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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报的政治作为的失误

时间:2022-04-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都市报的政治作为的失误都市报政治作为的最大缺陷表现在,它在许多重要社会公共事务上的不作为。都市报的报道会尽力挖掘并突出事件中的冲突因素,或是能迅速引起人们关注的细节。因此都市报的表达是以市民性的情感、道德、趣味为基本出发点的。都市报片面塑造各个阶层的社会形象,不能担当政治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是都市报遭社会舆论诟病的最多的一个方面。

二、都市报的政治作为的失误

都市报政治作为的最大缺陷表现在,它在许多重要社会公共事务上的不作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市报因过分注重片面化的个人感受,而忽视了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都市报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非常严重的。偏重于表面的、细节的、局部的对于现实社会的描摹,因为缺乏社会本质的深层观照,对社会现实做浮泛、夸张、虚幻、扭曲直至完全失真的呈现。对新闻市场价值的片面理解致使都市报过分追逐刺激性的、诉诸感官的事件,这是社会一般大众对于都市报的很重要的期待。对于这个现象的批评是,由于过分关注市场利益,导致了报纸严重的商业化、片面化倾向,一些有重要价值的公共事务被严重忽视了。可能出现的情形如下。

其一,事件不具有吸引读者注意力的表面因素,比如暴力、犯罪、色情、新奇等等,就不会被报纸选择作为新闻报道的主题。

其二,事件与个人利益的连接不明显,或者不是短期的、即刻的关联,这些事件可能干脆不被报道,如果是特别重大的新闻,则以敷衍了事的方式做简单处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基本没有信息量。

其三,与报纸定位差异较大的公共事务经常性地被忽视。在报业市场细分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都市报也出现对于读者的细致区分,报纸的眼光也越来越狭窄,导致割裂看问题的思维方式盛行,不善于从联系和全局的角度捕捉事件的新闻价值,结果是,对于公共事务的报道常常是局部而非全面的。比如当前的“三农”问题,在许多都市报看来是与城市读者无关的主题,因此很少涉及。报纸当然必须考虑自身的定位,要提供给自己的读者需要的信息,问题在于报纸是否具有联系的、全局的眼光。在当前普遍联系的社会中,许多信息都具有强烈的相关性,新闻传媒的职责就在于揭示其中的联系,给读者有效的信息。帮助报纸定位的意义在于,以自己的读者的立场考察社会、理解世界、利用信息,而不是将读者封闭在自己狭窄的生活圈内,一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信息,在报道的开掘和阐释中会显现出对于读者的影响。可以设想,在都市报长久的分裂性思维的影响下,这些城市的读者观察社会的眼光会变得狭隘、短浅。

如果考虑到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都市报还有区别于西方一般通俗报纸的不同生存环境,有利于它进行高质量的公共事务报道。当下中国大陆的一般民众对于通俗报纸的需求应有所不同,除却社会制度、新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仍有一些社会条件提供了都市报可以拓展的煽情新闻之外的市场空间:一是转型期社会普通民众对于硬新闻的需求,(李良荣,2001)二是严肃报纸远离普通读者造成的某些信息的真空。真正与民众利益相关的严肃硬新闻在当下中国社会应该有巨大的需求空间,那些在日常生活的政治方面有杰出作为的都市报,正是充分把握了时机尽力开掘出这样的表现空间。总体而言,都市报缺乏对于日常生活事件的政治意义的开掘,不能很好地揭示日常生活事件蕴含的政治意义,也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治事件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关系,导致普通读者政治意识的缺乏和对政治的隔膜。

都市报在处理涉及公共事务的新闻时,有一些极端偏向。

其一,为市场效果考虑,那些能激发大众注意力的公共事务最容易成为都市报的选题。都市报的报道会尽力挖掘并突出事件中的冲突因素,或是能迅速引起人们关注的细节。从积极方面看,这使得都市报能在对于公共事务缺乏兴趣和了解的普通大众中,迅速地将公共事件设置为议题,引发公众的普遍关注,继而展开充分的讨论以形成公共舆论。我们看到,当前都市报在生活政治中的作为就是通过市场所引导的、对于现实的极度敏感(相对于传统报纸)而达成的。

其二,那些与大众生活有直接关联的公共事务新闻能被都市报迅速地捕获,从而在短时间内激起大众强烈反应。近年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诸如“金华火腿事件”、“雀巢奶粉事件”、“阜阳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等等,因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联,而且这种联系能为一般人所轻易感知,因此最易成为都市报的选题。除此之外经常被涉及的主题还包括城市建设、环境污染、交通安全、官员腐败、医疗、教育问题等等,都因为与大众日常生活有明显和直接的关联,成为都市报介入公共事务最得心应手的领域。

都市报的成败都来自于它对现实即时的敏感。因此都市报极端偏向的消极影响也非常明显,就是过度依赖市场导致对公共事务的片面反映,缺乏整体的眼光关注各种重大的公共事务,因此都市报的公共事务参与是有偏向的,不全面的。在舆论表达方面,都市报善于以感性捕捉可能吸引读者的因素,但疏于对公共事务的实质进行理性化分析,并在较高层次上分析制度的原因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变化。因此都市报的表达是以市民性的情感、道德、趣味为基本出发点的。这在当前的形势下并非毫无益处,因为在此之前市民舆论从来没有获得表达的机会,更谈不上对于公共事务的实质性参与,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都市报的公共表达和公共参与不可能对社会进程、民主政治产生决定性作用。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就都市报的通俗报纸的定位来说,这可能是它的宿命,如果它是在市民生活中存在的,它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存在,我们的批判只是在一个超越现实的向度上对都市报的世俗表现形成制衡,而不是完全地取消它。

