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的中华心与汉字学说

胡秋原的中华心与汉字学说

□　李敏生

由海峡两岸汉字会议始认识胡秋原的中华心

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曾于1991年8月于人民大会堂与其他单位合办“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这是海峡两岸首次汉字文化交流，盛况空前。研讨会之召开，胡先生有《中国语言文字之特色与简体字》长文嘱台湾李寿林先生代为宣读发表。李寿林先生在《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记》一文记述其事，文中提及:“胡先生论文之发表几经周折，幸赖当时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先生之与闻其事，始得圆满。其实为此事急切与李先念主席联系报告者，襄助袁先生(系指袁晓园——作者注)之李敏生先生也，余因与李敏生先生结识;而其亦因此注意及于胡先生，并开始大量阅读研究胡先生之著作与文章。由于越发之感动，遂发心为胡先生编选文集，期胡先生之学问人格及爱国统一思想，能为大陆各界所知。经近三年不懈之努力，克服种种困难，终有《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在北京由大陆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洵一时之盛事，亦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史上之创举也。”^[1]

“《中华心》之出版有日，余乃与李敏生先生商议，宜隆重其事，宜因此使大陆各界更加认识胡先生之精神思想，则莫善于联合两岸学人举办研讨会，深入阐扬，斯有意义也。亦经李敏生先生之筹划奔走，而有九五年八月在北京民革中央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百人规模‘胡秋原学术思想研讨会’之盛大召开。台湾与会学者，有:(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姜新立教授、世界新闻传播学院王晓波教授、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东吴大学历史系曾祥铎教授、东吴大学理学院长刘源俊教授、中兴大学毛铸伦教授，另胡先生之子女胡采禾女士、胡卜凯先生亦兼程自美国、台湾两地赴会，代表胡先生参加，而余亦有幸随诸学人之后，躬与盛会。”^[2]

“一九九五年于八月二日假民革中央大礼堂举行‘《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首发式暨胡秋原学术思想研讨会开幕式’，大陆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先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先生、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贾亦斌先生、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征先生、北京图书馆长任继愈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辛冠洁先生等海峡两岸知名人士与会。”^[3]

李寿林先生的上述文字详尽说明了海峡两岸首次汉字文化交流的艰难历程。正是由于事情发展的曲折，促使我对胡秋原的人生历程和学术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探索与研究。胡秋原不仅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破冰者，也是海峡两岸汉字文化交流的开拓者。

关于《中华心》

胡秋原长女胡采禾博士说:“‘爱知识，爱自由，爱中国’是我对家父一生言行思想的了解。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的爱国心。李敏生先生把这本胡秋原文选命名为《中华心》时，我就说过这真是最恰当不过了，我非常感动，觉得李先生可说是家父的‘真知’了!”^[4]胡秋原在我主编的《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一书所写的《自序》中说:“李敏生先生将这本选集名为‘中华心’，大概觉得我的这些拙文，皆是出自对中华民族的爱心、忧心、苦心及诚心而写的。这确是事实。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感谢李先生给我这个机会使我对国事的一些诚恳意见，能就正于大陆同胞之前。”

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阅读了胡秋原先生的一小部分著作，也有数百万字之多。文如其人，胡秋原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涉猎文化领域之广、之深，实属罕见，且人品高尚，在中华民族现代史的关键时刻，他都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而站在时代的前列。历史和实践已证明了他对中华民族的爱心、忧心、苦心和诚心。为此他曾被蒋介石罢免一切职务，被李登辉开除国民党党籍。在我主编的《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一书中，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全面地论述了胡秋原对中华民族复兴及祖国统一事业所做出的多方面的历史性贡献。本文仅就胡秋原的汉字学说谈谈自己的认识。

望大家宝爱自己的语言文字

胡秋原先生提出:“中国文字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一直在各国之先，只有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这不是中国文字之落后，而是闭关，八股，缺乏竞争，束缚思想，以致学问落伍的结果。望大家宝爱自己的语言文字，研究我们应有的文法，发展它的功能，而这是不能由模仿西文或英文来的。”“我自五十年前看了高本汉之书以后，便认为钱玄同及瞿秋白等所谓罗马化、拉丁化都是荒谬的，因为中国话同音字太多，不能用音符表示。看了耶斯柏生之书以后，便认为黎锦熙以来模仿英文法讲中国文法的书都是荒谬的。幸而中国第一外语是英文，如是德文或俄文，不知他们要弄出什么古怪文法。”“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之贬价，影响到中国语言及文字之贬价。现在应该使我们对中国语言文字改变态度，予以爱护与重视了”。胡秋原在汉字这一事关中华民族文化的全局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反潮流的理论勇气。

