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基于对当时日益加剧的东西方冷战的观察，一些西方学者率先发出了结束冷战，东西方认真地面对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的呼吁。其中一位就是丹尼尔·贝尔。
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是一位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的当代美国著名的学者和重要的思想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就是一个具有广泛读者的著作家。我们一般称他为批判的社会学家，不过，在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所著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2]一书中，我们却见不到关于丹尼尔·贝尔的专门介绍。学术界反而更频繁地把他看做是一位未来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社群主义者、文化新保守主义者，等等。确实地，贝尔学术活动同时涉足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专门领域。由于其学术活动领域的广泛性，贝尔成了一位难以把握的思想人物。
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1）、《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极端右翼》（1964）、《今日资本主义》（1971）、《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蜿蜒之路》（1980）等等。贝尔是一位综合性思想家，这使他在众多领域具有了发言权，且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为冷战的产物，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冷战在观念上作出的直接反应。其核心主张是，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论战已经丧失了意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还对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化、社会流动、劳工运动、政治意识等问题作了新颖的社会学剖析。这是对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和思想论战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部著作，是对当今世界格局具有重大预见力的一部著作。由于其阶级立场所致，对于书中的某些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1972年，布热津斯基发表了《不战而胜》。1989年，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cuyama）发表了论文“历史的终结？”，并在不久出版了一部同名著作。[3]进入90年代后，美国的又一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4]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曾经引发了广泛争论。透过其争论的表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在今天重提这些话题，重现这些话题的历史语境，将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冷战时期发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当时西方学术界内部的激烈争论，并且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冷战思维仍然延续的方式。并且，对于这段特定历史的重新了解和评价，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国学术界在近几年关于后现代话题的讨论。[5]
在这里，通过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所作自我辩护作一番还原和重读工作，我们试着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像贝尔及后来的布热津尔斯基、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千方百计地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既做了许多歪曲历史和事实的报道，但也道出了某些实情。在表面上看来，其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着矛盾，但是它们都充分地暴露出了其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们宣告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地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了资本主义，引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其所谓的“终结”还隐藏着这样一层含义：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所有的其他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某个唯一的目标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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