都市报片面塑造各个阶层的社会形象,不能担当政治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是都市报遭社会舆论诟病的最多的一个方面。和缓的批评说,都市报只为“白领”服务,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商业目的极力倡导消费主义,误导读者;激烈的指责是,都市报完全扭曲了社会现实,为不公正的现象做粉饰,在它所塑造的“成功人士”的背后是市场与权力合谋,它以这样的方式塑造了填补“文革”遗留专制意识形态退场留下的意识形态的真空的“新意识形态”。(王晓明,2000)都市报在这个方面的表现又是极其暧昧和复杂的。一方面,它确实将重点集中于所谓“白领”即中产阶层的生活,竭力塑造这个新兴阶层的形象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它对于这个阶层形象的描绘并不成功,经常是以扭曲的中产阶层形象示人,都市报简单、片面、表象化的处理方式,使得中产阶层的面目虚假、做作、浮华、夸张甚至滑稽可笑,都市报并未真实地呈现这个阶层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真实生存状况,更谈不上塑造了为这个阶层认同和其他阶层了解的所谓意识形态。关键在于,都市报切断了阶层与社会的真实联系,因此不能以通俗的方式深刻地反映这个阶层的真实面貌,更不可能生产代表这个阶层意识的意识形态。简单说来,都市报将对中产阶层的塑造局限在吃喝玩乐的生活表象中,而缺乏对于中产阶层地位、政治诉求的揭示。

新近的社会学研究证实,中国社会的中间层的出现,是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的。正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原来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资源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所谓中间层,是指身处国家之外的社会精英。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包括部分国营企业家,特别是较大程度实行了新的经济体制的企业中的管理者。二是知识分子集团,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形成了对中心具有越来越大离心力的地方行政精英集团。在新的社会中间层出现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中面临着两个最基本的关系。一是中间层与国家的关系,另一个是中间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两层关系都非常复杂。在第一层面的关系中,中间层与国家之间既存在利害相关关系,又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制度化通道。在第二层关系中,中间层与一般民众之间也会产生紧张状态。现实的原因是普通民众对于中间层在道义上的不认同。由于中间层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权钱交换,而且在其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不道德行为,因此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是为富不仁的群体,而中间阶层的某些不明智行为,如炫耀性消费、奢侈荒淫以及对贫困阶层的外露的轻蔑和羞辱,更是为这种紧张关系火上浇油。(李培林、李强、孙立平,2004,第46、50页)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都市报对于中产阶层的描绘显得如此浅薄而表面化。在都市报的报道中,中国中间阶层当下所特有的复杂状况被一些浮华的生活场景所掩盖了。

一项关于媒体与白领阶层形象建构的研究指出,上海的报纸在关于白领阶层政治诉求的报道方面十分单薄,这不仅表现在这类主题的报道数量比其他内容少,而且存在严重的质的偏差。(董倩,2005,第27—30页)

其一,关于白领参与公共生活的报道,主题单一,脱离实际,没有获得充分展开。比如据社会学调查研究证实,我国非政府组织(NGO)的数量超过100万个,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意味着政府作为的减少和社会生活的活跃,被认为是社会开放、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意味白领阶层对于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上海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如“热爱家园”等都是由白领发起创办并维持的,显示出上海白领阶层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以及整合民间社会力量的能力。但就是这个能充分反映白领阶层公共参与的主题,在上海报纸关于白领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出现。

其二,在对于白领阶层的政治叙事中,上海报纸有一个相当特别的方式,将白领阶层与政治符号联系起来。这就导致媒体对于白领阶层的政治叙事不是真正反映这个阶层自身的立场和诉求。

其三,对于白领阶层的状况描述及其评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领阶层开始兴起时较为实事求是,能从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给予解释,能较为全面而客观地从政治意识、职业特征、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做描述。但到了白领阶层逐渐为大众了解时,上海严肃报纸的报道开始走向极端,转为对白领阶层生活状态的严厉批判。

而在都市报中,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极力渲染白领舒适、奢侈的所谓成功者的生活,并且暗示或明示白领生活是现代生活方式的样板;另一方面,则以多种视角(传统乡村文化怀恋的、商业社会消费主义批判的,等等)对白领阶层展开批判。总而言之,都市报对于白领阶层的描述是表面化和极端化的。

鉴于上述状况,都市报关于中产阶层的报道并未塑造一个恰如其分的阶层形象,更没有从这个阶层的利益出发,表达政治诉求,成为利益集团恰当的代言人。因此,对都市报只是代表中产阶层利益的批评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准确,必须深入探究。都市报并未像有些批评的言论所说,忠实地为白领所代表的中产阶层服务和代言。原因在于,都市报在服务于某个特定的读者群时,不能充分展示这个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联系,只是在表面上满足某个群体的浅层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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