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日本侵略思潮的产生与军国主义的形成

第一节　追溯日本侵略思潮的产生与军国主义的形成

日本的侵略思潮最初形成的原因是有其根源性的。首先应从日本的民族性来看其“武士道”精神的发展过程。它是构成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因素，这种因素在千年日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中生根发芽，极其坚固地存活在日本的民族性中。如同“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¹⁾有关“武士道”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曾在欧洲的诸多著述中被描绘过。日本的“武士道”的特性是属于日本的“专有的遗产”⁽²⁾，被称为“日本独有的集团意识和集团阶层构成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³⁾

其次，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的一系列改革，迅速地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踏上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列，疯狂地向亚洲进行扩张侵略。日本明治维新时的一系列改革是促使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派形成的主要因素，改革中提出侵略邻邦国家是为了“世界和平”与“民族融和”，侵略中国东北是建立伪满洲的“乐土家园”。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推行的扩张政策之渊源很深。早在幕府末期，即出现向外扩张的“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当时日本尚处于锁国状态下，日本与亚洲的中国和西方的荷兰有贸易往来，受到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感染，就把此思想称为“洋学”或“兰学”。⁽⁴⁾“江户时代从事西学移植等研究者，即为洋学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子平、工藤平助、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

当时在日本，大肆鼓吹侵略扩张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和著作纷纷出笼，喧嚣一时。如本多利明（1744—1821）以《经世秘策》、《经济要略》、《西域物语》、《经济方言》等著作，阐述其核心为“海外雄飞”论的主张。佐藤信渊（1769—1850）先后著有《西洋列国史略》、《海防策》、《混同秘策》、《天柱记》、《垂统秘录》等书，提倡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思想——“征服中国论”。吉田松阴（1830—1859）为“尊王攘夷”派的志士，思想核心是“尊王攘夷”，后期受“水户学”⁽⁵⁾思想的影响，在国家危机时刻，倡导国家独自性的防守，确保国家的独立与尊严，主张万世一系的观点。吉田松阴的国家观点是一君万民的国家，后期提出“小国者侯，大国者王”⁽⁶⁾的对外扩张主义的论调。因此，在日本“幕末西洋来迫，民族危机凸显之际……为了抵制自由民权思想的深化，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变质，明治政府的指导思想逐渐进入了军国主义之途”⁽⁷⁾，在1882年1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军人敕谕》，以儒学思想为核心，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特别是日本的一些儒学家们，在明治维新以来，开始借助西方文化思想及科学知识，积极提倡海防论调，提出效仿西方殖民者进行对外扩张称霸亚洲的主张，成为那些持侵略政策的日本思想家、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等派别代表者滋生的土壤。

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以中国为主题所形成的世界关系，于是为了实现这种关系，最重要的前提，是不断与中国以及和中国相关的列国进行交涉的关系。”⁽⁸⁾实际上，日本为了称霸亚洲而侵略周边邻国，主要是向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扩张。日本所推行的“大陆政策”，共分五个步骤：第一，征服中国台湾；第二，征服朝鲜；第三，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征服中国内地；第五，征服世界。后藤新平的“大陆经营”在中国东北的具体目标有四：经营“满蒙”和西比利亚（即西伯利亚）开发敷设的铁路；开发煤矿；策划农业移民；建立“满铁”机构，掠夺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土特产，以及对商业、贸易、金融和文化等进行垄断。

再次，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的法西斯侵略思潮，在日本的侵略扩张思想的土壤中迅速生长。在此情况下，日本适逢经济危机、资源缺乏、人口与粮食的矛盾不断地涌现，更加促使日本对中国实施疯狂地侵略。如日本政府在1899—1925年对人口增长和所需粮食之不足进行了一个统计。

