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启蒙与理解宗教

反思启蒙与理解宗教

单　纯

启蒙运动主要是指发生于18世纪西方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其宗旨是批判基督教中的保守和专制思想，反对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治。如伏尔泰所鼓吹的自然神论、狄德罗所宣扬的怀疑主义以及休谟所坚持的不可知论的经验主义等，对于基督教传统的神学独断论确实具有摧枯拉朽的作用。而发生在英法两国的社会革命，则对教会与王权勾结的政治制度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经过启蒙运动之后，神学的独断论教义和政教勾结的政制在整个欧洲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往日的垄断性地位，只有在知识界的研究语境和民众的历史记忆中被当作专横和腐朽的东西提及，成为人们反思自己曾经被严重扭曲和异化的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议题。经过启蒙运动，像民主、法治、理性、自由、怀疑、主体、人权、革命等观念都深入人心，成为诠释社会现代性的普遍标准和价值。这些方面作为人类精神和社会实践的历史成果，都是值得肯定和继续弘扬的。

但是，启蒙运动也有矫枉过正的地方，这又是我们不能避讳的。实际上西方二战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思想流派等也对于他们自己历史传统和社会生活中由启蒙运动极端思潮引发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批评这些极端思潮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方面的消极表现。因为，西方宗教的核心议题是“神”，西方社会价值观的源泉也根植于宗教信仰，所以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作为启蒙思潮的主要表现形式就以彻底否定自己的宗教传统为鹄的。这种否定，形象地讲就是如尼采所宣告的“上帝之死”。但是“上帝之死”在逻辑上也意味着西方人自己的死亡。因为以上帝为核心概念的宗教一直是西方人的价值源头，摧毁了这个价值源头，由长期的基督徒身份而孕育出的人的社会性质自然也就被消解了，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说上帝之死必然导致人自身的死亡。正如信仰天命的中国人失去了天地良心或丧尽天良之后亦不复为一中国社会之人。因此，人的社会性和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必然性和历史性联系，不会因为宗教被滥用而产生的思想蒙昧和政治专制而被不加区分地取消。就拿集英国经验主义方法和法国社会革命热情于一身的美国社会来说，他们的教堂仍然被认为是“公民道德的孵化器”，美元的每种币值的钞票上仍然印着代表其基本价值的宗教信念—— “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美国社会既是西方科技最发达、社会公众政治自由度最高的社会，但他们的信教人数也是西方发达社会中比率最高的，而像马丁·路德·金牧师所倡导的民权运动能够在美国社会取得革命性成就，奥巴马作为一个非洲裔的青年律师能够胜选美国总统，实际上都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的人权价值观，即美国《独立宣言》所揭示的“自明性真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们都被神赋予了一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即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德国近代哲人康德曾经给启蒙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人必须随时都有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但他十分清楚，这个定义是针对纯粹理性本身或者就知识论方面说的，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如果就社会的实践生活或者就人生哲学而言，该定义则不能排斥宗教的意义，因为指导人们实践生活的价值取向应该有一种最高的保障，这种“最高”是指一种对逻辑本身的超越性，即与理性的必然性相区别，表现为一种伦理上的必要性。这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和伦理上的必要性被康德解释成“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类似于中国人说的“寻根问底”和“安身立命”，也类似于韦伯所做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别。而实际上在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西方近代社会中，德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反思类型对于我们认识启蒙的价值及其极端化思潮产生的困境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在德国和卢森堡交界的特里尔市，也就是近代共产主义思想家马克思的故乡，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曾经居住在那里，并为当地的基督教徒所感化，自己也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件事对孝子君士坦丁大帝影响深远，许多德国人甚至许多欧洲人都相信，君士坦丁最终颁布的宗教宽容的《米兰敕令》实际上受到他的基督徒母亲的很大影响，之后基督教便从一直被迫害的地位逐渐转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而真实的情况则是，基督教在罗马社会经过几百年的民间发展，或者说上溯到其犹太教传统而形成的几千年社会实践，宗教作为一种维系民族(犹太民族)、社会(地中海周边社会)和帝国(罗马帝国)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取向基础，本身就有自己存在、发展和革新的逻辑和传统，而当这种必然和必要的宗教运动与一些偶然性事件(如海伦娜、君士坦丁)发生某种联系时，便被赋予了多少有点浪漫情调的故事性。无论如何，德国人总是认为基督教的合法化与他们自己有某种历史的关联性。

