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的政治作为的背景

二、都市报的政治作为的背景

都市报的政治作为如何可能？一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报纸。

所谓严肃与通俗的区分，是新闻学理论对于现代报纸的一种基本分类法。（李良荣，2001，第85页）两类报纸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内容、读者对象方面。如严肃报纸多为硬新闻，关注的主题是重大社会问题，如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活动，处理方式也是以报道信息、分析深层次原因为主，因此主要对象是社会中上层成员，如政府官员、知识界人士等。通俗报纸则以社会、文化、体育、娱乐新闻为主，有大量的涉及社会冲突的新闻，如暴力、犯罪、灾难、事故等刺激性的新闻，也有很多涉及色情以及奇闻趣事的软性新闻，处理方式借鉴讲故事的叙事方法，以突出新闻事件的戏剧冲突性，一般以交代清楚新闻的基本事实为主，不做深入的社会背景、产生原因的分析，主要对象为社会中下层成员。

严肃报纸和通俗报纸的区分还在于，它们的社会功能包括政治功能有很大区别。从一般意义上讲，严肃报纸的政治功能要大于通俗报纸。严肃报纸的政治功能在于，它担当了社会公共领域的重任，这个公共领域应该生成有价值的公众舆论，并有效地将公众舆论转化为公共决策的有力因素。通俗报纸并非完全没有公共领域的功能，但因为通俗报纸在内容、表达方式、读者对象上的局限性，导致它的政治参与功能要小于严肃报纸。因此，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应该主要由严肃报纸代表舆论发言，以形成高质量的公共政策。通俗报纸在形成政治舆论方面并非毫无作用，但往往是偏重感性的、限于表面的。但据一些大众文化研究者比如上述提及的费斯克所言，严肃报纸的政治参与有着严格的边界，就是统治秩序本身，严肃报纸永远在体制内发言。而通俗报纸虽然不可能在现有的统治秩序内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它可能以消极的方式消解、颠覆现存的统治秩序和意识形态。按照费斯克所言的报纸与体制的关系视角来看，只有精英报纸才能在体制之外对现存统治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挑战。无论是新闻学或者文化研究的角度，在西方报纸参与政治的讨论中，有一个前提是共同的，就是报纸独立于政府的地位。所有的政治参与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进行，报纸作为公众舆论的代表也是以这个前提为基础的。

论及中国的严肃报纸和通俗报纸的政治参与功能，应充分注意与西方语境的不同。中国所有的报纸都是国有制的，这是报纸在体制方面的一致性，但即使在体制内，报纸的体制作为制约因素还是有差别的，这既反映在制度构成上，也反映在具体的每一家报纸的环境中。前者是指，在一个典型的报业集团内，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专业报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既是观念的，也是机制的。机关报被定位为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经济收益不是首先必须考虑的因素。而都市报等被定位为党报在市场上的替身，（魏永征，1999）因此市场份额的占有以及相应经济利益的获取，成为这类报纸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不违反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这类报纸是一个必要前提但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市场因素越过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左右这类传媒表现的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后者意味着，即使是同一种类型的报纸，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有差异很大的表现，这是中国当前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在一些新闻传播界业内人士看来，中国报业除了机关报、都市报，还有第三类报纸，可称为精英报纸。（徐锦江，2001）早期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近几年来，都市报转型的类型如《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新京报》等也被一些研究者划归到这个类别中。《南方周末》类的报纸在体制上并无与机关报、都市报不一样的差别，只是在具体环境中有些因素被放大了，比如报纸更趋向中上层的定位，操作者的新闻专业理念更为清晰的表现，当地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如有意见认为广州报业的发达和开放，与当地民间经济的繁荣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有关）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一些报纸能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有不同于机关报和都市报的表现。

