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政治作为的可能

三、都市报政治作为的可能

如果仅仅从严肃报纸替代品的角度来考察，就不能充分理解都市报作为通俗报纸参与政治的全部意义。在中国社会的当下语境中，都市报的特殊性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担当这种角色。在这里，都市报的概念是：相对于严肃报纸而言，以城市普通市民为主要对象，市场化程度较高。报纸内容以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主，注重从市民的个人角度解读信息。（孙玮，2003）在大陆的发达城市，都市报已出现分层，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注重新闻，以实用性新闻为主，强调报纸在信息方面的使用性，有突发事件的及时报道和大量社会新闻；另一类注重消费，有大量娱乐新闻和消费信息，强调报纸的娱乐消遣功能。以上海为例，第一类代表是《新闻晨报》、《青年报》、《新民晚报》等，第二类如《申江服务导报》、《上海星期三》、《上海壹周》等。不同类别的都市报在政治参与中的表现有明显差异。在第一类都市报中，有效的政治作为经常发生在重要社会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一般而言，这种新闻事件一定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获得解读，即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比如文中开头提及的三个事件，几乎都是在市民的日常生活层面中出现的：一个普通的公民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遭遇不测（“孙志刚事件”）；一对普通的年轻夫妻在家中看影碟遭遇冲击（“黄碟事件”）；一位进城卖菜的农妇在城市街道被撞身亡（“宝马撞人案”）。这种题材的新闻正是都市报最重要的报道主题，因为与市民报纸的定位完全契合。当然，如果都市报在处理这样的新闻时只是突出其刺激性（这是通俗报纸比较普遍的做法），它就不可能在政治方面有任何作为，在上述三个事件中，都市报的突出表现在于着力开掘日常生活中蕴含的政治意义，实现了从“闺房私话”（日常生活）到“立法原则”（政治意义）的升华。（江雪、小斌，2003）

对于第二类都市报而言，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以现代观念审视日常生活，进行潜移默化的现代性理念的灌输。比如倡导消费时针对有节俭传统的读者强调个人价值感，以及私人生活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介绍特殊人物时刻意突出他们前卫、大胆实际上是超越传统常规的行为与思想。

都市报的特质在于，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也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都市报可能持有普通民众立场参与公共事务。日常生活是都市报施展政治作为的最有利的空间。

在当下中国社会，都市报的如此作为如何可能？

都市报参与政治的可能得益于中国整体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国普通民众开始由“文革”期间对政治的失望、厌倦和反感转向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他们开始在自己的观念中建立起政治和个人利益的关联。虽然政治参与进入中国普通民众的意识还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艰难历程，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途径远非多样、畅通，但变化已经出现，民主政治开始经由日常生活渗透在民众的意识和行为中。在这样的背景中，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正在逐步苏醒，一些看似细微的日常生活事件经常会引发民众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关注。比如“宝马案”中公众的激烈反应，显示了中国公众正在觉醒的政治意识，民众倾向于从政治层面解读类似的敏感事件，表达在自身现实生活中由政治因素引发、累积的社会情绪。（参见《新民晚报》2004年1月11日相关报道。“宝马撞人案”在互联网上的点击率排名第一，超过“非典”，民众的关注点集中于肇事者是否有特殊政治身份，是否可能因此逃避应得的法律处置。一些普通民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积聚的不平衡情绪在此宣泄）中国普通民众逐渐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彼此相关的。这种关联并非仅仅是道德层面的，它更意味着政治层面的——相对于强势政府的、弱势普通民众的利益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