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归零艺术”

□ 王浩

2012年，一部电视剧，《温州一家人》热播。温州商人，在那个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激情创业，成败流转。

那是温商群体的财富故事，同样也书写着中国20年剧变的壮阔波澜。

听着董立群讲述自己的创业史，听众会忍不住把他和电视剧情节挂钩配对。

演温州商人的李立群高呼，“胆大不怕路远，技多不怕路绝”“人活着就是折腾”，而董立群“老夫聊发少年狂”，激情澎湃，言犹在耳。

60岁，董立群一点不嫌自己老；他的杭州合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信息”）也朝气十足。

说起合众信息，很多人会觉得陌生。然而创立十年的合众信息俨然已是国内数据交换与数据处理领域，最具创新精神、活力和代表性的领军企业之一。一个企业有没有实力，首先看他的竞争对手。而合众信息的对手，是IBM、甲骨文、EMC等业内巨擘。

巨擘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事实上，合众信息生存空间并未被挤压，非但生存下来了，而且在本土化的发展之路上大有作为。

创业长路漫漫，董立群的30多年的经验，不是一个“稳”字，而是不断地“归零”。

丰富的人生需要不断归零，重新出发。尽管他本人对这个说法有些不认同，但他的故事就是如此。

在自己最得意时退出，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董立群这样做了。

20世纪70年代初，我初中毕业，既没赶上上山下乡，也不能继续读书，就进了当时温州机械局下属的农机研究所当学徒。那是学习能力最强的十几年，我埋头苦干，从学徒到仓库保管员、技工、销售……一步步做到了渔业机电修造厂的厂长。听起来很风光吗？其实这个厂在我接手时已举债连连，贷款还不出，被银行冻结了账户，面临倒闭。

或许是年轻时不安分、不甘心，我铆足劲拼了三年，把这家整个水产系统最烂的小厂，做成了整个系统效益最好的单位。因为改革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改，我在厂里率先实行了计件工资，干得好的工人月收入200多元，比局里领导还高。虽然也招来非议，但效益毕竟做出来了，上头没法干预。

国有单位脱不了人情，效益好，各种各样的关系要把子女亲戚塞进我的厂里，一碗水端不平，就容易出事了——我被人一封举报信，告发了。

举报信很长，十大罪状，罪名也很重。比如一条：高价倒卖国家钢材。如果属实，我是要判重罪坐牢的。

局里来了调查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厂要为外经贸局生产机械零件，但批下来的钢材尺寸、规格、质量都不行，厂里要把这些钢材先卖掉，再去市场上购买需要的钢材……事实上这是亏钱买卖，厂里为了完成任务，还往里倒贴钱。这个手续，我们还事先在局里备过案。

调查还我清白，但无中生有、欲加之罪，却也让我心凉了一大截。

所以我觉得仕途风险难测，官不好当，综合很多其他原因，我萌生去意，不想给别人打工了。

在自己最得意时退出，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董立群这样做了。

国字单位的铁饭碗，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的梦想。而作为一厂之长，在别人眼中，30岁出头的董立群前途光明，有能力有头脑，现在的厂长，不久以后就会在机关里升得一官半职。

董立群选择放弃，意味着一切归零。这是董立群人生中的第一次自我“归零”，且进行得特别彻底。

他想出国闯荡，“胆大不怕路远”，目的地是意大利。

温州人钟情于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这与意大利的服装制造业发达有关。20世纪80年代，在意大利的华人只有2000人，但之后，隔几年就翻一番。这还只是合法居民的增速。而在意的华人中，十有七八是温州人。温州人在意大利，依靠敏锐的商业直觉和勤劳获得成功的故事比比皆是。

每个温州人的财富故事背后，都有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董立群也不例外。

有人形容温州人“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说的不仅仅是他们能吃苦耐劳，更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执着。

1991年，我把所有家当换成2000美元，带着妻子远走那不勒斯。

刚到的日子，苦是当然的。我在一个餐馆打工，厨子和服务生都是我，店里另外两人就是老板和老板娘了。妻子在另一个餐馆洗盘子。我们没有住的地方，各自住在打工的餐馆里，两处分居。

打工的累和苦，都是次要的。痛苦在于，语言不通，没人跟你交流，信息闭塞，在那里你永远是一个人。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支持我撑下去，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我的目标——我不再给别人打工。

