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政治作为的特殊表现

二、都市报政治作为的特殊表现

1．都市报政治作为的主要方面

从最积极的角度看，都市报的政治作为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作为社会环境的监视器，都市报在某些方面表现异常敏感，为民众认知环境、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因为“知情”是政治参与的前提。虽然它的表现并非是平衡的，在某些方面反应非常迟钝。作为新闻传媒，都市报强调新闻的实用性，所谓实用，就是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有关联。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两类新闻得到都市报的充分重视：一是所谓“民生”新闻，包括与民众生活有直接关联的新闻，甚至有许多硬新闻，如房地产政策变动等等；二是所谓“负面”新闻，突发的、灾难的、冲突的（比如犯罪）事件。通俗报纸并非一味排斥硬新闻，只是硬新闻一般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能成为这类报纸的议题，一是与普通民众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二是这种关系是简单而明显的，容易为普通读者感知。都市报的价值在于，在局部能以普通民众立场审视环境，揭示其中蕴含的以民众个人为基点的利益关系。通俗报纸在市场的引导之下，常常以猎奇姿态追逐负面新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也不能忽视，都市报得到读者认同的并非只是煽情和刺激，也有重要的一面，那就是贴近普通民众的视野和立场。在呈现这些社会事件时，都市报成功地将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以强烈的威胁感传递给公众，虽然在质疑社会原因时都市报常常显得苍白无力，但民众通过都市报获得的现实感知还是有许多真切处。如果考虑到新闻传媒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表现，这样的真切也算得弥足珍贵。在“揭示真相”方面，都市报只是进行了局部的、常常是流于表面的努力，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常常是这样的努力担当了新闻传媒监视环境的重任，并开启了后继的更深入的行动。在这样的视野中，《南方都市报》在“孙志刚事件”、“非典事件”中的表现才具有深刻意义。

其二，作为公共空间，都市报承载了相对多样的舆论和价值观。一种表现是通俗报纸开始重视对于新闻事件和社会思潮的评价。在都市报发展初期，舆论是完全被忽视的方面。报纸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新闻和专版副刊。在经历高速成长期之后，都市报开始分化，分化现象在广州、上海、北京这样的报业发达城市表现得比较明显。言论开始成为一些都市报着力经营的内容。以上海为例，最具影响力的两家新型的都市报《新闻晨报》、《青年报》，都以各种方式提升言论在报纸整体中的地位。《新闻晨报》设“晨报首席评论员”，重视在重要新闻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新闻晨报》对于“马加爵事件”的评论（如首席评论员李恭震）与中央主流传媒的观点有较大差异，论点本身的科学性另当别论，它说明当下在某些情境中，都市报拥有一定的舆论自主空间。《青年报》的做法更为直接，它基本舍弃消遣性的专版副刊，以新闻和言论两大板块为主要内容，彻底改变了通俗报纸的一般构成，它的言论版面有大量的来自读者的文章，主要就热点新闻事件和社会流行观点发表看法，经常是同一版面有互相冲突的意见呈现出来。就目前情况看，如此做法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青年报》在业外资本进入后实行改革，半年内发行量有明显增长，达40万份。参见《青年报》2004年3月18日相关报道）。都市报的言论主体有多元化趋势，展示不同意见的冲突成为编辑操作的惯常思路。谈论的议题经常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公共事件，但立场并不局限于自身，有时能以公共性作为基本诉求，因此，都市报的市场效应部分来自于回应了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诉求。都市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相对可能（虽然层次较低）的舆论空间。

其三，都市报在新闻或非新闻的文化内容中表达现代价值观，在某些方面承担了普通民众的现代性政治的社会化职责。都市报经常是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民众的现代政治意识。大众文化的特质是在市民文化层面包容多元价值观，都市报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反传统，反体制，倡导异端的价值，质疑惯常的生活秩序和理念，树立个人主义观念，推崇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等等现代政治意识中最为基本的内容，潜藏在光怪陆离的城市文化的表象描绘中。比如男女两性关系，是都市报的重要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它包含了太多的所谓市场“卖点”。但有许多都市报能超越平庸的解读，直指现代性主题。以上海都市报为例，如《新闻晚报》的“东方女性”周刊，在许多重要报道和重大策划中，以现代性观念审视中国社会中两性问题的意识非常明显。如“李银河专访”中提出极具女性主义意涵的思想，报道总结李银河的观点是：“性是可以堂堂正正言说的快乐；婚姻不是性唯一的合法渠道；现代社会中性的意义已从生殖转向肉体快乐；只要不损害他人，女性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报道还涉及中国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经历的深刻变化。再如策划评选2003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人物，艾晓明（介入孙志刚事件讨论最早的学者）、高耀洁（孤身进行抵抗艾滋病宣传的医生）等均在入选之列。这样的表现都在相当的高度审视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或女性问题，并在政治的层面触及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参见2003年11月6日及2004年1月17日《新闻晚报》“东方女性”周刊。）

