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的思想体系

第一节　《易传》的思想体系

《易传》是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著作，产生于战国末年。它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对经而言称为传，又称《十翼》。后代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著作很多，也都是“易传”。与其他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著作相区别，“十翼”又称做《易大传》。

为什么对占卦的书《易经》的解说和发挥能产生出《易传》这样的哲学著作？这是因为《易经》的内容、形式和功能具备一些特点。《易经》的一些卦爻辞中包含着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总结。例如“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初六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泰卦》九三爻辞），都具有一定的客观内容和认识意义，而不仅是依据卜卦工具显示的变化作出的主观臆想。《易经》的卦爻辞已经借助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结构组成了一个系统，不再是一堆毫无联系的占卦材料。《易经》也不再是单纯作为史料保存的占卦记录，而是为后来占筮提供参考和推论的依据。这些特点都是卜辞所不具备的，这是《易经》能够发展出哲学思想的内在原因。

从《易经》的时代到《易传》的时代，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漫长时间。在这期间，人们对待《易经》的看法反映了西周到战国末年人们理论思维提高的过程。殷周之际曾发生过一次宗教世界观的变革，通过这次变革形成的周人宗教世界观强调人事可以影响天命，为人类自觉的能动性开辟了一席之地。这一时代形成的《易经》是探测神意的工具，对世界的看法属于宗教世界观。例如《益卦》六二爻辞说：“王用享于帝，吉。”《大有卦》上九爻辞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但《既济卦》九五爻辞又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萃卦》六二爻辞和《升卦》九二爻辞都说：“孚乃利用禴。”又认为人的诚信（“孚”）可以影响神的意志。只要诚信，有时一种菲薄的祭祀（“禴”）反而比杀牛献牲的大祭更能得到神的福佑。这与西周的宗教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春秋时期，宗教世界观严重动摇，人们对《易经》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有人说：“《易》不可以占险。”（《左传》昭公十二年）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并不用《易经》占卦，而是把卦爻辞作为自己已有的某一观点的证据加以直接引用^[1]。例如郑大夫游吉引用《复卦》上六爻辞“迷复，凶”作为“楚子将死”的证据（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史墨引用《大壮卦》卦象作为他的发展观的论据（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孔子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又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子路》）他为了论证持之以恒的意义，引用了两个论据，前一个是“南人”的格言，后一个是《恒卦》九三爻辞。这种引证方法说明，在孔子心目中，《易经》卦爻辞与格言相似，没有特别神秘的地方。这种对待《易经》的态度也是与春秋时代理性的觉醒相一致的。但这时人们只是利用卦爻辞的个别条文表达一些零散的哲学观点。到了战国末期，《易传》对《易经》的框架结构作了全面解释，利用它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因而形成《易传》这样一部哲学著作。《易传》的思想总体上属于儒家学派，但它的出现也与战国诸子学说发展的背景分不开，是理论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易传》各篇并非一人所作，产生的时间也先后不同，《序卦》《说卦》《杂卦》三篇较其他各篇出现更晚。但从整体来看，《易传》的内容把政治伦理教训作为核心，强调“辩上下，安民志”（《履卦·象传》），“非礼弗履”（《大壮卦·象传》），着重说明家长制的家族制度的重要。《易传》还提倡调和宗教与唯物主义的“神道设教”思想，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彖传》）《易传》又发挥了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主张“裒多益寡”（《谦卦·象传》），“赦过宥罪”（《解卦·象传》），“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卦·象传》）。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特征，说明《易传》是儒家中一个派别的著作。司马迁和班固都记述过先秦至汉初《易》学的传授世系（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易传》的作者必属于与这个传授世系有关的人物。

《易传》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对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认识。《系辞》说：“夫《易》开物成务，昌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它的内容是人类认识史上积累起来的，形式是从古老的占卦巫术承袭来的。