胡秋原指出:“语言文字，是人类表情达意之工具与符号。”他的这一论断突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一流行的定义。文字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但是关于文字的定义应当首先揭示文字与思维、意识的关系，即文字的功能首先是“表情达意”。构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首先要精确地表达其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否则将坠入云里雾里。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认识史告诉我们，语言作为人类的社会性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形成的一个标志或基本要素。文字是在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些人能够用一部分时间从事相对独立的文化活动时，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才有了可能性。这个时期相当于原始农业社会的初期，人们开始定居，亦有了原始的畜牧业。在人类社会初期，语言作为传播人们的观念和信息的工具，其传播的范围很小，并且转瞬即逝，有很大的局限性。文字的产生则突破了这一局限性，它可以长久地记录、积累人们的观念和信息，并且在空间上也可能逐步地扩大其范围。因此，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看，文字是不同于语言的，是高于语言的。仅仅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传统定义是狭隘的，不科学的。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印刷术发明以后，文字即告固定。语言之流动性大，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语言有趋于标准化之趋势，文字则可加强其标准化。

汉字是中华民族团结之天然纽带

胡秋原指出:“中国语言文字为中国民族团结之天然纽带，亦中国文化与社会生活之共同根基。”^[5]“中国文化之独立创造与中国文字有关。而这文字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在“以文字为核心之文化一旦形成之后，构成一种自存力与抵抗力。这保持了中国历史之完整性，给与其同化力。”^[6]上述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汉字在祖国统一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

胡秋原认为:民族共同性“首先是共同的语言和文字”。“血统是民族之根源，而语言是血统的主要标志，同文未必同种，然同种必然同文。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得以结合的工具。世间决无两个言语不通的人能够相知的。而语言和文字，又是保持共同记忆的工具。”“共同历史与文化之巩固及发达，又不能不靠语言和文字。语言文字不仅是造成人群结合的工具，而且也是保持此种结合的工具。”^[7]胡秋原从民族的性质及民族形成的角度阐明了汉字在中华民族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书同文”与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文字统一是中华文化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经济文化都起到了推动作用。汉承秦制，我们今天所称“汉族”“汉字”，源于汉朝的“汉”。汉民族的形成，并非由单一的民族而来，而是秦、汉不断地吸收、融合了周围的其他民族后，于汉代形成的。即是说，汉字从一开始就不是属于单一民族的文字。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上朝代更迭频繁，这些都给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造成了困难和障碍。我们从中华民族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认识到汉字成为了超越历史和地理，超越阶级和政治力量，超越民族和语言的统一中国的最持久、最广泛、最深厚的力量。在汉字基础上形成的绚丽多姿的汉字文化，并由汉字文化形成的影响中华民族最深刻、最持久的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成为了中华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发展的最强大的凝聚力。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同样认识到汉字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过，他们所持的观点正好与胡秋原先生的观点相反，如“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拖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后腿”等。在“汉字落后论”的指导和影响下形成的一百年来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已经遭到失败，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胡秋原先生的观点则是旗帜鲜明地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胡秋原进一步揭示了汉字在世界文字系统中的特点，他认为:“中国文化是自始为独立从容地创造的。此于中国文化之形成，自是一天幸良机。在此环境中，我们祖先创造了我们的文字。在世界语言系统中，与中国语言相近者甚多，但在世界文字系统中，唯有中国文字，自成一格。如谓中国文化有特殊，实则即此一事。本来文字包含音义二因素。即‘听’的与‘看’的因素。以听与看判断文字之进步与否，乃落后的无知之见。世界亦无纯粹的音符或意符。(中国语言为单音节，故别四声，用意符文字，乃必然之势。构成中国文字之绝大多数者是形声字，即音的成分增高，而西洋文字接头接尾语及符合字之日益增多，即义的成分增加，这表示文字之妙，并非一端。)中国文字显然是在农业生活中发生的。一旦发明之后，因邻近人民言语大体同质，甚感便利，自然流传。