1899年日本人口为44270（千人），比上一年增长507000人，粮食消费48697（千石），粮食生产39590（千石），粮食不足为9107（千石）；1905年人口为47678（千人），比上一年增长459000人，粮食消费52445（千石），粮食生产38172（千石），粮食不足为14273（千石）；1912年人口为52522（千人），比上一年增长769000人，粮食消费57774（千石），粮食生产50222（千石），粮食不足为7552（千石）；1913年人口为53363（千人），比上一年增长840000人，粮食消费53362（千石），粮食生产50259（千石），粮食不足为9439（千石）；1918年人口为56667（千人），比上一年增长332000人，粮食消费62333（千石），粮食生产54702（千石），粮食不足为7631（千石）；1921年人口为58697（千人），比上一年增长779000，粮食消费64566（千石），粮食生产55182（千石），粮食不足为9384（千石）；1923年人口为60258（千人），比上一年增长797000人，粮食消费66283（千石），粮食生产55466（千石），粮食不足为10817（千石）。我们根据数字显示，在明治30年间，日本人口增长约50万人，在明治40年间，人口增长约60万人，到1912年增加数约70万人，1923年已近80万人，而到1926年时则约90万人。伴随人口的增长，日本每年平均从国外输入七八百万石粮食。1912年后，平均每年从国外输入1000万石粮食，从国外输入粮食的资金约3亿元。

另外，日本的轻工业产品更是短缺。日本只能出产蚕丝以及蚕丝绢织品，而木棉和棉花、羊毛等则毫无生产能力，因而“每年从朝鲜输入棉花只占1%，而日本年投入9亿元从国外输入棉花，投入2亿元输入羊毛以及毛纺织品”⁽⁹⁾。在此情景下，日本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若干个比较有争议且能解决人口增长和粮食问题的办法。“（一）限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二）转移过剩人口，奖励移民到巴西、秘鲁、阿根廷；（三）奖励朝鲜和台湾增加粮食生产，填补不足问题；（四）进行耕地方法指导，希望每平方米土地都增加粮食产量；（五）开垦助成法，从北海道到奥羽⁽¹⁰⁾地方的山林原野进行开垦的方法；（六）对一些湖泊如琵琶湖、印幡沼以及对海岸干泻等地方进行填埋变成水田。”⁽¹¹⁾

由此可见，日本明治、昭和时期所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即粮食的严重不足，导致日本人民面临着生存危机，失业率不断地上升。据当时社会局发表数字显示：

在1921年推算工人劳动失业数大体倾向是20万人（失业率8%），1929年统计数字短缺。推算1930年至1933年每个月失业数（从社会局发表上看），最低34万人（失业率4.9%），最高是51万人（失业率7.2%）。工业劳动者失业数最低13万人（失业率3.3%），最高22万人（失业率5.9%）。⁽¹²⁾

佐藤清胜在《满蒙问题与我大陆政策》中提出对外侵略主张者的结论是：第一种方法，认为控制人口增长，将会形成后患；第二种方法是消极的；第三、四种方法是姑息法；第五及第六种方法需要投资数亿资金才能做到。他们认为与其投资大量资金进行填埋湖泊，还不如收买“满蒙”以及西伯利亚的土地。宣称这一切的进行都是为了“世界和平”和日本的百年大计。所以，日本明治时期的政客们，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以及福泽谕吉等人开始设计日本的重大规划，提出了“脱亚入欧”的荒谬主张⁽¹³⁾；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的评论家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和《帝国文学》杂志、新闻评论家德富苏峰等在日本掀起了入侵亚洲邻国的侵略思潮，主张走向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把日本推向罪恶的深渊。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的主张就成为明治维新改革的根本意图。永井亨在他的《新日本论》中分析，明治时期的日本已完成了从资本主义进入军国主义的殖民帝国主义转型。

明治初期以来日本已成为商业的国家，从西南战争到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伴随着国民经济的确立，逐步走向资本主义。日英同盟结成后，日本经过日俄战争就已逐渐成为一等的国家，具备了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在国际上提高了地位。特别是在获得了南满洲和东南亚殖民权吞并韩国后，日本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构成了日本殖民帝国主义。⁽¹⁴⁾

日本最初占领台湾时，就标志日本踏上了“从军国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到东亚的第一门罗主义”⁽¹⁵⁾，所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获胜后，其目标是成为太平洋一大强国。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从最初就带有鲜明的军国主义特征，打着在亚洲实施所谓的“博爱”奉献对外侵略的幌子。日本的第一个侵略目标指向中国东北，夺取中国东北的丰富宝藏成为他们的狂妄野心，东北最终成为日本侵略者刀下之牺牲品。日本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驱动军国主义的高速战车，对中国及亚洲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