一些研究者以中国新闻传媒的所有制来讨论相关问题，没有对其中的不同媒介展开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就被完全遮蔽了，他们看到体制对于新闻传媒的影响，而忽视了在体制内的各种行动的可能性，包括对于体制的突破、挑战和修改。正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阐明的，各种结构至上的理论的局限在于它们将社会关系和实践的“再生产”视为“一种机械的结果，而不是视为能动的建构过程——它由能动的主体的活动完成并存在于其中”，而所谓行动哲学的典型错误在于它“仅仅处理‘生产’的问题，而没有发展出任何结构分析的概念”。（吉登斯，1977，第121页）吉登斯为了避免上述理论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与个体、决定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两元对立，提出他的结构化理论，以强调他“探索社会实践的结构化是要解释结构如何通过行动得以建构，反过来行动又是如何结构化的”。（吉登斯，1976，第161页）。据此，中国的报纸很难仅仅从体制层面获得真实的阐释。

中国报纸虽然也有参照西方标准所做的分类，如机关报为严肃报纸，都市报为通俗报纸等，（李良荣，2001，第85页）但意义有所不同。机关报因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定位，因此与公众舆论有较远的距离，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主要宣传与政府一致的意见，不可能给予各种形态的社会舆论以很大的生长空间。鉴于社会舆论无法在严肃报纸上获得生成和表达的空间，通俗报纸就成为一种替代，这并不意味着通俗报纸必然会履行这个使命，但严肃报纸的缺席确实在客观上给通俗报纸创造了一些机会，这既来自于严肃报纸缺席导致的社会舆论对于表达渠道的强烈需求，也来源于通俗报纸自身回应市场有意识的努力。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民主社会中，公共空间的存在是一种无法遏制的社会性集体诉求，当严肃新闻传媒不能担当这一责任时，舆论一定会寻找替代性传媒，即便是不甚理想的替代品。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中，这个严肃报纸缺席的空间除了通俗报纸，网络因其技术的特征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在当下中国，在这个由媒介所建构的公共空间中，不同类型的传媒被认为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在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看来，中国的“媒介批评”以独特的事件现场作业方式，显示了与学院批评的不同状态。与陈腐、刻板、颓靡的学院批评的书写性相比，媒体批评是言说性的，它敏锐、快捷，更加感性。但媒体批评并不因此就获得了深刻参与历史文化过程的能力。因为媒介话语本身没有语意和话语价值的再生产能力，因此是即时性和弱智化的。基于市场原则的媒体批评的立场总是游移不定的，在2003年，它促成了许多公共事件（典型如“非典”）进入公众的视野，但在它制造的喧嚣下，是无法掩饰的文化人的寥落感。（朱大可、张闳，2004，第2—3页）尽管我们不能完全认同这些人文学者对于新闻传媒的严厉批评，但他们还是点到了媒体社会影响的一些症结。

对传统媒体抱持激烈批评立场的这批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网络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评价。他们称网络为区别于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的第三种势力，理由是，网络是最富民间气质的言说者。“在SARS危机、孙志刚事件、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上，互联网在资讯传播、营造公共言论平台、协调公共舆论等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威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传统媒体所承担的舆论监督和展现公共良知的功能。”（朱大可、张闳，2004，第2—3页）如果仔细考虑中国互联网的运作机制（比如：绝大部分网站并不具有采访、制作新闻的权利，所谓网上新闻大多来源于传统媒体，即使是那些具有新闻采访制作权利的网站，新闻部分的运作机制也与传统媒体极为相似。近期实行网络的实名制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朱大可、张闳在此所说的网络普遍的匿名状态），恐怕不会得出如此有极端倾向性的结论。事实上，在SARS危机、孙志刚事件中，报纸——主要是通俗报纸（比如《南方都市报》）发挥了极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人文学者们对于媒体的议论表明了当前中国这样的社会诉求：社会需要建构有质量的公共空间，而媒体是必须依靠的重要中介力量，尽管这个中介机构经常性地偏离它的功能。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各种媒体的表现是大相径庭的，所谓游移是缺乏稳定性和坚定性，但也表明媒体还是可能并且也实施了公共参与的功能，对于公共事件的发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新闻传媒的一致性在于它们承载了公众政治参与的期待，不一致性则体现为各自在公共空间中的不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