我的爷爷是华侨，有很多朋友。一年后，我向他们东拼西凑地借了30万元，盘下一家餐馆。这个餐馆地理位置不差，在那不勒斯的市中心，可那里的中餐馆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定位不准。你要做本地客，还是做旅行团，要做高档餐厅，还是面向大众？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定位问题。其实做企业，无论什么行当，定位就是发展的方向。大方向定了，你就踏实做下去即可。

那不勒斯不算意大利的旅游热点，做游客生意不易，还积累不了客源。我决定还是面向本地的工薪阶层，做口碑，攒熟客。

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用了两年，我把营业额翻了两番，而利润提升了十倍。一个月十几万元的收入。当初借的钱，没几个月就还清了。大家有些意外，但我觉得很正常。

温州人的“实干”精神是出了名的。当年人们还在为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温州人埋头苦干，在不争论中发展了自己；当人们对于发展个体民营经济还不敢越“雷池”时，温州人已经跑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去创业了。从厂长董立群，到打工仔董立群，再到老板董立群，仅仅三四年时间，他完成了自己的“逆袭”，不得不惊叹其行动力。

有人形容温州人“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说的不仅仅是他们吃苦耐劳，更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执着。所以温州有个说法：“死，也要死在外边。”董立群身上，浓缩着温州商人的各种特质。

但问董立群身上是不是有“商人的基因”，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自己有一颗不安于现状、不甘平庸的心，“在我看来，目标一旦确定，过程就没那么艰苦了。唯一要你苦苦思考的，就是摸准它的规律。行业千差万别，但规律万变不离其宗”。

逐渐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董立群意识到自己在商旅之中，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董立群会在意大利扎根下去的时候，他却毅然决定回国。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人在国外做生意，喜欢自己斗自己：打价格战。聪明人老爱用这样的笨办法。没赚到钱，还搞坏了自己和整个行当的名声。

起初那不勒斯的11家中餐馆，也有这样的问题，同质化严重。我就把这些老板请过来吃个饭，对他们说，不仅要赚钱，还要赚意大利人的钱。我们不能靠价格刷低自己的档次，要不然我们最后只能沦为外国人的服务生。老板们一听，认为这一思路对，都点头赞同。但要怎么做呢？

我说要差异化经营。每个餐馆相同的菜品，基本保持价格稳定。但新研发一个菜，其他餐馆就不能照搬照抄，就像申请专利。这样既鼓励大家开发新菜品，又保证差异化经营。意大利人想吃这道菜，必须到我的餐厅；爱吃那道菜，必须到你的餐馆。这样大家就都有属于自己的客户。

大家都认同这一观点，人心齐，很多问题就好办了。别的城市中，很多中餐馆把彼此当死敌，只有那不勒斯的11家抱成团。我们一起面对市场，也一起面对其他棘手问题，比如黑社会。

如果餐馆作为个体，与黑暗势力斗争，力量都太弱了，但是我们以中国商人群体的面目来面对这个问题时，抱团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首先所有餐馆采用暴力不合作：来勒索要钱，没有！所有的华人商家都一个态度。如果发生暴力事件，一家损失，我们所有人平摊。就像联保制度，损失受控，老板们斗争起来有底气多了；再者，我们以华人商家组织的名义与当地警方交涉，也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到最后，黑社会觉得在那不勒斯搞不出什么名堂，也渐渐退出了这个城市。

我们成立了行业协会、侨商会。以抱团的方式，不但维护了自己的权益，也为其他行业比如服装业的华人商家维权，都非常成功。

团结——董立群说，这是华人在外创业强有力的支撑。不只是安身立命的需要，要地位、有尊严，很多时候比做生意更重要。中国商人有头脑，肯吃苦，可就算生意做得再大，外国人还是会排斥你，给你设置各种障碍。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华人自己的不团结。

当自己的餐馆业务步入正轨之后，董立群做了大量公益性的社会事务，尝试着把在外打拼的华人都凝聚起来，让自己生活得有尊严。事实上，国家的强大让这些在异国打拼的华商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依靠。有国家做后盾，董立群说自己做很多事，都像在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国强则商人强，这是董立群在意大利创业期间感受最深的一点。

但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董立群会在意大利扎根下去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国。

人生在1998年拐了一个弯，似乎回到了原点——董立群再一次将自己“归零”。

在整个IT产业链中，中国企业做得最差的是终端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这两方面，而作为专业领域领先者的合众信息，也因此驶入了快车道。

