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分权”思想

这一章最重要的就是一句话：“上下之分不同任。”君主和臣属的使命任务是不同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分权。对君主来说，最宝贵的就是说话，所以有成语叫“一言九鼎”。意思是要慎言，话要少，讲一句是一句。领导人随便表态，下面人无所适从，久而久之就会失去权威。所以民间也有一句俗语叫“君无戏言”。对臣属来讲，最宝贵的就是能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毕矣。”做君主的命令下来，做臣子的为君主去出力，就是臣主之道。这说的还是“主逸臣劳”。

《管子》记载的齐国官制，和《周礼》是不同的。《周礼》记载的是周王朝的官制。齐桓公任用出身低微的管仲为相，总理朝政，地位在齐国大贵族国子、高子之上。原先国子、高子的地位在齐桓公一人之下、万民之上。齐桓公用管仲总理朝政，可以说是中国宰相制度的源头。根据《管子》记载，宰相之下是“五官”，包括“大行”，相当于监察官，也就是吏啬夫的最高长官；“大司田”，相当于农业和经济部长；“大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大司礼”，相当于司法和内务部长；“大谏”，谏 官。

谏官制度从先秦开始就有，它非常重要。谏官的作用是给皇帝提不同意见，无论说什么皇帝都不能杀他，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考虑到皇帝、宰相决策时，若考虑不周全，旁边有个人能提出补充或反对意见来。他可以公开质疑皇帝，和皇帝唱对台戏，听不听由你，说不说由我。这个官职很超脱，除了提意见外，没有什么实权，没有用人权，也没有财权，造不了反。这是很科学的。虽然谏官制度的名称一直在变，但从管子开始到清朝一直有。后来到国民党政府才被取消。这个角色在西方是由媒体来担任的，通过媒体来监督政府，让政府在做决策时多听一点意见，可以考虑不同的选择。在我们的体制中，这个角色是完全没有的，决策随意性很大。没有论证过程，没有人提相反意见，党委书记或市长一拍脑袋就去做事，往往会好心办坏事。比如，北京市的交通拥挤，市政府部门简单地认为交通堵塞是因为私家车太多。为了减少小汽车，鼓励大家坐地铁，市政府把地铁票价一律减到两元，以为这样上班族就不去买汽车了。没想到票价一减，买汽车的人反而更多了。什么道理呢？因为本来民工嫌坐地铁贵，就选择走路、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上班，票价一减，农民工也都去坐地铁，地铁就拥挤了。那些本来坐地铁上班的中产阶级就不愿意了，被迫去买私家车，结果道路变得更拥挤。如果有谏官制度，在决策时提出不同意见，这样的失误也许可以避免。不一定非谏官的形式，也可以开设具有相应功能的部门或制度。现在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靠空谈，要研究历史上它是怎么形成 的。

《管子》讲政治就是围绕着利益分配怎么达到平衡展开的。企业管理也是一样的道理，要制定一套制度，考虑怎么把员工利益、高管利益和老板利益处理好，根据这个利益结构来设计制度，最后才能推行得下去。否则，凭空照搬西方管理学理论搞出来的“制度创新”，过一段时间就变得形同虚设了。管子紧紧抓住了“利”字讲政治。“此明公道而灭奸伪之术也。”把各级的权力分配搞清楚了，怎样做是公道的也就明明白白，每个人都按章办事，不必玩花样耍手段 了。

讲完了权责分配，接下来讲怎么用人。人要放在什么位置上？“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先衡量一个人的才能，然后考虑他的德行，德才兼备就应该提拔，这是君主的用人之道。管子把“材”放在前面，是有一定道理的。选拔官员不是评道德模范，而是要选能做事的，能不能做事，才能最重要。一个谦谦君子，连三个人的居民小组都领导不了，你能让他去管理一个省吗？所以西方的文官制度，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是有一定道理的。政务官是政治任命，是由执政党任命的，领导决策部门。比如，奥巴马总统落选了，他任命的部长都要走人。但负责执行的行政部门是不变动的事务官，一级级升迁，他们熟悉业务，但没有决策权，也不用做任何政治考虑。政务官推行什么政策，是要考虑选票，有政治考虑的。“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任劳任怨，这是做臣下的职责。“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做君主的去干预职能部门的事务性工作，有关部门就没法做事了。“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第一个“上”是向上，他本来应该向下，可是现在倒过来向上。后面这个“上”是指君主。大臣向上越权，和皇上一起去专权，那么君主就没有权威了。假如在一个公司里，董事长发一个命令，总经理也能发同样的命令，两个人的权力没有区分，比如财务长、营运总裁等任命的人事权，按道理权限属于董事长，结果总经理也可以任命，这就叫“上共专于上”，就是向上越权了。所以真正的管理权要划分清楚，哪些权力是归董事长，哪些权力是归总经理。人权和财权这些最主要的权都应该是君主自己掌握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