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疾苦成为艺术母题

当我们扫视20世纪前半叶的时候，在我们的面前展示的是一幅社会局势动荡、军事纷争不断、人民渴望太平以及新旧文化冲突的画面。中国大地风雨交加，在原有的阶级斗争冲突中又燃起了民族抗战的战火硝烟。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阶级压迫空前残酷，战争更是给人民带来了血腥、死亡和流离失所。“老人折断腰，儿孙筋骨瘦，这样的苦罪没有个头。”文艺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城市和农村经济的衰败，民众生活的贫困，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文人秉承着优良的历史传统，使描绘人生疾苦成为艺术的母题。

1.流浪的三毛

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说，他能够有意识地通过创作来反映被压迫群众的生活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初，怀有艺术家的“慎重”，后来，“我渐渐把不顾内容的技巧（这是‘学院派’艺术至上的特点），用来描写、诉说痛苦的人生、被压迫的祖国”^[44]。冼星海的转变，是严酷的现实所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战争使多少人家破人亡，经济凋敝使多少工农破产与失业，于是造就了千万个流浪儿。在当年的大城市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流浪儿童。他的父母或许是做工的，被剥削得缺衣少食，贫病而去；或者是被抓去当兵，成了炮灰；或者是死于瘟疫；或者是被兵痞寻衅打死。流浪儿大多是孤儿，他们失去了父母和家庭，成天在街上晃荡，擦皮鞋，帮人推车子，身上破破烂烂，肚里空空荡荡。提着他们唯一的家当破洋铁罐，到处乞讨，在垃圾堆里翻捡着可以吃的东西。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只好去偷东西。晚上就躺在冰冷的人行道上过夜，不论春夏秋冬。

1947年的一个冬夜，北风卷着大雪，冷极了。张乐平回家的时候在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流浪儿在雪天里围着一小堆火。为了取暖，他们鼓着腮帮子拼命吹火。大都市的街头，又是风雪之夜，他们能寻找到几块御寒的木块？张乐平在他们面前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是他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他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尽想着那三个流浪儿。他们能熬过这一夜吗？第二天早上他又走过那个弄堂口的时候，三个流浪儿中的两个已经冻死了。

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45]。从那时他就开始了《三毛流浪记》的创作。三毛是千万流浪儿中的一个，与其他流浪儿的唯一区别是他永远不会冻饿而死；和蒋兆和的“流民”和萧乾的“倒卧”也不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永不倒卧的小流民。由于漫画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使其在猛烈抨击辛辣讽刺的同时，也透露着一种幽默。这一点，使很多后人对于三毛这个形象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可爱和同情上，而忽略了这是当年中国人的悲惨生存状态的写照。

正是冼星海、蒋兆和与张乐平这些文化人，使得当时的文艺除了言情、武侠、鬼怪这些内容外，其主流在美学特征上呈现出一种悲剧色彩的阳刚之美。这种悲剧不同于古希腊的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悲剧，不是人与威严的自然或不可捉摸的命运的冲突，这是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各种实实在在的血与泪的汇集，它以悲壮精神贯穿其中，为生存和革命发出了呐喊，使人民大众从这些作品里得到抚慰、受到的鼓舞。

2.贫嘴的大民

中国文人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从未停止过，揭示社会矛盾，描写人生现实，是中国文艺的基本美学精神。然而，在“文革”那个年代，这种精神遭遇了空前的扼杀，只在少数有良知的文人心中化作了精神的潜流。粉碎“四人帮”后，这地下河流就喷涌而出。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都还记得，在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徐迟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是怎样地在人们中间传阅。这是人们从官方的正规出版物上第一次读到对于“文革”的评说，徐迟巧妙地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历史上最丑恶、最肮脏的一页。

