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辩思潮的形成

第一节　名辩思潮的形成

“名”指概念，分析概念必然联系到概念与事物（“实”）的关系，因而名辩思潮是以逻辑和认识论为内容的一种学术思潮。人类认识发展过程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早期认识发展史上，人类从认识自然开始，进而认识社会，再进而认识思维领域的问题。这是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一般进程。名辩思潮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发展进到了对思维本身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名辩思潮兴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制度的激烈变化，许多事物的“名”与“实”发生了矛盾。事物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可是仍然沿用旧的名称，不能表达已经变化了的事物的内容，出现了“名、实相怨”（《管子·宙合》）的情形，于是产生了辩析概念的需要。特别是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在法律上产生了辩析名、实关系的需要，更促进了对逻辑问题的研究。名辩思潮的兴起，直接原因在于百家争鸣，争鸣的各学派各树一帜，自是而相非。各派为了论证自己的学说和驳斥其他派别的学说，必须进行论证，为此必须运用概念。什么是“君”？什么是“臣”？什么是“仁义”？什么是“忠孝”？什么是“天道”“鬼神”？什么是“性命”“圣贤”？儒、墨、道各家都使用这些概念，但对其作出各自的规定，作为自己学说的逻辑出发点。当各家进行争论的时候，都必须从自己的逻辑含义出发进行论证。所以各家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和思维逻辑。在争鸣过程中，各家各派都对“名”“实”关系提出各自的见解，后来又出现了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学派，于是形成名辩思潮。

孔子看到当时的现实不符合周礼的“名”，因而提出“正名”，企图用旧的“名”来匡正变化了的现实。虽然其中包含着某些逻辑学的意义，但并没有进一步从逻辑的角度加以发挥，还够不上独立的逻辑思想。

孟子力辟杨、墨，又同告子和许行学派辩论，他在辩论中重视概念的明确性和概念的分类，并揭露论敌运用概念时的四种错误，即所谓“四辞”。他说：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

“诐辞”是指偏执之辞，纠正的办法是揭露其片面性；“淫辞”是指夸张之辞，纠正的办法是揭露其随意性；“邪辞”是指背离原则之辞，纠正的办法是揭露其与大前提的矛盾；“遁辞”是指缺乏明确性之辞，纠正的办法是揭露其含混不清之处。孟子说的“四辞”既指概念，也包括判断在内。孟子运用逻辑方法所讨论的主要仍是政治伦理问题。但是他长于运用逻辑作为辩论的工具，对逻辑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老子主张“无名”，忽略概念的语言形式，使得理性思维带上神秘色彩。但他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思辨性，表现出高度抽象的思维能力。庄子学派进一步研究了概念的灵活性，提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庄子·齐物论》）的命题，“彼”“是”不仅是指事物，也是指“概念”。这个“亦彼亦是”的公式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对立，把概念分析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至于这个学派主观地夸大了概念的灵活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墨子的逻辑思想较孔、孟、老、庄都要丰富。他主张以“实”定“名”，提出“类”“故”两个重要逻辑范畴，把“明故”“察类”作为辩论中必须遵守的逻辑原则。墨子还说过，人们可因其所长而从不同方面“为义”，“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由此推测，墨子很可能以“谈辩”为专门学问教育部分学生。后期墨家中发展出一个支派专门从事逻辑问题的研究，与此是有渊源的。

《管子》书中提出“物至而名”（《管子·心术》）的命题，认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同上）。承认事物本身为第一性，主张“名”与事物相符合，并且把“圣人”理解为能够正确认识事物的人，具有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意义。

以上事实说明，各个学派为了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反驳其他学派的观点，都不同程度地研究了逻辑问题。各家学说中都包含着多少不等的逻辑思想。百家争鸣的需要推动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成为名辩思潮兴起的直接原因。

名家和后期墨家中的一个支派专门从事概念分析和认识论的研究，这些派别出现后才形成了名辩思潮。

名家的起源，战国时多追溯到春秋末的郑国人邓析（前545—前501年）。他有相当的科学知识，据说是桔槔（在长杆一端系石块，另一端系水桶，利用杠杆原理人力提水的工具）的发明者。他作过《竹刑》（一部写在竹简上的法律），是一位有名的诉讼律师。《吕氏春秋·离谓》篇记载，邓析“与民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一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同篇还记载了一个故事：郑国有一个富人落水淹死了，尸体被别人得到。死者家属欲买回尸体，得到尸体的人要价很高，相持不下。死者家属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放心吧！这个得到尸体的人是不可能把尸体卖给别人的。得到尸体的人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放心吧！这家富人在别处是买不到这个尸体的。这种言论就是所谓“两可之说”。《吕氏春秋·离谓》篇说他：

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邓析作为一名律师是否公正，那不是逻辑学的问题。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他之所以能做到“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是因为他善于推敲法律条文的概念，巧妙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进行推衍，又善于根据具体矛盾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因而能对不同的行为找出法律的根据来。邓析可以说是名家的先驱人物，但他主要从事诉讼实际活动，还没有进入逻辑问题的理论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派。名家作为一个学派是以惠施、公孙龙的辩学出现为标志的。

这里需要提及如何评价名家的问题。战国至西汉各学派的学者对名家的评论互有差异，总体来看是否定多而肯定少。阴阳家邹衍认为：“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知，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肯定辩学有使人获得明确的知识和正确表达思想的作用。但又指责名家“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同上）。《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对名家的看法是：“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对名家的标新立异、无视一般人习惯心理的言论抱着否定倾向。荀子从原则上肯定了“辩”的必要性，承认惠施等辩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同时又指责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奇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不可为纲纪”（同上）。司马迁对名家的肯定是较多的，认为“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但也批评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同上）。班固从孔子的“正名”出发，对名家则抱全面否定的态度，说名家的一套“苟钩析乱而已”（《汉书·艺文志》），即仅仅起着制造混乱的作用。

各家对名家的否定之所以很多，除过各自的学派偏见之外，主要是因为对名家学术研究的对象没有明确的认识。名家学术研究的对象是逻辑和认识论，而不是政治和伦理问题。从这样的研究对象出发，他们的立论并不需要以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如“先王”“大道”之类）作为依据；他们的目的只在探索思维形式的结构。换句话说，名家是一个研究认识论的学派，并没有把认识论淹没在政治伦理哲学中。在先秦以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各个思想学派中，这是名家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最为特殊之点。离开这一特殊点去评价名家，无论对其成就和错误都不易得到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