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译名源流考

经济学译名源流考

叶世昌

一、“经济”的本来意义

Economy最初在中国没有用“经济”的译名，这有其必然性。中国是重视正名的国家，清代的乾嘉学派又是重视训诂的学派。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不会将两个含义不同的词混在一起。“经济”是中国原有的词汇，它同economy的意义很不相同，故照中国人自己的译法，不可能将后者译成前者。

“经济”一词最先见于隋代王通(584—617)的《中说·礼乐篇》。其中说到越国公杨素问薛道衡是否见过王通，薛回答说王通是他的同乡，“是其家传(儒学)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这里的“经济”，意为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即治理国家。以后“经济”一词一直流传下来。《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姑劝贾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这里的“经济之道”和王通书中所说的完全相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种含义的“经济”仍很流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分为六个方面: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其中只有理财属于现在所说的经济范畴，“凡考求税则、矿产、农功、商务者隶之”⁽¹⁾。经济特科除隔一定期限举行一次外，还和科举同时进行，乡试中式的称“经济科举人”，会试中式的称“经济科贡士”。当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因戊戌政变而未能实行。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慈禧又下令开经济特科。光绪二十九年经保荐和考试，经济特科录取一等9名，二等18名。

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劝学篇》，其中有《变科举》一篇，借“议者”之口，提出科举之制“存其人体而斟酌修改之”，“以中学、西学经济救时文”。中学经济指“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西学经济指“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文中还说上述议论“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讲求经济之意而推阐之”。

上面两段文字中的“经济”都是原来意义的经济。当时西方经济学已开始在中国传播，“经济”的新含义实际上已经产生(见后)，而原来意义的“经济”一词还这样被普遍使用，懂得一点旧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不能一开始就接受“经济”的新含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重温这一段历史还意在说明，在“经济”含义新旧交替之际，在看到这个词时，特别要注意正确掌握它的含义，否则就可能造成失误。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很可能把“经济特科”理解为现在意义的经济人才的特科。还有如鸦片战争前后一位思想家包世臣，《清史稿》本传说他有“经济人略”。《清史稿》作于民国年间，这时“经济”的新含义早已得到了普遍承认，而且包世臣也称得上是经济行家，这样就很容易产生误会，以为《清史稿》这里所说的“经济”就是现在意义的经济。其实《清史稿》仍是按原来的意义使用这个词，而对它发生误解的情况却确在某些研究包世臣的文章中出现过。

二、译名种种

同治元年(1862)，北京设同文馆。同文馆初为翻译学校，同治四年起改为高等学堂。改高等学堂后，所设的课程中有“富国策”课，这是经济学的最早中译名。当时同文馆的学制为八年，“富国策”课在第八年开。如果从同治四年开始算，则这一课程最早要在同治十一年开。此课的教师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所用课本是英国经济学家福西特(H．Fawcett，当时译为法斯德)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此书后来由同文馆毕业生，任同文馆副教习的汪凤藻翻译，总教习丁韪良校订，呈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于光绪六年(1880)首次出版。

“富国”和“富国策”都是中国原有的词汇。“富国”一词产生于战国时期，《荀子》中还有《富国篇》。“富国策”则首见于北宋，李觏写有《富国策》10篇。经济学确同富国有关，故中国最先选择了这一译名。

光绪十二年，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翻译的《富国养民策》出版⁽²⁾。此书原名《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作者为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S．Jevons，当时译为晢分斯)。其所以译为《富国养民策》，看来是为了同已出的《富国策》相区别。“养民”也是中国原有的词，最先见于《左传》文公十三年，以后一直成为治国的一项原则。经济学自然要解决养民问题，所以养民同经济学也有一点关系。“富国养民策”又译作“富国养民学”，书中两者是混用的。

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说:“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³⁾“富国学”即经济学。光绪二十八年，由陈乾生(陈独秀)编写，经学部审定的《富国学问答》出版。“富国学”比“富国策”于义较长。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国富论》)在汪凤藻译的《富国策》中被译为《邦国财用论》⁽⁴⁾，也有译为《万国财用》⁽⁵⁾、《万国富贵法》⁽⁶⁾的，但以《富国策》最为闻名。光绪二十年，《万国公报》上连载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次年全书出版，改名为《泰西新史揽要》。书中多处提到亚当·斯密及其著作。卷六上《英除积弊一》说:“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英国苏格兰省之戛斯哥海口，有掌教大书院山长(院长)姓师米德名雅堂者，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卷九上《郅治之隆一》说:“英国……狃于欧洲之习俗，凡所谓通商章程者，一一加以限禁，至繁极重，名为通商，实为病商。且英廷又沿各项保业旧例，贸易诸人更未可从心所欲……幸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人师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板通行，立通商之根本。新策既行，旧章尽废，诸英人所创之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后，对主张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颇有影响。