我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中国人，是要落叶归根的。很多人不解，你生意做得蒸蒸日上，为什么要放弃？我与妻子早决定好了：不入意大利籍，也不在意大利购买不动产，最终我们是要回自己的家。

1998年，我跟她商量，我们现在50岁不到，与其等老了回去坐吃山空，不如现在就走，我还能再创一次业。妻子很支持我。说走就走的回乡之路，我们回到了老家温州。

在温州，我投过KTV娱乐城和商业地产，虽然回报很高，但很快发现那不是我想要的。说到赚钱，温州人是最活络的，炒地、炒房、炒矿……跟着他们一起，投资什么都能赚得钵满盆盈。但我不想，还是那个思想“作祟”——我不甘心做个平庸之辈。

2002年，我找到身在美国的妹夫周宗和，他是学信息工程的，以前参与过国家863重大项目，也在美国参与领导过ERP项目的开发实施，是个技术“超人”。我邀他回国，他问我，我只懂技术，在美国给别人打工，回国也是打工，为什么要回国？我笑说，当然不是让你来做打工仔的，要你回来给自己打工。

我带着他，跟无数的信息服务企业和相关的政府部门会面，他负责聊，我是门外汉，不懂技术，就在旁边听。他真的很强，跟他见面的人，聊完后都尊称他为“周老师”。

虽然我不懂技术，但我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我们要做的。2003年，我们的“合众信息”诞生了。业务方向是信息安全交换和大数据处理，这是我的判断。其实在意大利，我就发现，人家信息共享，可以做到一个市政厅把老百姓所有要办理的事项都完成。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什么信息交换和大数据的概念，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方向。在互联网技术方面，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妹夫说行，我们就做。我们的第一单生意，不是产品销售，而是一个科研单子——与温州市公安局合作，为公安系统搭建内外网接入平台。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为公安部门进行内外网数据交换，搭建一个安全可靠的系统。

产品还在研发，省公安厅得知了，把我们叫去，说这个系统如够可靠，先在温州宁波试点，接着向全省推广。

内外网数据交换，什么最重要？是规范！之前那么多年，因为各个系统都在自行其道，当要纳入一个统一的数据交换平台才发现，各个系统的数据化、格式和语言都没有统一标准，使得安全可控地进行数据交换的难度非常高。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各个部门的信息交换打补丁，让他们的信息平台能适应各种应用服务。

中国的信息化起步很晚，信息交换几乎到了2007年才开始有规范出台。而合众信息早在2003年就开始朝这个领域进发了。

这一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信息安全和大数据处理，直到近几年才成为“热点”。“棱镜门”事件让信息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地位，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各种机遇和挑战都与中国信息产业正面相遇。这一切表明，董立群的预判又一次是准确的。

有了足够的研发和调整时间，使得合众信息在市场上占得先机。如今，合众拥有内外网安全数据交换系统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广泛应用于公安、交通、税务、海关、金融、电力等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

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就对本土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董立群说，现在合众信息面对的竞争对手，无一例外都是国际巨头如IBM、甲骨文。“这些大集团的产品化程度非常高，这是我们的短板，但我们的长处在于本土化。”合众信息在系统适应范围、应用服务的配合程度和价格上，都优于国际巨头。他们的生产线不会因人而异地为个别需求而提供定制服务，这就给了合众信息无限的可能。

近几年以来，网络安全事件热点不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与此同时，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越来越成熟，我国信息安全“国产化自主可控”趋势越来越明晰。

随着中央机关禁用Windows 8、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出台、银行逐步弃用IBM服务器……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军工部门和金融领域的IT国产替代已启动，信息安全系统国产化的进程正在抓紧进行。这对董立群和合众信息来说，绝对是利好消息。

在整个IT产业链中，中国企业做得最差的是终端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这两方面，而作为专业领域领先者的合众信息，也因此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就算千足的蜈蚣，也只能走一条路。合众信息会锲而不舍地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董立群称60岁不算老，中国的信息安全化道路至少还要走20年，所以在这条路上，自己和合众信息都是年轻人。

“你说我不断地在‘归零’，在我看来，却是在不断地积累。”

企业名片

合众信息是一家国内著名的专门从事数据交换和数据处理产品研制生产商和系统集成商。自2003年8月创建至今，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数据交换与数据处理领域最具创新精神、最具活力、最具代表性的领先企业。至2014年，公司拥有包括政府、公安、军队、大型企事业单位等众多行业的上千家客户，其中，在全国边界接入平台市场中多年排名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