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位制度的传统

我国的学位制度从萌芽至今，风雨飘摇已有百余年。如果说欧洲的学位制度诞生于12世纪蓬勃发展的文艺复兴，源于自身文化的需要，那么我国的学位制度则起源于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实乃异域之物。

把学位制度的萌芽发展置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普遍的道德知识被逐渐分解，取而代之的是受西方学科规训的科学知识和受西方（包括苏联）政治理念影响的意识形态。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作为价值体系存在的民族文化被不断非知识化。为了强国强民，传统文化成为革命的对象。民族自觉意识的过度膨胀反而推导出民族的自我否定，这一思维方式一直沿袭到今天。在这种意义上，新文化运动发起的启蒙任务到现在还未完成。虽然20世纪末民族文化有所回归，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再次进入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与科技的浪潮抑制了民族文化以知识形态的方式得以保存和发展。在知识教育体系中，民族文化能否获得较为显著的一席之地还不得而知，至少在学位制度中它已被肢解为若干学科门类，纳入到西方的学科体系之中。

从认识论的视角，西方现代科学与社会研究从神学中解放源于康德主义事实与价值区分的理论，神学由知识的统领者沦为知识的一部分，知识的等级结构逐渐平面化。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一方面弱化了普遍知识的观念，促进了知识专业化的加速；另一方面导致价值体系的模糊，为后现代社会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而我国传统文化及至新文化一直没有清晰界定价值与事实的边界，知识与意识形态无法剥离。百年来，清末的儒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逐次主导着知识的发展，不断在价值领域推动学位制度的建立与改革，形成20世纪学位制度革命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即在价值观念上完全颠覆原有的主张，在制度形式上却有着显著的继承关系。这也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结合的产物。

与此同时，中国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地探寻强国之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屡战屡败，惊醒了天朝大国梦中的国人。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竭力创办洋务产业，开办洋务学堂。部分封建知识分子受到列强成功经验的启发产生了维新思想，他们力促效仿列强进行教育改革。教会大学以及留学归国人员所获得的学位为我国的学位制度提供了参照的样本。诸多因素为我国学位制度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于是有了清末学制变革中类似于学位制度的“奖励学堂出身制”。学位制度经历了清末的诞生、民国时期的设计与定型、新中国成立后的重新设计，在1980年才真正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至21世纪初，我国成为学位教育的大国。

纵观我国学位制度的百年变迁，它始终处在一个民族国家意识被激化的时代。无论是反抗列强以维护民族之独立，还是加强建设以彰显国力，都体现了一个被边缘化的民族国家重拾强国尊严的急切渴望，学位制度的设计与改革因此承担了为振兴中华民族培养人才的重任，基于知识发展的学位制度被深深烙上民族国家的特性。中西文化的冲突、官学与私学的二元结构把学位制度置于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语境下。20世纪是中国激进主义盛行的时代。它由一系列政治军事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开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激进主义从进入中国之始便与民族主义相伴。1905年，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将近代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大主题昭示于人，成为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标志。余英时指出，西方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先有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系统，才有激进与保守的区分，激进与保守的中间是自由主义，这样便形成了三足鼎立而不是两极对立的结构。激进和保守可以具有共同的立场，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联盟；保守并非对现状完全不作变动，激进也不是对现状一概否定，两者的差别只在于保留或改变的多少。西方激进、自由、保守三派都是在一个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两三百年中，西方已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系统。因此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都已越过了传统与现代之争（余英时，1994：201）。20世纪的中国则不同，由于社会的现代转型尚在进行之中，激进和保守主要都是针对文化传统，激进派反对传统，保守则是要保留传统，而传统又处于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中。以知识权力的立场，传统与反传统的复杂结构主要体现在官学与私学之间的张力。学在民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夏商周时，官守其书，私传其学。春秋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促成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此后，官学、私学并存的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西方教育认为中国自废科举以来，一部百年中国教育史只不过是一部外国教育引进史，时而学美国，时而学俄国，乏善可陈。这种观点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至少不了解中国教育史。中国西方大学的凯旋是制度上的模仿学习，在文化上则一直处于中西文化冲突、官学与私学对立而又相互促进的复杂动力体系中。本章基于这两种维度来梳理我国学位制度的发生与演变，力图分析各个时期知识权力结构、知识与意识形态、知识分类等学位制度演变的关键因素，以考察每一阶段学位制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