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研究与思想体系的建立

第三章　佛教哲学研究与思想体系的建立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年代，也是风云激荡，社会变革和重新整合的年代;而在思想领域里，则是科学与玄学，传统与现代，新文化与旧文化剧烈冲突的年代。如果说在19世纪前半叶，一切有识之士力图补天济世的话，那么，到了这个年代，社会精英，痛定思痛，跃马横刀，要彻底打碎那个百孔千疮，无日无月之天。“革命者，天演之公例，”“天之不可不革也”。⁽¹⁾他们大声呼唤着革命风雨的来临。社会的变革动摇了固有的思想观念和共同奉守的伦理生活。“姬孔之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持世。”⁽²⁾现实世界的没落，也在孕育着新的哲学思想的诞生。所以，他们力主“用宗教发起信心”，也就是说社会政治革命鼓铸起思想界革命的飓风，点燃了“创造精神”之热情。人们开始由皓首穷经，以经学形式论证王治问题，转向辩证思维，以哲学形式探讨心性问题和经世理论。他们需要一种新的，反传统的思维体系，促成哲学上的革命，而且用以指导社会的变革。具有严密逻辑思辨性和社会批判精神的佛教哲学，便成了他们首先选择的对象，并以此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这是20世纪佛学的一条思辨之路。

需要指出，历史借总结过去的经验，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通过对实在界的反思，揭示非神圣形象异化的本质。20世纪思想家就是利用对佛学中的佛性、真如、心识、缘起等诸如此类概念的论述，探求人的本质、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人的认识的来源和认识藉以实现的形式，进而建立以人为本位，并从本体高度反观人生的哲学体系。

佛学的思辨之路，导源于龚自珍晚年对天台宗的研究，继而谭嗣同冶科学、哲学、宗教为一炉，利用禅宗的本心、华严宗的真心、法相宗的阿赖耶识，旁取“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融合孔、孟、庄、墨、心学、耶稣、释迦于一体，建立起以心为本体，多环状的经世佛学结构。虽然它着重论述了心本体的态势以及心、心力、仁，以太、体用、道器等各种范畴的相互关系，但它那以平等为内涵的政治理想，以日新为宗旨的社会变革方针，以救世为准则，以勇猛无畏为精魂的自我奉献精神，毕竟带有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和应用哲学的特征。作为一种哲学体系，梁启超说它“驳杂幼稚”⁽³⁾，章太炎“怪其杂糅”，⁽⁴⁾正反映了20世纪哲学革命不断深化的特征。

当然，近代思想家，由于处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因而把注意力多集中在社会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传统文化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强烈忧患意识，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倾向。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总是同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宗教的、历史的，还是哲学的。就连持“学以求是，不在致用”之见，以理性主义为基本性格的章太炎，也不能摆脱应世的影响。他说:“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⁵⁾表明他的思想由俗向真，再由真向俗流变的过程，即由“致用”转而“求是”，再以所求之“是”反观人生，指导“致用”这样三个阶段。但章太炎毕竟不同于谭嗣同，他在疾呼“种族革命”的同时，唯恐哲理“将成广陵散耳”⁽⁶⁾，因此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场哲学革命。他显然受谭嗣同建立经世佛学体系的影响，又汲取了梁启超等人佛教哲学研究的某些成果，以纯思辨的形式，构建起以人为本位，包括本体论的确立，方法论的探究，以及应用哲学在内，兼顾名理和人事，具有东方色彩的法相唯识哲学。熊十力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傍依章太炎的学说”，⁽⁷⁾由儒入佛，折中于《易》，汲纳众流，旁参博采，对法相唯识学的本体论继承、批判和改造，建立起翕成变，体用不二的本心本体论，同时反本体仁，拓宽了反观内心，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汤用彤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既以中西学术为根基，系统多维，或者说全方位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宗派、学术以及中、西、印文化互动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开创了20世纪佛教研究的新局面，同时为佛教哲学研究提供了史料学的依据和新的思维，推动了本世纪的哲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