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阴阳五行思想

其实除了前面提到的《幼官》、《四时》、《五行》和《轻重己》四篇之外，《管子》中还有很多篇章都涉及阴阳五行学说。《乘马》、《势》、《侈靡》、《形势解》中有阴阳而没有提五行。例如，《乘马》把春夏秋冬以及日夜的转换交替都看成是“阴阳之推移”和“阴阳之化”，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不得有所损益。《势》提出“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赢赢缩缩，因而为当”。主张动静要得时，因循阴阳的赢缩变化。另一组文章是《水地》和《地员》有五行而没有阴阳。《水地》主要是讲水德，讲水是万物之本源。在论述水的作用时，提到五色、五味、五量、五脏、五内等。其实《水地》是将五行学说用到医学上的一篇论文，对中医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人在母胎里怎么发育？印度佛经里有《入胎经》，中国文献最早的就是《水地》。第三组文章包括《宙合》、《七臣七主》、《揆度》、《禁藏》，开始有阴阳与五行思想的结合。所谓结合，就是一篇文章里既提到阴阳，又提到五行，但还没有搭配起来，只是把一堆以阴阳为内容、以五行为形式的砖瓦放在了一 起。

真正把阴阳五行依照五行相生之序，配上东南西北中五方，然后架构成一个世界图式，是在《幼官》、《四时》、《五行》和《轻重己》这四篇文章完成的。这个架构，叫做“月令”。不要把月令简单地理解成月历，这是两回事。月令是由天道推演到人事，把阴阳范畴引入社会领域，提出了“四时教令”的思想。春夏秋冬四时，每个季节该做什么，这个“令”是由天发出的，人的行为规范要根据季节的推移决定，这叫做顺天道。这是把天道具体化了，一直具体到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包括打仗、生产、祭祀等。顺天时以行政令，这是指社会领域。再把阴阳之理用到政治领域，创造了阴阳刑德的政治理论，阴是刑，阳是德。这就是“四时教令”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先民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也就是《管子·五行》篇说的：“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所以最早的职官称为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他们的职能就是根据月令来的，春官管农业，冬官管刑罚。这样才做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人与自然和谐了，才知道天地之美。具体而言，就像徐复观先生所讲 的：

天道由阴阳而见，阴阳则运行于四季十二个月之中，所以天道是由十二个月的推移而见。他们于是把认为与四季十二个月中阴阳之气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礼乐及相关的思想，组成一个互相配合的系统，以达到他们“与天同气”，亦即是天人合一的目的。论其实质，概括为一句话：让国家机器跟着天体运行的节序而运转，从而“天、地、人”联系为一个总体，构成世界图 式。

这个理论模式在汉代得到空前而又畸形的发展。月令有很多，《幼官》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淮南子》里有《时则训》，《礼记》里有《月令》、《明堂位》，《尚书大传》里有《洪范五行传》，《逸礼》里有《王居明堂礼》，《汉书·艺文志》里著录了《明堂阴阳》三十八篇，都是发挥这种学说的。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只有《礼记》的《月令》和《明堂位》一直保留到今天。为了实行明堂月令，王莽时期还真的在长安郊区照着明堂图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明堂辟雍，说明其影响非常深。中国人有一种天、地、人合一的思想，跟西方人不同。西方始终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对立起来，向自然索取，要改造自然。现在所谓的科学思想只是近百年从西方传进来的。在此之前，中国人一直去适应自然，求得与自然的和谐，没有什么与天斗、与地斗的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传统文化架构中影响非常大，即使你没读过那么多文献，但日常生活中都受其影响。以过去的老黄历来说，它每天给你具体到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很有操作性。人类生活如何和天地合拍，就是靠月令。所以，“四时教令”和“五德终始”是两个不同的路线。“五德终始”融进了儒家学说，月令系统也被儒家吸收，《礼记·月令》就是儒家经 典。

“四时教令”思想，最初应该是与先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朴素认识有关。然而，上升到天人关系的理论，并且去指导社会政治，就有赖于阴阳思想的发展。把四季的推移看成是阴阳的流行，阴阳和时令的结合就水到渠成了。倒过来，五行说与阴阳说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融合，选择时令作为结合点也是最简洁有效的。所以《幼官》是在五行与时令的结合上进行尝试，选择东西南北中“五方”作为五行跟时令结合的突破口。全文是按五行相生的顺序，分为东、南、中、西、北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冠以“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霜；行夏政，阉”等警句，然后分别配以相应的色、味、声、数等五行条目。五个部分各居一定的方位，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玄宫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