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热”

四、“传统文化热”、“国学热”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一股传统文化的热潮正在中国持续涌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风靡天下，先后吸引了数亿的观众。《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书籍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历史小说与传统文化类题材的图书，持续畅销，长时间占据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2004年9月，孔子诞辰2 555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在国内高校校园里树立了一尊孔子雕像。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相继成立了国学院、国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纷纷开设“国学班”，满足人们的学习传统文化的需要。这一切都在表明近代以来似乎渐行渐远的儒家或传统文化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世界。

祭孔活动。每年的9月28日，全国各地纷纷恢复祭孔活动，而且逐渐有政府主要官员参与主祭。官方加入尊儒、崇儒的标志性事件，则是2004年的“祭孔”活动。2004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 555年的纪念日，山东省曲阜市政府的主要官员与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3 000多人一道在孔庙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祭孔子，意义非同寻常。尽管“公祭”孔子招致了一些訾议，但一年后，“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在许多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仍然声势浩大地举行。2009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 560周年纪念日，全球各地同步祭孔，盛况空前，电视、网络都有直播。曲阜的祭祀仪式上，山东省长亲自朗读祭文。针对地方政府组织祭孔活动，有学者指出，这有助于获得一种庄严的文化仪式感，对增进我们的民族感情和认同意识有积极意义。

传世经典的编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知识界里，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三项规模空前的文化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东方文化集成》和《儒藏》，相继启动。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于1995年正式启动，2007年1月12日，“向世界说明中国——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整套全球首发式”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41]。《大中华文库》计划从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遴选出100种。1996年正式启动的《东方文化集成》则是一个力图将东方文化全面系统地撰写成书并传之于世的文化工程，丛书共分10编，约500种^[42]。《儒藏》的编纂工程也于2003年开始实施。这项工程将把儒家经典及其各个时代的注疏和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以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是一项估计耗时达10—15年甚至20年的巨大学术工程。《儒藏》将分“精华本”与“大全本”两种。“精华本”包括约500种儒家典籍，校点排印，计划在2010年出齐^[43]；“大全本”则包括绝大部分儒家典籍，断句排印，预计编成4 000—5 000部，共约8亿—10亿字，编辑总量不少于著名的《四库全书》，拟于2020年出齐。两种纸介质本出齐后再出全文电子版。在此期间还将组织撰写10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和约100种儒学研究专著。

文化宣言。2001年10月，以张岱年、季羡林为首的76名文化界人士共同签署了《中华文化复兴宣言——为促进新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奋斗》。尽管该宣言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内容，但处处以主流的基调口号式地向世界宣布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这一非常自信的判断。3年后，在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2004（甲申）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位发起人领衔、72名文化人士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公开发布。该宣言强调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情况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

读经热潮。2004年5月，经常身着中式对襟褂、脚穿黑布鞋的蒋庆编选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正式首发，该“诵本”萃取儒家经典，涉及经学、理学和心学约15万字，旨在通过非懂似懂的“小和尚念经”式的传统书塾教育形式挽救现实中的“礼崩乐坏”，“读经”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一时间全国上下议论纷起。尽管如此，私塾课堂在许多城市和乡村里还是悄然重现，儿童读经甚为风行。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也在积极加大青少年课本中的传统文化比例。2001年开始试点实施的义务教育新课程中，古典教育受到空前重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古代诗文作品在教科书中的比重有所增加，古典诗文作品在初中、高中语文教材选文中分别约占35％和45％。2006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一些政协委员建议重树仁、义、礼、智、信道德规范，主张将“四书五经”列为中小学教育和公务员考试的内容。李汉秋委员“建议以孔诞为教师节”的提案，得到40多位政协委员的联署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成为一个“挤破头的提案”^[44]。

孔子学院。2004年7月，国家汉办宣布开展“汉语桥”工程，内容包括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等10个项目。2004年11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举行挂牌仪式。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的2 5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 000万人^[45]，汉语学习在不少国家正成为一股热潮。为创造优良的学习条件，给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孔子学院，截至2010年3月，全球“孔子学院”已达300多所，分布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还举办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如2006年11月泰国王太后大学孔子学院在曼谷举办的“以儒学乐观稳定的思想迈向未来”的儒家思想研讨会，2007年6月波兰克拉科夫大学孔子学院和雅盖隆大学联合举办的“孔子传统迈向新世纪”国际研讨会，2008年1月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国际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既为各国学者搭建了友好交流的平台，又为普通外国民众接触和了解儒家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时期，中国的一些儒学研究者身怀护卫民族文化传统的迫切愿望，以对儒家精神的深切体认为基础，参以对家国天下的现实感知，将学术研究凝炼为思想主张，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原创性的论说。根据胡治洪教授在《近20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的总结提炼，蔡德贵等提倡注重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家园重建的“实用儒学”^[46]，任剑涛期待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建构的前提条件之一的“社会政治儒学”^[47]，蒋庆主张以《春秋》公羊学所体现的孔子“王心王道”创设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政治儒学”^[48]，郭齐勇标举作为生命生活生存之常道的“生活方式”儒学^[49]，吴光揭橥以“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50]，黄玉顺构思将生活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一体囊括的“生活儒学”^[51]，康晓光力陈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仁政”和关涉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前途的“儒化”^[52]。若稍加延展，则宋志明于2005年提出的从理论转向实践、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德性儒学”亦属此类^[53]。近年来，余治平则试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尚书》4 000年、春秋公羊学2 000年传统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逻辑关联，提出了新的“通三统”思想，即整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儒家的制度资源和精神力量，在未来3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儒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设想，而这恰恰将构成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任务^[54]。这一系列主张、观点的基本旨归都在于将儒学从学院推向社会，从理论落实到生活，从知性了解转化为德性推扩。