为了把内容装入《易经》的框架，《易传》解释《易经》时，继承和发展了占卦的象数学。“象”指卦象和爻象。《易传》认为每一卦每一爻都象征着一类事物。例如《说卦》认为，乾卦主要象征着天，但也象征圜、君、父、玉、金、寒、水、大赤、马、木果等。坤卦主要象征地，但也象征母、布、釜、吝啬、均、牛、大舆、文、众、炳、墨等。巽卦主要象征风，但也象征少发、广颡、多白眼的人，经商得利等。坎卦主要象征水，但也象征忧愁、心痛、耳痛等。又如，《彖传》解释剥卦（椂）说：“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认为剥卦的下五爻都是阴爻，上一爻是阳爻，象征阴性的东西在增长，阳性的东西在衰退，预示着“小人”得势。《彖传》解释复卦（椃）说：“复，亨。刚反，动而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认为复卦下一爻是阳，象征阳性的东西在复生，新生的力量正在发展。“数”指占卦中的一套数字关系，指阳数、阴数和大衍之数等。阳数也叫天数，即奇数中的一、三、五、七、九。阴数也叫地数，即偶数中的二、四、六、八、十。天数之和与地数之和相加为五十五，叫天地之数。天数具有阳刚的性质，地数具有阴柔的性质，因而八经卦中卦画为奇数的四卦（乾、震、坎、艮）为阳卦，卦画为偶数的四卦（坤、巽、离、兑）为阴卦。另外，在筮法中还有一些被赋予特别意义的数。《系辞》说：“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这是说占卦时使用的蓍草总数五十五叫大衍之数。“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这是说演成《乾卦》的216策与演成《坤卦》的144策相加为360策，正与一年360日相当。“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这是说六十四卦中共有阳爻、阴爻各192爻，演成192个阳爻的策（6912）与192个阴爻的策数（4608）相加总数为11，520策，正与万物的数目相当^[2]。《易传》认为这些数字都具有某种神秘性，从这些数字出发，可以说明《易经》的成变化、行鬼神的功用。

《易传》用象数解释《易经》，用《易经》的框架说明世界，对于思想内容起了一种组织作用。但是，卦、爻象与占卦中的数字关系和事物之间没有客观的内在联系，象数说牵强附会地把《易经》的卦、爻象以及占卦中的数字关系与事物联系起来，使认识神秘化，损害了思想内容。

《易传》利用了春秋时期的卦象说解释万物生成问题。春秋时期的卦象说认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物。《易传》把天地与其他六种自然物看成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说卦》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这就是说，乾（）、坤（）两卦分别代表父母，震（）、坎（）、艮（）三个阳卦分别代表长子、次子、少子；巽（）、离（）、兑（）三个阴卦分别代表长女、次女、少女。在万物生成中，天、地的作用是“万物资始”“万物资生”（《彖传》）。六个子女的作用则是“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说卦》）。乾、坤两卦代表的天地在万物生成中起主要作用，震、坎、艮、巽、离、兑六卦代表的雷、水、山、风、火、泽在万物生成中起辅助作用。《易传》有许多类似说法，如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天地感万物生化”，“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天地节而四时成”（《象传》），“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这些说法都是把物质性的天地当做万物生成的根源。

天地究竟是怎样生成的？《易传》认为天地是由太极生成的。太极在筮法中是指大衍之数，即五十五根蓍草的总体，在思想内容方面是指天地未分之混沌状态，也就是《吕氏春秋·大乐》中所说的“太一”和《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一”。战国时代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天地是从某种混沌状态中产生出来的，《易传》也具有同样看法。问题在于《易传》还不把太极看做本原，它说：“《易》有太极。”就是说太极为《易》所有，《易》的框架结构比太极更高，更具有本原性的意义。

《易传·系辞上》解释天地万物的形成，提出这样的公式：“天尊地乎，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署。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万物。”这个公式常被古代思想家们所引用，其内容是：天高地卑，确定了“乾”（象征天）、“坤”（象征地）的性质，也确定了人间尊卑贵贱的位置。天动地静，由此确定了天的刚性与地的柔性。人们的主张相同就彼此结合，万物的种类相异就彼此分离，由此又有了吉凶的区别。天具有日月星辰等天象，地具有山泽平原等形态，引起天地的变化，就从这里开始。在这个公式里，值得注意的是，《系辞》肯定天地自然直至人间社会，一切都是“有对”的，如阳与阴、动与静、刚与柔、天与地、乾与坤、男与女等。唯其如此，天地与人间才有变化。鼓动万物有雷电，润泽万物有风雨；太阳和月亮在运行，一寒一暑在推移；乾的阳气化为男性，坤的阴气化为女性，这些都证明变化的源头是刚柔八卦的激荡相摩，是事物对立面相辅相成，相互作用。