另一典型个案是《上海壹周》的“情感”专栏。主持者在解答读者提出的两性问题时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就是以现代性理念为基点的女性的独立、自由，以及区别于男性的独特存在价值的思想。目前的主持人连岳曾任《南方周末》“我是鸡汤”专栏作者，这一栏目也是以个人生活为切入点，以现代性观念的确立为根本诉求，与《上海壹周》的专栏有一以贯之的立场。上述表现在都市报中可能不是普遍的存在，但也绝非凤毛麟角。由市场导引的都市报在日常生活层面成为了一个各种价值观念杂陈、汇聚的平台，一些民间的、与主流价值观有差异的、超越常规和传统的观点，以各种方式在通俗报纸上表现出来。（李艺，2004）其中现代性观念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虽然这样的舆论表现和价值观呈现仍是局部的、表面的、缺乏深度的，但考虑到这样两个因素：中国新闻传媒长期以来实行的“舆论一律”原则，严肃传媒在舆论生成场域的经常性缺席，通俗报纸的如此表现也便具有了推进民主政治的意义。况且，对于都市报这样的传媒而言，对它的政治作为不可能也不应该有等同于精英传媒的期待。正如连岳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所写：“进步有多种可能性，任何有利于松动教条与偏见的方式，都可以产生前行的动力。”（连岳，2004）

在论及新闻传媒的政治作为时，一种观点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认为强调市场因素的新闻传媒过于追求有“卖点”的新闻主题和报道方式，以戏剧化的手法处理政治新闻和重要社会事件，致使民众忽视严肃政治的意义，产生政治冷漠感，淡化和削弱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行为。（彼得·达尔格伦，2000，第310—328页）这种观点在中国大陆也为一些社会舆论所用，批评都市报的商业化表现，这样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中肯和准确的。但如果以市场化的商业利益诉求给都市报以全面批判，就不能清晰地分辨在当下中国社会，在特殊的传媒格局和传媒表现中，都市报的政治作为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以及在民众中产生的真切反响。过于极端的立场将遮蔽现实的真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以“生活形态的政治”看，都市报可能达至一些积极的政治效果。“为了解释媒介如何促成生活形态政治的一些更新型的表现，为了解释媒介如何促成‘个人化的政体’的成长，我们必须通过不同的视野来考察媒介，虽然其中不无某些矛盾性的共存。的确，大众媒介的内容的某些部分曾经被认为与公民的不投入有关，是负面的，但是在这种语境中它却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如此，那些常常被宽泛地称为‘通俗化’的趋势的特征，或许可以用于动员参与，即使是以非传统的方式。例如，新闻、娱乐、戏剧化事件与广告的类型边界逐渐被打通，这可能导致一种更散漫的框架，而这种框架可能对更广大的受众敞开。人们可能通过分析性不是很强的方式去领悟议题，但是可以将这些议题与个人日常生活的概念关联处理得更为明显。媒介中的这些发展，与以传统方式处理传统政治的‘严肃新闻’或者‘硬新闻’相比，看来更容易鼓励对于与价值、伦理、生活形态以及日常生活相关的议题的特殊参与。聚焦于具体而非抽象的事物，聚焦于个人而非机构，聚焦于事件与事变而非社会进程，这显然也是一种‘大众化’的策略，它使得整个世界向更多个人化的参与敞开。……在此，部分处于危险境地的不仅是关于什么是正当的新闻业的专业主义价值，更多的整体性关注集中在政治领域的边界。如果按照积极的观点，大众新闻业的因素，甚至包括娱乐化新闻，都能够具有建设性地促成民主的公共空间的复兴。”（彼得·达尔格伦，2000，第310—328页）

或许，中国大陆的通俗报纸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中，以“矛盾性的存在”而存在，它的政治作为才能被恰当地认识。

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都市报的政治作为，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传媒的政治参与状态，展示了自身在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贯穿于这种变化始终的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引发的政治变革。都市报的作为得益于民主政治以独特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的渐次展开。都市报政治诉求的基础是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市民读者。

以当前都市报最为重要的读者群——中产阶层为例，他们正在成为民主政治意义中的“公民”，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有直接关联。