此种文字，在若干方面，也许有若干不便，但真富于弹性，其进步性，为近代著名语言学者高本汉等所确认。中国大陆没有因方言歧异而分裂，反之，通过此一共同的文字，形成一大陆的同质而统一的文化，则中国文字，实有大功。因此，这也使中国文化发生另一特点，即中国文字代替宗教，它比基督教在欧洲、回教在中亚起了更伟大的团结民族和国家的作用。统一文字和文化，使中国历史成为有机的历史，并在东亚形成一种‘世界文’，因而使中国人最没有民族的成见。”^[8]

关于汉字对中华民族的统一的巨大作用，著名汉字学家安子介先生的观点和胡秋原先生的观点很一致。安子介提出中国靠汉字统一了中国。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来中国访问时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汉字的伟大的历史作用。胡秋原于20世纪30年代走上文坛，当时汉字拉丁化成为一种“革命的潮流”，汉字被称为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的“茅坑”或“牛鬼蛇神”。胡秋原在当时就表明了他反对汉字拉丁化潮流的立场。这就是他在这里强调的“以听与看判断文字之进步与否，乃落后的无知之见”。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没有汉字也就没有《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唐诗宋词等代表中华民族文化辉煌的这些著作。汉字与多种文化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并制约思维的形式。如果实行所谓的汉字拉丁化，那就必然逐步毁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对待汉字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涉及能否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胡秋原认为中国文化是本土发生，和平发展，独立创造，中国古典文化的特色，最重大的特点有三:一是文字以符号构成，不用字母拼音;二是以孔子之伦理为准而无宗教;三是治国者由考试而起用士人，而无世袭的贵族及阶级制度。罗素来华后，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上述三个特点，胡秋原赞同罗素的概括，并进一步说明:“我相信中外文化不同，三者可以尽之。”^[9]

胡秋原关于汉字“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10]的观点已为历史和实践所证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尊重大陆的简化汉字

胡秋原在《致海峡两岸汉字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说:“秋原对大陆现代流行的简化字，也有一些看法。现在就教于各位女士先生:

各国语言文字，皆求标准化。印刷术发明后，文字即趋于固定。语言文字，是人类表情达意之工具与符号，相同语言文字之人群，合成共同之民族与国家。语言之流动性大，因有政治、经济之中心点，使语言趋于标准化。而文字则加强其标准化。

在文字发展之过程中，通常是两体并行，此可称铭刻体与手写体。印刷术发明以后，文字即告固定，亦即有标准铭刻体了。我国至宋代印刷盛行，中国之文字遂固定化。名为宋体字，实即唐代之楷体而应用于印刷者，此宋体字之运用，以迄近代。

事实上，一个字多写几笔、少写几笔，已不是太重要的问题，对文盲的多寡，也没有绝对的影响。此外，中国五千年文化，多少宝贵典籍，用宋体字得以留传下来。现在的一代，因为只认识简体字，遂逐渐与历史文化脱节。他们如何根据过去的知识，考虑现在及将来，以担负建设中国的任务呢?

因此，秋原敬向大会提议，希望两岸学者共同努力:

1.承认亦尊重大陆现行使用中之第一批简化字，但亦让传统正体字自由使用，观察社会之自由选择。

2.将大陆四十年来之学术著作，以正体字印刷，与台湾四十年来之学术著作进行大规模交换。

3.鼓励两岸文学作品及电视电影之交流。

4.两岸共同编辑字典，多载同义异字之成语。

5.经常举行会议，讨论中国文字整理，中国语言文字特色之研究，以及中国文法及国文教学之改进等问题。

6.共同研究中国文字检查与索引方法之改进，机械化与输入电脑种种问题。

秋原深信，经过两岸共同的努力，必可促进中国人之真诚团结，增进了解，培养感情，加速和平统一日子早日到来。这就是中国文化复兴大业的开始，也是民族重建新生命伟业的完成。这是秋原对大会最深的祝贺，也即是对大会的提案，幸诸先生有以教之。”

胡秋原对大陆推行的简化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承认亦尊重大陆现行使用中之第一批简化字，但亦让传统正体字自由使用，观察社会之自由选择。”胡秋原的这一立场体现了尊重大陆人民、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科学态度。