关于事物的发展规律问题，《易传》继承和发展了阴阳观念，认为阴阳交感则事物发展，否则事物停滞。例如《彖传》解释咸卦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咸卦代表事物有发展前途，在占卦中代表吉利。因为咸卦的卦象（椌）是上兑下艮。兑（）为阴卦，代表阴气，性质为柔；艮（）为阳卦，代表阳气，性质为刚。性质为刚的阳气在下就要上升，性质为柔的阴气在上就要下降。阳升阴降，二气交感，所以事物有发展前途。《文言》解释乾卦初九爻说：“‘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占卦遇到乾卦初九爻不可有所作为，因为它表示阳气潜藏着，不与阴气交感，所以表示事物尚无发展前途。《易传》对阴阳观念的发展在于，它不仅把阴阳看做气，而且把阴阳看做事物的属性。它把万事万物分为两类，一类具有阳的性质，另一类具有阴的性质，用阳表示一切事物中刚健的属性，用阴表示一切事物中柔顺的属性。这样，阴阳就成为一对代表万物中两种对立势力的哲学范畴。阴阳交感引起发展也就是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相互作用引起发展。《系辞上》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下》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这就是用事物本身的矛盾来解释事物的发展，而不在物质世界以外寻求万物发展的动力。

《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把阴阳范畴看成贯穿天道、地道、人道的总规律。对于规律与现象的关系以及规律的作用，《易传》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按照《系辞上》的说法，天下事物是极其复杂（“天下之至赜”）和变化多端（“天下之至动”）的，人们很难把握，而规律则是简单的，人们容易把握（“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掌握了规律就可以“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这是从简单和复杂的角度讨论规律与现象的关系，指出掌握规律的意义。《易传》还从抽象与具体的角度讨论规律与现象的关系，看到规律是无形的、抽象的，现象是有形的、具体的。《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命题后来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易传》对事物发展变化作了深入探讨，具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先秦思想史上，除《老子》以外，其他著作都只是接触到辩证法的个别片断，唯有《易传》的辩证法思想比较系统。

《易传》认为发展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它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卦·彖传》）这是从日月运行变化中引申出天地万物无不变化的看法，从而说明天地万物都要随时间而变化，人类社会以及“鬼神”也不能例外，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易传》又认为，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变化的根源，“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同上），“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易传》还认为，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向对立面转化。《易经》有许多相反的卦是排列在一起的，例如，泰卦（棯）和否卦（棲），剥卦（椂）和复卦（椃），震卦（椧）和艮卦（椨）。《序卦》对这种排列解释说：“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动必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乾卦六爻的爻辞说明事物依次上升发展，但最上一爻九六爻辞为“亢龙有悔”。《文言》解释说：“‘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就是说事物发展到极点（“穷”）就要向反面转化了。以上是《易传》辩证法思想与《老子》相同的方面。

《易传》的辩证法思想与《老子》又有不同，最突出的表现是《老子》强调柔弱，《易传》强调刚强。《乾卦·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既讲了自然界的规律性，又讲了人生哲学。天的运行永恒不止，君子应当效法天行的健壮精神，自强不息。《大有卦·彖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也是同样的思想。柔弱和刚强，在事物发展中各有一定作用，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易传》高于《老子》之处在于，它在强调刚强的同时，没有完全否定柔弱的作用，它主张刚柔相应，保持正中之道，以防止刚强向反面转化。《易传》把这个思想应用到社会关系方面，作了大量发挥。它认为社会关系中君道、夫道、君子之道是刚强的方面，臣道、妻道、小人之道是柔弱的方面。刚要与柔相应，必要时可以居于柔下，损刚益柔，以贵下贱，以取得柔的方面的顺从和拥护。《师卦·彖传》说：“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役）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随卦·彖传》说：“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屯卦·初九象传》说：“以贵下贱，大得民也。”《益卦·彖传》说：“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谦卦·彖传》说：“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柔凌驾于刚之上（“柔乘刚”）必然导致不吉利的后果，但若能“顺乎刚”而与刚相应，则可以导致吉利的结果。《易传》看到刚强和柔弱二者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表明对《老子》思想有抛弃也有吸取。

《易传》不同于《老子》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老子》主静，《易传》主动。《易传》认为，《乾卦》象征的动不仅有“万物资始”的作用，动的结果还能达到“保合太和”“万国咸宁”（《乾卦·彖传》）的高度和谐状态，“能以美利利天下”（《文言》），获得极广泛的成果。《易传》从重视运动发展出发，强调变革的思想，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应该顺从事物发展的趋势自觉进行变革。《系辞上》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化”是事物发展的趋势，“裁”是顺从事物发展趋势主动进行变革。《革卦·彖传》说：“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这是说革卦之象（椥下离上兑）是火在下而欲“炎上”，水在上而欲“润下”，于是发生斗争。离为次女，兑为少女，两者发生斗争，所以说“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在这种条件下就应自觉进行变革，“革而当，其悔乃亡”。《革卦·彖传》接着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把变革视为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经过变革事物才能向前发展，这是《易传》对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至于“革”是不是发展中的质变，以上两处没有说明。《系辞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以及《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说法，倾向于把发展看成是往复循环，这又是与《老子》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