陈炽就是从《泰西新史揽要》中了解到亚当·斯密及其《富国策》的人。他在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写了一本经济著作，定书名为《续富国策》，从《自叙》中可以了解到，他是想续亚当·斯密的《富国策》，希望有助于中国的富强。但陈炽并不了解《国富论》的内容，以致闹了一个笑话。他错将上述法斯德的《富国策》当成了亚当·斯密的《富国策》，认为此书翻译得不好，因而进行“重译”。《重译富国策》将原作者改为斯密德(即亚当·斯密)，既在光绪二十二年的《时务报》上连载，又单独出书，译者署名为“通正斋生”。

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不久就被江标发现了。他在光绪二十三年出版的《经济实学考》中对《重译富国策》作了如下的评介:

“今案斯米·雅堂虽曾著《富国策》，主张均税，使英人盛兴工商以致富强……观此则斯密德所著《富国策》，与同文馆所译本为法斯德所著者迥不相同。乃合为一人，又合为一书，而谓取原本重译，其谁信之?且篇第、名目、议论均与法斯德所著相同，其为取同文馆本重加删润无疑。不独斯密原书未见，即法斯德原本亦未见也。惟文笔浩肆，正可与原译本参观，其中亦大有申明原书议论繁简得当之处，未可废也。”⁽⁷⁾

江标这段话是实事求是的。“富国策”既作为经济学的译名，又作为同类著作的书名，加上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还极为肤浅，所以才出现陈炽这样的错误。

“富国策”或“富国学”不是最恰当的译名，于是又产生了“理财学”的译法。“理财”源出《易·系辞下》，北宋以后成为常用词。“理财”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指理国之财，即管理国家财政。广义的指理民之财，有管理经济的意思。有些学者想把“理财”作为广义的词，但这只是理想，在实践中“理财”只能是理国之财的意思。日本也一度将经济学译为“理财学”。

由于“理财”是常用词，要明确中国何时开始将economy译为“理财”是困难的。上述经济特科的六个方面中，有一个方面是“理财”，包括税则、矿产、农功、商务等，是属于广义的概念。不管是不是作为译名，总是现在含义的经济的意思。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提到“理财之学”⁽⁸⁾，这肯定是经济学的意思了。光绪二十七年，《译书汇编》(由中国留日学生编辑，在东京出版)和《译林》两种刊物连载《理财学》。前者译自德国李斯特(当时译为李士德)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后者为日本川洁所著。次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其中的《高等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都有“理财学”课，取代了原来的“富国策”。同年由嵇镜翻译的日本天野为之的《理财学纲要》出版，译者声明此书的原名为《经济学纲要》。此外，以“理财学”译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还有杨廷栋著的《理财学教科书》、作新社译的《商工理财学》(以上光绪二十八年出版)、吴启孙译的天野为之的《理财学讲义》(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等。光绪二十年初，商务印书馆在《申报》刊登广告，题为“总理学务大臣审定教科书”，其中有《理财学精义》，其说明为:“凡分四章。首总论，次生殖，次分布，次消费。理极繁博，而译笔极为条鬯(畅)。”

光绪二十六年，严复译成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定名为《原富》，在光绪二十七年和光绪二十八年陆续出版。他译economics为“计学”，并在《译事例言》中解释说: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

“经济”原意为经世济民，故含义太广;“理财”多指理国之财，故含义又太狭。“计学”的译名被部分学者所采用。例如光绪三十二年出版奚若译、美国劳林(J．L．Laughlin，当时译为罗林)著的《计学》，而书名按现在的译法应为《政治经济学大纲》(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作《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先在《新民丛报》连载，第二年出书。“生计学”是经济学的又一译名，梁启超在《例言》中说:“兹学之名，今尚未定。本编向用‘平准’二字，似未安。而严氏定为‘计学’，又嫌其于复用名词颇有不便。或有谓当用‘生计’二字者，今姑用之，以俟后人。”⁽⁹⁾“生计学”的译名也有一部分学者使用。

上引梁启超的话中提到“平准”。这词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平准”作为经济学的译名显然“未安”。梁启超还用过“资生学”的译名。光绪二十五年，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提到“资生学”，并夹注说:“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¹⁰⁾

以上提到的中国曾经使用过的经济学译名有富国策(学)、富国养民策(学)、理财学、计学、生计学、平准、资生学等。可能还有遗漏。我有意避开了“经济学”译名本身的产生过程，这准备在下一节作集中论述。

三、统一于“经济学”

