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象》到《易传》

《易传·系辞下》讲：“《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是说《易经》是讲卦象的，而卦象是用来象征事物的。那么，《易象》这部书是否也是从这个角度去阐释《易经》的呢？估计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有理由肯定《易象》与《易传》之间存在某种联系^[16]。当然，这种联系不一定是直接的。因为，如果肯定《易象》确是周公所作，它与《易传》成书年代就存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也就是说，从《易象》到《易传》还存在一个过渡。

可以肯定，在《易传》撰成以前，已经存在类似的讲解卦象的资料，以供筮者习用。这种资料是若干世代筮人知识的综合，对《易》有所阐发，因而也是后来《易传》的一项来源和基础。事实正是如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左传》中关于《周易》筮占的记载共有12条，只引用《周易》卦或辞来说明问题而不筮占的共有6条，筮占而不用《周易》的有3条。《国语》有关用《周易》筮占的有2条。总计23条。^[17]以下，我们就来选析其中的三条：

（1）《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

“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所谓“《易》不可以占险”是一个很深刻的观点。在子服惠伯看来，只有品德善良的人利用《周易》来占问忠信之事才会有灵验，否则，即便占得吉兆，也一定会失败。子服惠伯的实质意思，在于说明只有做好事，筮兆才能灵验，而干坏事，即使占得了有利的卦爻辞，神灵也不会保佑，不会得到吉利的结果。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看，子服惠伯阐明了一种可贵的天人思想，即天意无常，事在人为。这说明当时一些人已开始摆脱《易经》这部筮书性质的束缚，转而从理性的角度对它进行批判和改造了。

（2）《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所谓“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无不蕴涵深刻的哲学道理。史墨正是用这些哲理（“天之道”）来阐发《大壮》的卦象，认为《大壮》即是对这些自然、社会现象的变化规律的反映，其中蕴涵着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深刻哲理。

（3）《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

“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敝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这则史料的背景是郑国派大夫游吉到楚国聘问，被楚人拒绝，要郑国国君亲自来。游吉便引用《复卦》上六爻辞批评楚王。这里游吉没有进行占卜，而是直接引用“迷复凶”这条筮辞来分析楚王的行为。他认为，德政是国君所要把握的根本，一个国君竟然抛弃了根本，还要恃强凌弱，就好比一个人迷失了道路而想回来，却不知道回到何处，这就必然导致凶险的后果，因此楚王不可能长久。通过游吉的解释，“迷复凶”这条原本含义简单的筮辞被引申发挥成为一条政治原则。后来《象传》讲“迷复之凶，反君道也”，可以说，就是在游吉的解释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出来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传》襄公九年记载了一段穆姜所说的话，它与《乾卦·文言》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试说明如下：

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左传》襄公九年）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乾卦·文言》）

由此可见，《乾卦·文言》基本上是袭用了穆姜所说的话，只不过把原来解释《随》卦卦辞改为解释《乾》卦卦辞而已。这表明，《易传》当是先秦解《易》的一部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