“文革”结束后，文学首先充当了批判先锋的角色。作为语言艺术，在此时充分显示了这种艺术形态的全面、深刻和便捷。全面，在于完整地展示那场浩劫中种种疯狂、荒诞的故事，展示人们心灵所遭受的创伤，人们性格的扭曲以及人们的悲惨命运。深刻，因为凭借语言的达意性，它可以明白地、准确地、一针见血地直刺要害，在剖析现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毫不含糊朦胧，痛快淋漓。便捷，在于它动作迅速，其他艺术形态如影视戏剧，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但这些艺术种类的作品制作周期太长，远远不如文学来得快当。被人们冠之以“伤痕”、“反思”、“知青”、“改革”种种名目的作品，都是达意性的语言艺术的杰作。

一场浩劫过后，文人首先展开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控诉，因为一篇小说的缘由，人们把这一类文学称之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更多的是表达了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人民的心声。在社会问题上抒真情、说真话，为人民代言，为真理呐喊，以直面人生的态度和内容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生命力。由于多年的政治禁锢，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与政治结缘的程度极深，它主要的功能在于释放人们郁结心中的愤懑。

要把反对现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引向深入，仅仅靠控诉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反思，需要探寻导致现代封建主义肆虐的历史根源。《剪辑错了的故事》、《黑旗》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们把反思的锋芒指向共和国建国后的十七年，将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加深广的历史时空。

对于现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思，最终将问题引向一个焦点：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最终导致了“文革”灾难。这一次“文革”结束了，今后又将如何？换言之，如何从根本上避免和防止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类可恶的悲剧呢？当邓小平这位上层决策人物思索着如何自上而下地从制度改革入手的问题时，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也在自下而上地思考着国民性的问题。为什么一有个风吹草动，这个民族的人们就昏了头？有人把这样的思考叫作“寻根”。

被人们称作寻根小说的，比如韩少功《爸爸爸》、王蒙《活动变人形》、张炜《古船》、贾平凹《浮躁》、陈村《故事》等，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它连接起历史的链条，在对当下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中揭示出了潜伏在民族意识、民族性格中的愚昧、保守和怯懦的种种痼疾，从不同侧面证实了正是由这些人格精神的病态畸形所构成的社会基础，才使得林彪“四人帮”的现代封建专制主义得以横行。历史又一次在这里发生了巧合，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之后，寻根文学的作者以冷峻的思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进行了无情的解剖，使人们不由得反躬自省：从阿Q到我们，有些什么东西还没抖落掉？

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在批判现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也在重新对“人”进行着审视。曾经发生过的可以随意把人抓来剃个阴阳头、反扭双臂坐“土飞机”、挂牌游斗乃至抄家的种种行为把人权、人的尊严像块破抹布一样地踩在脚下，因此，特别需要高扬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

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空前的关注。《芙蓉镇》里有着像狗一样活着的男女，这是十年“文革”灾难的写照。而秋菊，这个当今过上了好日子的农村妇女，为了一个“理”字，为了一点做人的尊严，也硬要“讨个说法”。和文艺表现相配合，在理论界也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全国性的讨论。对同一问题，人们以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不同方式热烈地参与进来，互为表里。在破除迷信蒙昧的同时，在科学和进步的基础上重建人们的理性世界和感性生活。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观念的变革，社会经济的改革，使新时期的文艺必然地实现着对以往的超越。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的历史现实中，文艺创作者已经从历史、社会、文化和道德的种种角度审实生活，而不再以一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去进行判断，在对现实存在的广阔的观察视野中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包容的观念和态度，随着社会现实的演变也在不断地完成着自身的更新与发展。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类的作品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与传统的文化观念，广大读者也由于自己的审美惯性而乐于接受这类作品。除此之外，池莉的《烦恼人生》以还原现实的方式，朴素无华地描写了普通老百姓在当今社会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表现了一种平民化的审美追求，被评论者命名为“新写实”小说。《北京文学》1994年起连续推出“新体验小说”，写实地描述创作主体的生活亲历，是这种“新写实”的继续。与遵命文学不同的是，文艺创作者开始以平民的眼光看待世界，对现实给予重新解释，使作品的表达更为真实，而这并不妨碍对生活写照的升华，不妨碍它的文化韵味和诗化意识。艺术创作者在经过了最初的政治冲动之后，显得更为冷静，体味生活和表现生活时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甚至有几分冷峻，这种冷眼旁观的表现并没有遮盖住它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反而多了几分哲理和思考。

