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的宇宙观

第二节　究天人之际的宇宙观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早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和宇宙发生论、人生起源论紧密相关的。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由野蛮的人进化到文明的人，首先要思索、探讨的问题则是:人和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人和宇宙是什么关系?这种人和宇宙的关系，在中国人祖先的观念中，便是人和天的关系，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夏朝天神观的出现，到殷周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敬的形成，以及对天神的怀疑、动摇;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到天主宰人与人定胜天的论争，如此等等观念，无一不是围绕“天”与“人”的关系展开的。所以说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宇宙观、认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天”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中的涵义有:本原之天、义理之天、神灵之天、主宰之天、自然之天等。围绕对天的不同理解，展开了天人关系的论争、说明，从而揭开了天人关系的帷幕。

“天”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是中国哲学最古老、最重要的一个范畴。中国哲学史上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在谈天、论天、说天、问天、对天。就著作而论，则有墨子的《天志》，屈原的《天问》，荀子的《天论》，《淮南子》的《天文训》，董仲舒的《天道无二》、《人副天数》，王充的《谈天》，柳宗元的《天对》、《天说》，刘禹锡的《天论》，罗隐的《天机》，张载的《天道》，刘基的《天说》等，都是在探索、讨论“天”和天人关系的问题。

对于“天”与“人”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归纳起来，不外是“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两种基本思想观点。

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则是“天人合一”论达到了极致的时代。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而制造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把“君权神授”理论化，把“天人合一”系统化，把“天”神秘化、神圣化、人格化、意志化。对此，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作了具体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司马迁在《史记》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他在总结、吸取前人关于“天人”关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划分了天人关系，这就是他“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宗旨。

司马迁作为“掌天官”的太史令，对天、天人关系问题当然十分重视，并有自己的思想观点，亦因职务之故，而对天作不同的诠释，故使他的天人关系理论，有时出现矛盾。

司马迁所理解的“天”，是指自然万物运行变化的自然之天，不是有意志的主宰之天。他说: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13]

“天”是指岁、月、日、星辰、阴阳的自然变化。人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日、月、星之“三光”，是由阴阳二气的精华构成的，人能统理地上的阴阳之气，同样也可以控制天上的日、月、星辰。天不是神秘不可知、不可测的神。自古以来，所见天变，所说不同，皆因国异，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并图籍祥之类，并不可法则。所以孔子论六经，对怪异之说不书其变见之踪。对于天道命，则不传，其所传者，只在人事。

因此，司马迁认为，“究天人之际”，就是要研究、探索、考察、掌握天道阴阳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法则，人有效地认识、运用、适应自然规律，为人事服务，而不是崇天、畏天。所以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14]

天为阴阳、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运行变化规律，人认识了、顺应了这种规律，就会取得成功。反之，不认识、违反了这种规律，就会失败乃至灭亡。“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在司马迁看来，天的灾异变化，虽然可以预测人事，“与政事俯仰”有相符之处，“凡天变，过度乃占”，“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但是关键还是修人事以应天变。“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合。……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15]国家是否强大，主要在于国君的修德、修政、修救，最次者才是修禳。就是说，不能乞求天帝、神灵保佑国家的强大，而要以天变现象警示自己，修好人事，应对天变。

司马迁还以历史事实证明，事业成败在于人事，不在天命。就楚、汉相争而论，刘邦胜利，项羽失败关键在于项羽残暴行凶，滥杀无辜，倒行逆施，有勇无谋，不用人才，刘邦则与项羽相反，所以刘邦胜，而项羽败。项羽的可悲处，还在于至死不悟，胡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相信天命，不渡江东，最终灭亡。对此，司马迁评论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6]这个结论，极为中肯，实为确论。

对刘邦的胜利，司马迁作了确切的总结，借刘邦之口道出天意、天命不能支配、决定人事，而是由人事、人才、人谋决定胜负。刘邦说: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7]

刘邦取胜，关于在张良、萧何、韩信“三杰”之智勇、运筹、决战，而非天命、神力。

就以上所述，司马迁对“天”与“人”关系的认识、诠释是清楚的，即天为自然之天，而不能决定人事。然而，他的“究天人之际”的理论，并没有到此结束、止步。他在现实生活中，乃至历史事实中所遇到、想到的一些事情，使他对天道、天意产生了困惑。他说: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取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18]

历史和现实的许多事实，都与天道“报施善人”相矛盾、相违背，“行善未必福，行恶未必祸”，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司马迁深惑不解，不敢断定。

司马迁有时也讲“天人之符”，这虽然与占星术家把每一个天象的变化都与人事联系起来不同，但是由于他出身于史官世家，而史巫同源，所以他不能完全摆脱史巫不分的传统束缚。他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9]他虽然不满意自己的官职处境，但在当时却无法挣脱。这就使他在天人关系上，有时表现出矛盾。如他在谈到“作《天官书》”的指导思想时，说:“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20]他既认为占星术家把灾异与人事联系起来，这是荒诞“不经”之言，又承认天象与人事有“其应”，占星术家的言论与事实有“不殊”之处。他依此为指导而作《天官书》。

司马迁的天人关系思想，虽然是矛盾的，然而却是事实，我们应作全面分析、认识。究其实质，他是把天视为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而不是有人格、有意志的至上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