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顾颉刚先生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指出：“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1]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后记》中写道：“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等的努力，不外是想设法延长尾骶骨；反对科学的方法而提倡八卦五行的动向，更不外是把虫样突起认为是人类的心脏罢了。”[2]从这两位史学家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五行在两千多年里是多么顽固地主宰着中国人的思想！
事实上，他们还是低估了五行对中国人的影响。
古史的记载把五行对中国人的影响推至他们难以想象的遥远古代，让他们感到实在无法忍受，以至于对所谓战国以前的关于五行的记载干脆一概予以否认。顾颉刚先生指出：“它（五行）在经典上的根据，为《尚书》的《甘誓》和《洪范》。这两篇中，都有‘五行’字样，而《洪范》讲‘金、木、水、火、土’的性质尤为显明。《甘誓》说是夏书，《洪范》说是商书；（自有《书序》之后成为周书）夏、商之书既称引它，那么，它的起源当在夏、商之前了。所以《史记·历书》中就说：‘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自有此记载，而五行遂确定为黄帝所建立。”“假使五行之说早从黄帝时传下来，则到商、周时已有久远的历史，早该起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我们在商代的甲骨文字里找不到它的痕迹呢？为什么我们在东、西周的文籍（《尚书》、《周易》、《诗经》等）里除了《甘誓》、《洪范》之外，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为什么我们在诸子书（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里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黄帝传了下来，经历夏、商、周不曾发生影响，而一到秦、汉便在社会上大活动起来，这是什么道理？”“综上所说，《甘誓》、《洪范》、《墨子》们在传说中的著作时代与实际的著作时代俱不相应。它们虽说都说到五行，但都不足为五行说起源甚早之证。此外，在《国语》和《左传》中，也屡见‘五行’字样。如：‘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国语·鲁语》上，记臧文仲语）‘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二十五年》，记子太叔语）‘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昭三十二年，记史墨语），似乎是春秋时人也常用这一名词。但《国语》和《左传》实出于战国时人的撰述，又加以汉人的窜乱，性质复杂，有待于我们的分析者正多，决不能径看春秋时代的史料。我们只该存疑。然则，五行说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呢？最可依据的材料还得算《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其文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段话的是非先不必讲，至少它已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一）在荀子之时已有五行之说了；（二）从荀子眼光看来，这五行说是案了往旧之文（或传闻）杜造出来的，其说甚僻违，甚幽隐，甚闭约；（三）这班人造了五行说之后，骗人道，这是真正的孔子和子游的话；一般的俗儒就受而传之了。”[3]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后记》中写道：“荀子对于孟子有所责让，主要是由于他和子思倡导五行学说，所谓‘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爰）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非十二子》）。这所谓五行毫无疑问便是金木水火土的五大元素。思、孟的书不全，他们的五行说是失传了。但如《书经》里面的《洪范》，因而及于《禹贡》、《皋陶谟》、《尧典》那几篇，必然是思、孟所‘案往旧’而造的说、饰的辞，我看是没有多大的疑问。”[4]他们确定无疑地否定了古代典籍记载的真实性并把“五行”思想的源头归结到子思和孟子身上！
可是，他们关于“‘五行’思想的源头是子思和孟子”的意见被无情的考古发现直接否定了。这两个考古发现就是：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五行》篇（详见下文）。可见，不论是多么有名的史学家，他们的言语是多么肯定，态度是何等诚恳，都不足以作为科学结论的依据。
今天，我们比前人有更多的手段和更好的条件获得前人所未知的历史资料，大不必去苛责前人，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新的考古发现为依据，更好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是什么还他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并不嫌长尾猿的尾子太长而要把它缩短一点，也不因古代曾有图腾崇拜，而要把爬虫之类依旧当成神灵。”[5]这也是作者对五行这个课题的研究所持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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