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兵简政”是管子提出来的

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春秋初期政治家。少时家贫，早年经商，先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争位，失败后，经鲍叔牙推荐，公元前685年被齐桓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他辅佐桓公，执政四十余年，在经济、政治方面因势制宜，实行改革，诸如“戍兵屯田”“精兵简政”“蓄积敛财”等，使国力大振。他利用并改进宗周制度，置国（都）为士乡十五，工商乡六，都鄙为五属，分设各级官吏管理。在保持“井田畴均”的同时，再按土地好坏征收赋税；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又用官府力量控制山海之利，并特许在庶民中选士，予以破格提升。重视赏勤罚惰。这些措施使齐国不断富强。对外致力于“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活动，齐国因之富强，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司马迁《史记》第六十二卷《管晏列传第二》载《管子传》如下（节选）：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相，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司马迁的《史记》《管子传》突出了两大主题：“管鲍之谊”与管仲在齐国的改革。

管仲有著作遗留后世，后人编成《管子》一书。但是，学者们多认为《管子》实系后人托名于管仲的著作。战国末期，即有《管子》一书，韩非子曾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西汉末年曾经刘向整理，据刘氏叙录称，《管子》原书五六四篇，除去重复的四七八篇，实为八十六篇。刘向编定的八十六篇，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组。《汉书·艺文志》载有《管子》二十四卷，也是八十六篇。《管子》后来亡佚十篇，实存七十六篇，这就是今本《管子》。

刘向整理过的《管子》已经不是韩非、司马迁看到过的《管子》原本的面目。郭沫若说：“《管子》不仅不是管仲作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朝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任继愈具体指出，《管子》包括两类著作，“一类是管仲学派的著作，这是《管子》的原本，……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著作，这是直到刘向编书时才掺杂进去的。”因为稷下先生，包括各家各派，所以《管子》中有阴阳家、道家、法家、儒家及兵家、农家的著作（参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第355页）。有些学者认为，书中《轻重》十九篇（今存十六篇）和《侈靡》篇不作于战国时期而是西汉的作品。

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这样结论：《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反映了管仲的事迹和思想。战国初年，“田氏代齐”，夺取了齐国政权，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思想，实行变法，形成了管仲学派。齐威王、宣王时，招揽各国文学游说之士，在齐都临淄“稷下学宫”任其讲学议论，临淄成为学术中心。《管子》其书绝大部分是管仲学派的文集，也掺杂了其他稷下学者的论述。书中关于经济的《侈靡》和《轻重》十九篇则成书于西汉时期。

《管子》内容庞杂，包含有道家、名家、法家等家的思想，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还有天文、历数、农业、经济、舆地等知识。《管子》一书的思想体系，哲学思想是其理论基础，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是其核心内容。

这个学派在哲学方面重视“天道”和“人情”——自然变化的规律和人们的心愿。“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禁藏》）。内中《心术》《白心》《内业》等篇，保存一部分道家关于“气”的学说。《水地》篇提出了以“水”为万物之源的思想。《管子》认为，水有许多优良特性，是万物的本原，甚至人的精神面貌也是由水决定的。后来管仲学派又把这个命题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学说，认为万物都产生于“精”，“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这种精气与道有着共同的属性和作用，“气道而生，生乃思，思乃知”（《内业》）。而认知方式，则是“静因之道”的反映论，“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心术》）。“静因之道”的实质是抛弃主观成见而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遵循客观规律。这种处心以静而御外物的观点，要求“洁其宫（心灵），开其门（感知），去私毋言，神明若存”（同上）。

任继愈认为，管仲学派介乎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二者之间，对宗法制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态度，主张把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礼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强调以法律来加强王权，又重视用宗法道德来巩固封建统治。这个学派重视人民的作用，主张争取民心。认为民是国家之本，统治者的成败都取决于“得人”或“失人”。“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禁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统治者只有为人民兴利除害，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管子》全书中的军事思想涉及面很广，内容相当丰富。《汉书·艺文志》把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四家，根据班固所指出的这四家的特点来分析《管子》，可以说，这四家的思想在《管子》中几乎无一不备。

《管子》的经济思想，也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篇幅较多的著作，并在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方面均有所论述。《度地》篇则专论水利，《地员》篇专论土壤。

《管子》其书，内容异常丰富，也很复杂，很难将其准确地划归于某家某派。班固《汉书·艺文志》列之于道家；刘歆《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又《汉书·艺文志》孝经类著录《弟子职》一篇，儒家类著录《内业》十五篇，兵家类“省《伊尹》《太公》《管子》”。可见汉代已对该书分别著录，遽难定分。实则《管子》其书兼有儒、道、法各家之长而无其短，又掺以阴阳、兵、农等家学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杂家，任何一家的思想均不足以涵盖该书的丰富内容。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管子》还是先秦诸子中的一家。

《管子》一书在我国思想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积极的、较大的影响。它是许多政治家必读之书，它是许多思想家必研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