简化字是汉字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在汉字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繁化和简化是同时存在的。比如说，从甲骨文至大篆的演变过程中，许多字趋向繁化。人们为了精确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区分客观事物，因此，在一些原有文字的基础上增加形旁、声旁。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增加一个简化字，就增加了一个符号。这在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各个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文字产生以后，它及它负载的文化，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简化一个汉字的同时就等于增加了一个新的文字符号，这在科学的意义上也是一种繁化。那种把文字的简化说成是汉字发展规律的观点是幼稚的、不全面的、不科学的。汉字的简化只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它的发展并不是无限的。

胡秋原提出:“中国五千年文化，多少宝贵典籍，用宋体字得以流传下来。现在的一代，因为只认识简体字，遂逐渐与历史文化脱节。他们如何根据过去的知识，考虑现在及将来，以担负建设中国的任务呢?”胡秋原在这里深刻地指明了汉字的固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它的民族性、历史性、继承性必然要求文字的固定化。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字的固定化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成为可能。当代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印刷技术的高度发展，文字书写的困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多几笔，少几笔，在技术上是无足轻重的。胡秋原从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提出:“只认识简体字，遂逐渐与历史文化脱节”的论断是十分重要的。关于推行简化字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首先在理论上，推行简化字是在文字必须走拼音化的道路的错误指导方针下进行的，其理论基础是“汉字落后论”，因此推行简化字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了汉字发展的规律，破坏了汉字的科学性，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二简”，对汉字胡简乱改，遭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唾弃。“二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其深刻的教训值得认真汲取。对汉字简化工作的科学总结，不能拘泥于某几个字简化得是否正确，而必须首先从全局上，从指导思想上，从理论基础上进行总结。某些权威理论家，抹煞历史，歪曲历史，并以“两个凡是”的姿态出现，不允许人们对汉字简化工作进行批评。因此，在评价简化汉字工作时，必须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实践的检验，实事求是地评价汉字简化工作的功过。在这方面，胡秋原的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多年前，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提出“识繁用简”，袁晓园提出“识繁写简”，这些主张同胡秋原的意见大致相同，都是从大陆的文字应用的实际出发提出的有利于继承中华民族文化，有利于振兴中华的主张。我们大陆现行教育制度在中小学没有繁体字教学，这就必然对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生不利的影响，其严重的后果就是胡秋原所指出的“逐渐与历史文化脱节”，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某些人士把繁体字视为“不规范字”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众所周知，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现在仍然通行繁体字，如果承认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就应当承认繁体字负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人民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了应用繁体字的合法地位。因此，那种把繁体字视为“不规范字”的主张在法律上也是没有根据的。江泽民同志指出:“要继续贯彻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各种印刷品、宣传品尤应坚持使用简化字。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将来去讨论。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江泽民同志的上述指示，体现了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体现了对台湾、香港地区人民使用繁体字的习惯的尊重，也体现了对书法艺术的重视，因此得到了各界的一致赞同。某些人在大陆刮起过的横扫繁体字牌匾的歪风，不尊重书法家的风格和习惯，并且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因此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我认为，对汉字的各种不同看法是可以讨论的，胡秋原关于汉字的主张自然应当作为一家之言受到应有重视。

2009年8月，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通用规范汉字表”，其中要改变44个汉字的字形。上述做法不利于汉字的稳定，特别是对汉字信息技术将造成巨大的经济上的损失和浪费，遭到了多数群众的反对。我们在京组织了“质疑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座谈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共鸣。国家教育部依据多数群众的建议，已暂停执行这一所谓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我们认为应进一步认真总结教训，以利于汉字和社会文化稳定的发展。

中华民族漫长而浩瀚的文明，文化的形式千姿百态，绚丽多彩，但其最富普遍形成和普遍意义的是汉字和汉字文化，即汉字对中国文化与历史发生了决定性作用。汉字和汉字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最富特色的文化特征，因而，汉字成为了中华民族团结之天然纽带，亦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生活的共同根基。

在人类走进21世纪的庄严时刻，炎黄子孙面临着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责任。在今天，正确地认识汉字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实现。

胡秋原的汉字学说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和科学上的远见卓识，这是他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为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做出的巨大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名字和这一功绩。

【注释】

[1]参见李敏生:《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参见李敏生:《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3]参见李敏生:《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4]参见李敏生:《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5]参见李敏生:《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6]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第5版，第129～130页。

[7]参见李敏生:《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42页。

[8]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第5版，第129～130页。

[9]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第5版，第124页。

[10]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台北:学术出版社1988年第5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