教育与社会脱节，其脱节的原因不是学校的国学教育不切实际，而是因为社会没有形成国学教育的浓厚氛围。学生在学校接受的国学熏陶，在进入社会以后被很快稀释、淡化，无法形成稳定的意识。因此，在社会中开展国学教育尤为必要。只有家庭、学校、社会形成一个系统的教育工程，我们的教育才能取得成功。

第四，国学教育要系统、持之以恒，不能搞一阵风。很多家长反映，目前学校的国学教育内容缺乏系统性，从小学到中学都读同样的东西。因此，他们建议在教材的编写上多做些工作，能够形成一个由浅入深的系统。这样每一个年龄段有适合学习的不同经典，从小学一直下来，持之以恒，经典才能真正内化到学生的道德意识、行为习惯中去。现在的情况是，不但教材无系统，而且很多学校只是是跟风，看别人搞自己也搞，三分钟热度，过后就抛在一边。孩子们也是今天学了明天忘，无法进入孩子的精神世界。因此，首先从观念上认识国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国学教育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收到效果。

除了国学教材、国学教育的普及要持之以恒外，国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也是个重要问题。目前的“国学热”中，尽管已经存在学者与媒体、社会的某种程度的互动，但是真正来说，学者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基层，因此基层的国学教育缺乏足够的学术支持。很多学校的国学教育者只能由语文老师担任，而很多地方的语文老师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国学培训，因此在国学教育中感觉很吃力，或是将错误的观念传达给学生，这样也不利于国学教育的深入开展。而目前我们精英阶层的国学宣讲，要么过于注重抽象的文化理念，缺乏与基层社会生活经验的连接，要么过于功利化，只为大公司老板和政府服务，与真正的下层民众绝缘。因此，国学研究从业人员应该有文化普及的担当意识，主动为老百姓传经送宝，为基层的国学教育提供智力支持，这样才能保证“国学热”的健康发展，否则基层的“国学热”可能失去理性的一面，走入“神怪”，典型的例子是，有些地方的基层国学爱好者竟然宣传学习国学、学习《弟子规》可以包治百病，让人担忧。要培养出足够多能够胜任的基层国学教育者，除了学者与社会结合外，建立一套国学普及人才的培养系统也很重要。尽管目前有很多国学爱好者或大学生主动到基层支教，但实际上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基层的大量需求。基层的国学教育者多数为语文老师，因此可以考虑在师范教育中增加国学教育课程，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国学教育者。

关于国学教育的形式，地方教育部门已经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尽管如此，有些家长仍觉得内容不够丰富。他们认为国学教育不同于其他的学科教育，不能一味强调死记硬背，也应该注意孩子的理解实践。而现有的教育手段过于简单、单调，容易使孩子丧失兴趣。因此，要努力使国学教育丰富、有趣，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例如，教材的开发者应该结合儿童教育的特点，在课本中多插入一些图画、彩页。或者多开发一些游戏、软件，多制作一些动画片、电影，多画一些漫画。让笔者记忆深刻的是，20世纪90年代蔡志忠的很多经典漫画对引导青年了解国学起了很大作用。既然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不仅是教育工作者，出版、媒体、艺术、影视、信息技术工作者也都应该共同参与。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基层的国学教育更多的关注点在于“经典诵读”。这一方面是为了响应社会上广泛开展的“经典诵读工程”，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诵读最容易实行，并不需要特别的培训。不过，笔者认为国学教育不应该仅仅限于经典，传统的绘画、书法、戏曲、音乐、中医中药及各种传统风俗、礼仪、民间技艺都应该属于国学的内容，都应该加以普及。就拿礼仪来说，中国过去被称为“礼仪（义）之邦”，但很多外国人却认为东亚社会现在礼仪保存最好的是日本、韩国，而不是中国。经典固然重要，但传统文化的其他载体对于文化的传承也同样重要。我们的文明不仅仅在心里、在书上，也存在于生活中的风俗、礼仪、技艺、器物中，离开这些东西，我们自认的“文明”在哪里？因此，社会各界应该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加大对传统的艺术形式、风俗礼仪、工艺技能的宣传、教育、普及。孔子说“依于仁，游于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艺”不仅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也是传承文明的重要手段，必须加以继承发扬。因为只要经典存在，有人去读，经典的精神终归会有人理解，而技艺手段一旦失传，仅靠文字的描述却不一定能够恢复。

第五，谈谈国学教育与常规教育的关系、国学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目前我们的教育是应试教育，只注重知识的学习，不注重能力的培养、人格的养成，因此培养了很多高分低能、自私狭隘、心理不健康的年青人，这其实违背了教育的根本宗旨。如何校正这一点，教育工作者应该加以深入的检讨。国学的根本内容是教人如何做一个有道德、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人。国学的内容决定国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笔者认为国学教育并不适合纳入应试教育，成为考试的内容，因为道德培养并不能通过考试来促进。而不纳入考试内容，国学教育在以应试教育为目的的教育体制内就难以深入开展下去。解决这个难题，我想恐怕还要仔细设计一套办法。就目前的课程设计而言，纳入思想品德课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现行的思想品德课程内容过于空洞，缺乏亲切感，而且教育形式也乏善可陈。因此，将国学内容引入思想品德课，鼓励孩子将学习的内容在家庭、社会中实践，无疑会大大强化德育的效果。在常规课程的考试之外，学校可根据家长、学生、社会对孩子行为的评价，给予表现好的学生一些鼓励，建立一套评价机制。我们的理想是培养出一批既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又能够传承民族文化，具有很强道德意识的合格公民，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高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