所谓“新写实”、“新体验”，乃至“现实主义冲击波”，都是搞评论的人创造出来的名词，这里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它们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厂》《分享艰难》和《苍天在上》这一些作品，通过描写私人企业、乡镇企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苦苦挣扎的困境，写出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艰难、希望和力量，并且，以其正气和胆量揭露出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国家、民族的蛀虫，这是中国改革事业中的一个病灶。深刻的作品在此表现为精英文化，他们和政府文化不谋而合，和老百姓的文化需求不谋而合，至于搞评论的人编排出的种种术语那是无关紧要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开始了与世界全方位的交流，多种文化因素并存，某些价值取向和精神要求的渗入，使社会生活总体面貌充满了变异。文人的心态也有着微妙的变化，从“文革”结束后那种热血沸腾的控诉，到原生态的展示，到冷静、冷酷的揭示，对待现实的态度在逐渐平和。社会毕竟在前进，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没了，铁饭碗已经砸烂，日子越来越祥和、富足和火红，《咱爸咱妈》之类的作品开始把百姓的喜怒哀乐作为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在种种传媒火暴的画面和音响之外，走出来一个过着幸福生活的贫嘴张大民。

贫嘴张大民的家是这个样子的：

张大民家的房子结构嗦，像一个掉在地上的汉堡包，捡起来还能吃，只是层次和内容有点乱了。第一层是院墙、院门和院子。院墙不高，爬满了牵牛花，有虚假的田园风光，可以骗蒙花了眼的人，院门松松垮垮，是拼成一体的两扇旧窗户，顶着几块有弧度的五合板，号码都在，告诉来人它不是一本的木头，它是大礼堂的椅子背。推开院门，里面是半米深的大坑，足有4平方米。左边支着油毡棚，摞满了蜂窝煤，右边支着一辆自行车，墙上挂着两辆自行车，自行车的旁边还挂着几辫儿紫皮蒜，蒜辫儿的下面搁着一个装满垃圾的油漆桶。张大民家的人管这个填满了的大坑叫——院子。第二层便是厨房了，盖得不规矩，一头宽一头窄，像个酱肘子。这是汉堡包出油的地方。前后窗，左右墙，头顶上，脚底下，全是黑的和黏的，怎么擦也擦不去。灯泡永远毛茸茸的，吊在电线上，像个长不大也烂不掉的瘪茄子。厨房的门槛不错，有膝盖那么高，水泥很厚，怪怪的像一道水坝。穿过水坝就进入了第三层，客厅兼主卧室，10.5平方米，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一张折叠桌，一个脸盆架和几把折叠凳。后窗不大，朝北，光淡淡的，像照着一间菜窖。最后一层是里屋，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双层床，猛一看像进了卧铺车厢一样。墙上没窗户，房顶上有个窗户，白光直着照下来，更像菜窖了。这个多层的汉堡包掉在地上，掉在城市的灰尘里，又难看又牙碜，让人怎么吃它呢！

当张大民用里屋结婚之后，那间10.5平方米的客厅兼主卧室到了夜晚就要睡五个人：两个大姑娘，两个大小伙子，晚上中间扯块布帘，外边男里边女。西北角上，四个箱子拼成的床上还睡着个老娘。

大民之后，二民也要结婚了……

小说一经发表，就被多家杂志转载，被拍成电影，之后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影视作品获奖之后，张大民又登上了评剧舞台。张大民登台之前，并没有新闻发布会之类的炒作，可为什么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这一系列的连续反应？这些现象的背后究竟原因何在？毫无疑问，其现实主义的精神是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一种精神抚慰。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传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潮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浪头，但无论变换什么旗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还是这关注国计民生的现实主义。在各种思想观念的交汇中，现实主义具有了多种表现方式，无论理论界赋予它什么称号，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是它真正的精髓，是它强劲的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