有的书上说“经济学”的译名约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京师大学堂聘日本教习杉荣三郎讲“经济学”课时。京师大学堂究竟何时开始设“经济学”课，还有待于考定。而在此以前，“经济学”的译名早已在中国流传了。

光绪十一年冬，艾约瑟完成了《西学启蒙》十六种的翻译和编写。其中一种是他参考多种西书编写的《西学略述》⁽¹¹⁾，此书分为10卷，第8卷为《经济》。卷中的小标题为富国、租赋、英征麦税始末、英征百货税则、富民、国债、钱制、河防、海防、法国经济始末、意国经济始末、筑路、船制、火车铁路、户口。从这些小标题可以看出，这里的“经济”已不是中国原来意义的经济。特别是《法国经济始末》和《意国经济始末》，含义更为明确。如《法国经济始末》中，介绍了户部大臣哥罗伯耳(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医员该斯奈(医生魁奈)、大臣都耳哥(杜耳哥)、赛者弼(萨伊)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简直是微型的法国经济思想史。同样，《意国经济始末》则是意大利的微型经济思想史。《西学启蒙》出版于光绪十四年⁽¹²⁾。艾约瑟在这里使用“经济”一词，是否受到日本的影响，不得而知。

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一日(1891年2月9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创建两湖书院的咨文中谈到“课士之法”，指出书院“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延请分教六人，专门训课。诸生愿执何业，各随才性所近，能兼者听”⁽¹³⁾。在两湖书院中，经济学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是目前查到的中国最早使用的“经济学”的译名。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时务报》第14册发表古城贞吉译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

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经济学”的译名大见流行(和“理财学”的流行同时)。光绪二十七年十月起，《南洋七日报》连载顾学成译的日本持地六三郎的《经济通论》。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广智书局译的日本和田垣谦三的《经济教科书》出版。同年，刊物上还有《最近经济学》(《大陆报》)、《经济政策论》(《游学译编》)、《最新经济学》(《翻译世界》)等著译发表。光绪二十九年，作新社译的《最新经济学》、王宰善编写的《普通经济学教科书》、顾学成译的《经济通论》相继出版。刊物上则有《普通经济学》(《湖北学生界》)、《经济学史》(《翻译世界》)等著译发表。京师大学堂教习杉荣三郎编有《经济学讲义》和《经济各论讲义》出版，未署出版年份，估计不会早于上述各书，更何况此前还有《西学启蒙》和两湖书院的“经济学”分科。

光绪三十年，上海的《警钟日报》发表未署作者名的短文《论中国古代经济学》。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年第1期予以转载。同年正月二十六日(1905年3月1日)，《申报》发表《中国之经济问题》一文，其中说:“危哉，中国经济界之困难，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亚密·斯丹(‘亚丹·斯密’误排)有言:‘国家之贫富，视庸率(工资水平)之高下;庸率之高下，视工业之盛衰。’此可谓经济学之至理也已。”

以上说明，“经济学”的译名在19世纪末已逐渐被国人所接受。而这一译名在中国流行，中国的留日学生起了主要的作用。

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演讲时谈到经济学的译名问题。他说:“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鱼盐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统系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¹⁴⁾他主张译为“经济学”。就他在当时的地位和名望，他的意见自然举足轻重。Economics的中译名最后统一于“经济学”，孙中山的影响不可忽视。

原载1990年第5期

【注释】

(1)《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四，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庚寅。

(2)《富国养民策》是赫德辑、艾约瑟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之一。《西学启蒙》的最初版本我未见。《富国养民策》有光绪丙戌(十二年)总税务司印本。

(3)《饮冰室合集·文集》(2)，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5页。

(4)《富国策·总论》:“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

(5)傅兰雅(J．Fryer)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著理财之书者，始于英人阿荡司，按其书名曰《万国财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6)傅兰雅口译、徐家宝笔述《保富述要》第17章:“英国有人名斯米德，作书名《万国富贵法》。”

(7)《经济实学考》卷七《商学书目提要》。这里的“经济”也是原来的含义。

(8)《饮冰室合集·文集》(2)，第36页。

(9)《饮冰室合集·文集》(12)，第2页。

(10)同上书(4)，第80页。

(11)《西学略述》中有艾约瑟写于光绪十一年孟冬的《序》，此序实为《西学启蒙》的总序，其中说:“抵今五载，得脱稿告成十有六帙，而其中之博考简收者一，曰《西学略述》。”故可确定全部《西学启蒙》完成于光绪十一年冬。

(12)卢汉超《赫德传》:“一八八八年八月，西学十六种刚刚印毕，赫德马上嘱托曾经泽给翁同龢送去一套，使翁同龢成为这套‘启蒙书’最早的读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

(13)《张文襄公全集》卷九七《咨南北学院调两湖书院肄业生》。

(14)《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标点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