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们而言，2004年则显得非常特殊，一系列与儒学相关事件恰巧碰到了一起。5月，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引发“读经运动波澜”；7月，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人士在贵州阳明精舍举行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的会讲；9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孔子文化月”；同月5日，在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闭幕会上，70位高层人士或社会名流签署发表了旨在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高扬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捍卫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甲申文化宣言》；28日，山东曲阜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政府主持的公祭孔子大典；亦于此时，一篇署名“炎平”的《洙泗新声——新儒洙泗民间学人宣言》在网络上流传；12月，“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暨《原道》10周年会议在北京举行。所有这些表明，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从政府高层到百姓民间，已经形成一股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当然不完全是由于现代新儒家及其研究的影响，但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物对儒家精神的抉发、阐扬和贴近现实的积极推扩，以及近20年现代新儒家研究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则无疑是催生这一思潮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基于对这种社会思潮的观察，一些人士将2004年界定为‘文化保守主义年’”^[55]。

那么，这股传统文化热究竟缘何而来呢，又该如何发展？根据张贺记者在200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上的报道，“这次的传统文化热潮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瞩目的时刻出现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说：“在现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资源值得开掘，古为今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显然与儒家思想、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教授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影响力的增强在要求一种文化上的自觉，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文化的自信。同时在百年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对传统的批判当然有积极意义，却也造成了某种对传统文化的疏离，许多人深刻地感到对传统文化并不了解。对传统的认知变得非常重要。”“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次‘文化热’中，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西方，传统文化是作为衬托西方文化的优点的对立面出现的。”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说：“而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大环境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看待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趋向于客观理性，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地否定了。”上海学者何满子认为，传统文化的某些思想资源契合了当今人们的心理需求。他说：“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比较浮躁，一些人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

在“国学热”的推助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走出书斋，不再满足于在学术殿堂里咬文嚼字，而借助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广播对儒家及传统文化做通俗化的解读，这又反过头来对这股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岩说：“虽然‘学术明星’们的解读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至少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许多不爱读书的人现在能买一本《〈论语〉心得》来读，这就是一种进步。”许多专家都认为，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弘扬传统文化对于培育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稳定当前社会、构建社会共同价值体系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不过，面对这股方兴未艾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专家们认为喜中有忧。他们指出，在目前的这股热潮中，存在着一种对传统文化不加辨别、全盘肯定的错误倾向。赵敦华说：“有的人老是讲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如何优越，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证明中国文化的优点，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割裂、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我们肯定自己的文化，但也不必否定别的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热中的复古主义倾向，赵敦华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有的人主张全面继承恢复古代的‘道统’、‘政统’。那是封建时代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这些早已过时了的、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的东西，怎么能恢复呢？这是开历史的倒车，在现实中也是绝对行不通的。”

根据张贺记者在200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上的报道，今年已88岁高龄的何满子童年时期也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我都是读过的，《资治通鉴》读了不下四五遍”，正因如此，他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有更深的认识。何满子说，儒家思想中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东西，在国家由一个家族统治也就是家国同构的时代，是可以行得通的，但与今天的时代是不相符合的。他说：“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我看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需要的。”对于私塾重现和儿童读经，许多专家都认为这些活动作为正规的学校教育的补充，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如果这些活动冲击现代学校的教育和现代知识的汲取就不合适了。赵敦华说：“正如现在学生们在课余学习钢琴、绘画一样，读一点古文和儒家经典，有助于培养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但是如果把私塾和读经当成正规的教育形式，那就是误人子弟。古代的这些东西是和古代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现在把孩子完全培养成一个儒生怎么得了？会背再多的古诗但不具备现代的知识，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无益处。”也有专家指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宽容，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我们在肯定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优秀之处的同时，更应大胆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那种借复兴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之名，对西方文化进行盲目抵制和一味排斥的做法，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