2004年3月14日，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了，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公民的私人财产权被确立。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在中国推进的一个标志，也是对于广泛存在的一种社会舆论的应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产阶层开始积累个人财富，这个阶层的政治诉求的基础即是个人财产权，在现阶段特别具体表现为房产权（因为绝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并不拥有庞大的资本）。中产阶层也是基于自身的社会存在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最有力的维护者。因此说，中产阶层的“行为方式最为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法权关系”。“这批人在保障经济的思路上，展开了对自身合法、合理的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依法实现和保障自己的权利不受损害，勇于为权利而斗争，成为中产最重要的法律精神品格之一。”（《东方早报》社，2004，第47页）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层面，中产阶层对于民主和法治的维护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他们没有社会更上层所具有的高层权力背景，无法用寻租、博弈等手段来攫取庞大财富；他们也没有他们受雇的跨国、民营业主那样庞大的资产融通和运营能力，无法用优质的生产资料滚雪球般累积商业财富；但他们又绝不像社会底层平民一样困扰于温饱，彷徨于无业。他们衣冠楚楚，家有余财；他们思路明晰，善辩能言。他们的权利和财富来自于变化着的改革中的中国，因而对上面，他们需要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来规制社会上层，防止上层恣意地利用其高层权力背景和生产资料支配权来攫取庞大财富，他们不喜欢权力寻租和寡头金融。但对下，他们又惧怕由于底层人们生活的困境而带来的诸种或温和、或激烈的社会问题，需要和呼唤法律制度对底层人们可能出现的为了改变自身命运而实施非理性行为进行约束。……守法是中产阶层谋求正当利益的最佳途径，法律给了他们信心、信任、依赖，也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东方早报》社，2004，第47页）

以这样的视角去观察，都市报的政治作为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更为清晰了。

2．都市报政治作为的特点

都市报的政治参与是由边缘而非中心展开的。如上文所述，都市报的定位本身并不在新闻传媒结构的中心，但因为中国新闻传媒当下格局的特殊性，都市报担当了更多的政治责任。但都市报的切入点依然是边缘的，是市民的日常生活，涉及的主题因此也是较为边缘的，只是在某些时刻、某些问题上由边缘向中心突破。都市报的政治作为在常态状况下，是以和风细雨、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普通人的政治认知，以此为质变时的爆发做积累，从边缘走向中心。

但都市报边缘性的政治作为在当下中国却有着不亚于中心性参与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变化中。这个变化是从“非政治民族”变为“政治民族”。（甘阳，2004，第142页）依据韦伯的观点，落后民族与发达民族的最大差异之一在于，落后民族从根本上是一个“非政治的民族”，因为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政治只是少数精英的权力平衡问题。而经济发达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它必须有一套适应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机制，使得社会大众都参与到本国政治中来，是谓“大众民主”。比如中国部分政治学者强调从政治选举机制入手建立“大众民主”，是一种典型的从中心展开的政治参与。但中心参与的实施，需要边缘性参与的相辅相成。在中国从“非政治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的过程中，大众必须彻底消除与国家政治的隔膜感，成为有现代政治意识的公民。在其中，蕴含许多转变。比如大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养成，一般大众政治参与的具体实施等。通俗报纸在这样的变革中，就大众易于感知和接受的日常生活入手，能有效地将政治参与的意识通过新闻报道的特殊手段，传递给大众，并充分展示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功能。对于一个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国家的公民来说，确立政治参与的意识，并以亲身的行动加以实践，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过程，都市报因此具有开拓性的功用。

都市报的政治参与主要集中在公众意见的表达。政治参与在哈贝马斯那里被分为了两种模式，一是公职人员的选举，二是公共意见的表达。（许纪霖，2004，第344页）第一个模式一向被认为是中心参与的方式，而这一模式的建立在中国尚处在十分复杂的状态。第二种参与模式则有着各种形态。都市报作为提供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在当下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形下，发挥了传达公共意见的作用。都市报政治参与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有鲜明的特征。从内容看主要是利益表达，特别是个人短期的切身利益的表达，缺陷有二：缺乏集团性的利益意识；缺乏长远的利益意识。从方式看主要采用感性表达，描述自身对于周遭环境的直接感知，是个体对于现实的切身体验。这样的感性表达具有鲜活的特征，呈现出社会状况的原初状态，但由于缺乏理性层面的探究，显得散乱而肤浅。由于中国公共意见表达渠道的缺乏，普通民众公开表达机会的稀少，都市报呈现的感性表达具有了积极意义，它排除了各种因素对于民意的曲解和修改，能直接呈现普通民众的意志，虽然是局部和散乱的。在特定信息的刺激下，有可能转化为集中的意见表达，达至政治参与的目的。除功利性目的外，这种感性表达有着建构中国民众公民意识的作用。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培育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增强公民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获得了与他人、社会、国家相连接的感受。

都市报是双重意识形态的承载体，但是相较于其他报纸，较多地承载了大众和民间的意识形态。存在双重意识形态，而且双重意识形态出现分离，是中国当下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都市报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必然担负了传播官方意识形态的责任。但都市报的特殊性在于，它有着另一力量的牵制和平衡——市场的力量。由于都市报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必然要受到来自市场导引的大众需求的强烈影响。都市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因此显得十分复杂，当官方和大众关注的主题两者重叠时，都市报的表现自然非常明晰，如果两者出现差异甚至冲突，都市报的表现则常常显得暧昧，都市报经常用模糊、隐晦的手法来呈现不相一致的方面，官方意识形态常常占明显的优势地位，但不排除大众意识形态以较为边缘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某些情况下，大众意识形态能得到充分表达，“孙志刚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都市报政治参与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了民意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二是塑造了民众参与的自觉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报产生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政治参与的非功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