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家之要指》

第四节　《论六家之要指》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谈著有《论六家之要指》，并引述了这篇学术史论文。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对此有些不同看法，涉及两个问题：①《论六家之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的哪些段落？许多人认为这篇论文分上、下篇，从“《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至“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为上篇；从“夫阴阳四时”至“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为下篇。也有人认为《论六家之要指》本文即上面所说的“上篇”，所谓“下篇”则是司马迁的发挥。②《论六家之要指》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关系，即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学术思想是否一致？从扬雄、班固开始就依据《论六家之要指》评价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有人甚至认为“《论六家之要指》即太史公之学术也，托诸其父谈之词耳”（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三），这就是说，《论六家之要指》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一致的。从朱熹以来，不少学者强调司马谈崇尚黄老之学，司马迁尊崇儒家，因而不能以《论六家之要指》论司马迁的学术思想。这两个问题的分歧至今还没有解决。从《史记》全书来看，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受其父影响很大，《史记》与《论六家之要指》的学术思想是相通的。

先将《论六家之要指》“上篇”全文引录如下，然后联系《史记》进行论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在中国学术史上，这里第一次把先秦至汉初的学术流派分为六家，仅用300余字就明确地概括了六家的主要观点，评论了各家的长短以及它们与政治的关系，这是非常难得的。

主张兼采各家之长，在综合融汇中发展学术，这是《论六家之要指》的基本思想。司马迁说，其父司马谈写作《论六家之要指》的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史记·太史公自序》），认为当时许多学者各习师传，惑于所见，都有片面性。《论六家之要指》则要纠正这种偏颇的成见。文中引《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皆“此务为治者也”，这是所谓“一致”和“同归”。但各家学说的依据和所提出的治天下的方法有所不同，这是所谓“百虑”和“殊涂（途）”，而且各家之学皆有长短。这种观点重视学术的发展变化，不拘泥于古人的成说，与先秦多数学派皆以己说为真理，以不同于自己观点的学派为谬误的看法不同，表现出高人一等的眼光。在这个观点指导下去分析六家学说，指出阴阳、儒、墨、名、法都有其“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不察”“不可改”的方面，又有其错误或难以实行的方面。只有道德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才是正确的。这里全面肯定道德家，自然反映了作者的学派倾向。然而这里所说的道德家已不是先秦的道家学派，而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道德家，即综合了五家之长的道家思想，也就是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崇尚兼采百家之长的黄老之学与主张综合发展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儒、道、法、阴阳四家都有直接评论，可以与《论六家之要指》对比研究。

对儒家创始人孔子，司马迁是非常推崇的，《史记》中反复提到孔子，反复引用孔子的言论来论人论事。他写道：“《诗》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的事业和为人表现出深厚的崇敬仰慕之情。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事业，对孔子作《春秋》尤其重视，说《春秋》是“知礼义”“明王道”之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所讲的“礼义”“王道”基本内容即父子君臣关系，不重视《春秋》就会导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但是司马迁对汉儒很少赞扬，常用“竖儒”“鄙儒”“腐儒”“谀儒”“小人之儒”一类称呼。司马迁记述：董仲舒著有《灾异之记》，适遇辽东高庙火灾，主父偃取其书奏之天子，“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寓于这个记述中的评论对董仲舒的阴阳灾异思想持否定态度，则是十分明显的。在司马迁笔下，“汉家儒宗”叔孙通是一个典型的“谀儒”。这个先是不惜抹杀事实取宠于秦二世，投奔刘邦后又察言观色处处投刘邦所好。一会儿脱去儒服换上楚人惯穿的短衣，一会儿又为汉家王朝制礼乐，被斥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无耻之徒。以上评论与《论六家之要指》肯定“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的思想是一致的。

司马迁对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是十分尊崇的，《史记》中经常以老子的观点作为依据评述历史。老子讲“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司马迁评论说：“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史记·管晏列传》）老子讲“美好者不祥之器”，司马迁说扁鹊因医术高明遭人刺杀，仓公因怀有秘方险些被判罪，正是老子说的这个道理。老子讲“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司马迁从酷吏的作用中看出这个道理，说：“信哉是言也！”（《史记·酷吏列传》）司马迁还以《老子》的“无为”和“善下”思想评论项羽、韩信。他说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史记·项羽本纪》），“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己能”（《史记·淮阴侯列传》），也不至于遭到杀身之祸。如果说司马迁对老子尚有所批评，认为其小国寡民的理想行不通，那么凡治黄老之学者，《史记》都给以高度评价。《史记》中记述黄老之学大师曹参在战争中攻城野战之功甚多，在治国中使用“休息无为”，“天下俱称其美”（《史记·曹相国世家》）。“好黄帝、老子之术”的陈平，“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得到“善始善终”的结果（《史记·陈丞相世家》）。“学黄老之言”的汲黯敢于当面指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郑列传》），与汉儒的鄙下人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司马迁的“因循”（《史记正义》：“任自然也”）、“无为”“承敝易变”思想都是取之于黄老之学。这些看法与《论六家之要指》称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观点完全一致。

《论六家之要指》批评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司马迁批评“其语闳大不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依于鬼神之事”（《史记·封禅书》）。《论六家之要指》批评法家“严而少恩”。司马迁认为吴起“刻暴少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韩非“惨礉少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严威酷刑”（《史记·李斯列传》），商鞅“天资刻薄”（《史记·商君列传》）。

从战国末期以来，一些著名学者相继对百家学说进行总结。《荀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具有综合不同学派学术思想的倾向。即使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明显地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来改造早期儒学。这种兼综百家之学的学术思想成为时代的潮流，因为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各学派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在学术思想上取得的成果已经不能任意抹杀，同时各学派主张的片面性也在争鸣中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提倡综合，则反映着这个时代认识水平的提高。这从《论六家之要指》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