德国人所考虑的第二件与其历史和文化传统相关的宗教事件是“丕平献土”。矮子丕平本来只是公元8世纪时西欧法兰克族群的国王，由于当时的人都相信古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曾经捐献土地给基督教的教皇以获取宗教信仰方面的神圣性庇护，进而巩固和延续了世俗的罗马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所以，矮子丕平也效法这个世俗与神圣交易互惠的传统，以证明自己继承了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的衣钵。丕平率领自己的军队在意大利中部打了两场胜仗，将原属东罗马拜占庭的领土从伦巴第人手中夺回来，呈献给教皇，而教皇则为丕平“涂膏”加冕，以宣告他的政权的神圣性。但是真正完成他的“献土”交易的是其儿子查理(即后来的查理曼大帝)，所以，公元800年当他到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作弥撒时，教皇突然给他戴上一顶金冠，宣布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相比，此后的神圣罗马帝国—— 即近代西欧各国的前身—— 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和政治统一格局。西欧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下维系了大约半个世纪的统一，后来由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将帝国一分为三，长孙罗退尔名义上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实际只管辖着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士地区，日耳曼人路易则管辖着莱茵河以东的法兰克地区，基本上是今天的德国，秃头查理则控制着法兰克王国的西部地区，即今天的法兰西。但是，作为教皇与法兰克国王交易的传统，教廷只是将日耳曼人路易控制的东法兰克当作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宗嫡传，所以，到公元962年罗马教皇又为东法兰克的德意志王奥托一世加冕，称其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就是德意志的第一帝国，该帝国一直延续到1806年才被法兰西的拿破仑皇帝消灭。之后德国人所谓的“第二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普鲁士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加冕)和“第三帝国”(希特勒建立的法西斯帝国)都是按照“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往下排序的，其称谓的意义表明他们这种世俗政权与宗教传统的历史关联性，即在当时宣扬那种称谓时有一种明显的宗教情结。

还有，德国人的宗教情结表现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方面也是十分明显的。一般人以为“路德改宗”后的新教徒都被称为“抗罗宗”(“新教徒”protestants，即抗议罗马天主教而形成的新宗派)，但是今天的德国新教徒甚至一般国民却很少用这个称谓，他们更喜欢用“福音派”(Evangelicals，即传播真正的上帝福音的人士)来称谓德国的新教徒。这种不同的称谓表明他们对于宗教的不同的情感:“抗罗宗”表明教徒对于教会的独断论教条及教会专制制度的反感，“福音派”则表明信众对于基督教经典文献的自主性理解及个人的情感在信仰中的独立价值。可见，当时德国信徒反对和抗议的对象是专横的教会政治和制度权威以及兜售“赎罪券”之类对于宗教信仰本身的亵渎行为。

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总结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兴起与基督新教伦理的关系时，刻意区分了宗教传统中所蕴含的两种不同精神性质，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它们构成了人类行为的手段和目的的辩证关系。二战前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借鉴韦伯的思路研究近代启蒙之后西方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启蒙的辩证法》(1944)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科学和工具理性在反对宗教的独断论时完全忽略了宗教蕴含的社会伦理塑造功能，以至于自身又蜕变为一种类似中世纪宗教独断神权的东西而被人盲目崇拜，使人类行为仅以客观效益为唯一目的，因此，不择手段的急功近利渐成社会时尚。他们的反思是，如果人类数千年文明经验所积累起来的价值观一经被工具理性摧毁，急功近利的思潮泛滥，则必然招致各种天灾人祸。联系到德国纳粹的暴行、犹太人所遭遇的大屠杀、现代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地运用于战场杀戮以及社会关系中的种种背信弃义，他们认为启蒙运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了:启蒙运动的目的本来是将人类从各种恐怖专制中解放出来，而被滥用的结果则是使人类重新陷入各种现代性的恐怖专制之中。他们的结论是:“如果启蒙不能认真地反思其自我摧残的因素，它自己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如果仅仅消极地等待它的对立面来指证其破坏性的层面，启蒙只是盲目地实施自己的思想，那它一定就会失去其超越性的品质而远离真理。”

所以，对启蒙的真正理解也必须以全面理解其批判的对象—— 宗教为前提，否则就很难理解启蒙的性质与精神。例如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宗教，其真精神本来是指塑造社会的共同伦理，“天主教”(Catholic)一词在拉丁文中的本义是“普遍的同一性”或“最大的公共性”，中国人联系自己的“天下大同”和“天下为公”的思想遂将其译为“天主教”，以揭示其作为普遍伦理或价值理性的精神品质。然而，在西方近代的社会实践中，天主教确实产生了被教俗政权滥用的弊端，启蒙运动的批判也正是针对这些弊端而发的。可是启蒙运动自身同样也出现了被工具理性滥用的极端情况，这又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灾难，现代西方社会的绿色和平运动、后现代思潮对于宗教伦理价值的回归，各种批判理论对于启蒙极端思潮的反思等等，都可以看成是西方知识界对于启蒙运动和宗教传统所持有的更加客观、全面和历史的理性态度，而这种反思性质的理性态度尤其值得崇尚西方启蒙思潮的当代中国人认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