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与战争

军国主义与战争

论文　国家、军国主义与战争⁽¹⁾

有人说，昨天刚成为文明民族大家庭一员，甚至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德国，却这样来违背人类文明的准则，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事情。那些得到我们的了解和尊重并必然与我们共同属于道德共同体的人们，决不可能变成野蛮残暴、肆意挑衅、寡廉鲜耻的东西，因为他们会受到谴责，激起公众的义愤。人们相信，我们好战的激情将会把我们引入歧途，使我们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尽管这些行为如此令人不安，所以人们希望否定这些行为，但这些行为显然源自我们试图研究的观念和情感的复合体。它们由此而来，是该前提的结果。这是一个根据战争观念构建起来的完整的心智和道德体系，在和平时期，该体系则躲在意识的背后。这一体系的存在众所周知，人们也曾怀疑过它所带来的危险，但是，惟有在战争期间，人们才有可能根据它的活动范围来评价它的作用程度。用一句有名的格言来概括这个体系，就是“德意志高于一切”。

我们将用特赖奇克（Treitschke）⁽²⁾的观点来研究这种心态。要想对此进行描述，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把它们组合起来，多少有些人为地把它们联系起来，而去到处搜寻它的构成要素。一位德国作家就曾出于自己的目的，通过这个体系所依赖的原则之清晰而完整的意识，详细阐述了该体系及其所隐含的结果。他就是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他的所有著作，尤其是《政治学》⁽³⁾都做过这样的阐述。因此，我们最好是拿他当作向导：在我们的阐释中，我们将遵循他的阐释。退入这个背景，我们将坚持让他说话。这样，我们就不会陷入因为带有偏向和感情色彩的阐释而歪曲德国思想的危险。

我们选择特赖奇克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不是因为他作为学者或哲学家我们赋予他的价值。相反，如果说他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那是因为他的思想与其说是个体的思想不如说是集体的思想。特赖奇克并不是一位能够在默默研究中提出自己个人体系的原创思想家，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够启发我们。他深陷于他的时代生活，并表达了他的这一环境的心态……

一、凌驾于国际法的国家

这一体系几乎完全是某种理解国家及其性质和作用的方式。人们也许可以发现，这种观念过于抽象，无法对人们的心灵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人们将会看到，它只是表面上抽象，实际上却隐藏着非常鲜活的情感。

人们普遍承认，主权可以被看作是国家所特有的特性。国家是它的国民所服从的司法权力的全部源泉，就此而言，国家就是主权。同样，国家不承认任何具有同等秩序的权力高于国家本身，或依赖于这种秩序。所有法律都源于国家，但是，根本不存在能够凌驾于国家的权威。不过，我们通常由此划归给国家的主权，也只是相对的。众所周知，虽然各种各样的道德力或许不具有严格的法律形式和组织，但它们依旧是真实的和有效的，国家实际上所依赖的就是这些道德力。国家取决于它所签署的条约，取决于它自由承担的任务，取决于这样的道德观念：国家的功能就是赢得人们的尊重，所以国家本身也必须尊重人们。国家依凭于其国民和外族的舆论，它不得不去考虑这些舆论。

相反，倘若你夸大国家的独立性，使国家摆脱所有限制和约束，将国家推到极限，你所持有的就是特赖奇克所构想的国家。⁽⁴⁾对特赖奇克来说，国家就是希腊哲学家赋予（）这个词的含义：国家必须是绝对自足的。为了生存和维持生存，国家只需要自己，不需要也不应该需要其他一切。国家是一种绝对。国家的构成只是为了发号施令，国家的意志必须只服从于自身。古斯塔夫·阿多芙斯（Gustavus Adolphus）经常说：“我除了承认上帝和征服者的利剑之外，任何一切都无法凌驾于我。”特赖奇克指出，这种值得骄傲的准则完全适用于国家。⁽⁵⁾即使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也很难单靠积习的缘故而被保留下来。简言之，“国家不承认任何高于它本身的力量，这就是国家的本质。”⁽⁶⁾

对于国家来说，任何形式的至高无上都是不可容忍的，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国家无法容忍一种对立的意志在它的面前树立自己，因为任何给国家施加压力的企图都等于否认国家的主权。国家似乎不可能受制于一种外在的限制而不削弱和贬低其自身。倘若用这些术语来表达，那么具体的例子将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意义和范围。我们不由回想起在摩洛哥事件中威廉二世是怎样派遣他的一艘炮舰驶往阿加迪尔（Agadir）⁽⁷⁾的。他用一种充满威胁的姿态提醒法国注意，德国并不打算旁视摩洛哥问题。假若当时法国为了对一种威胁作出反应，也派遣停泊在潘瑟河（Panther）的舰艇驶入同一港口，那么这种对其权利的简单确认，也会被德国视为挑战，并很可能爆发战争。这是因为，国家是一个极端敏感的实体，动不动就会大发脾气。不过，国家也不能过于维护自己的声誉。无论人格在我们的眼里显得有多么神圣，我们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应该通过血腥的手段去报复违反端正行为之常规的单纯过失。另一方面，国家也必须顾及到对其自尊的最微小的伤害，并将这种伤害当作一种严重的侮辱。特赖奇克宣称：

谴责国家具有过于敏锐的荣誉感，就会误解政治的道德法则的性质。如果国家希望忠实于它的本质，就应该具有发展到极至状态的荣誉感。国家不是只有躲藏起来才能绽放的紫罗兰；它的权力必须骄傲地显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不应该让那种权力受到怀疑，哪怕是符号上的怀疑。如果国旗受到了侮辱，国家就有义务要求道歉，如果没有得到道歉，国家就要宣战，不管这种根据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根据国家在民族共同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它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坚持获得它应该得到的尊敬。⁽⁸⁾

对国家主权惟一可能的限制，就是与其他国家签署协约时它所同意的那些限制。人们至少可以相信，国家是可以通过它已经完成的事务来加以限制的。从此时起，国家就不得不认真应付其自身以外的事务：难道国家不依赖于它所签署的协约吗？但是，这种依赖性只是表面上的。以这种方式订立的这些联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由于这个原因，上述联系依然得服从于该意志。只有在国家继续希望它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联系才具有约束力。以上义务亦源出于契约，这些契约旨在处理某种特定的情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情境，国家才会接受这些契约。如果发生变化，国家就会解除这些契约。在主权能力之内，国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不需要对此加以核查，无论情境是否发生过变化，国家已经签订的契约的有效性，只能取决于在任何情况下它怎样估价环境及其自身的利益。根据法律，国家可以谴责或撤销契约，也就是说，它可以在高兴的时候撕毁契约……

二、这种心态的病态特性

因此，确实存在着一种观念体系，在德国人的内心中，这些观念是通过灵巧的双手组织起来的，并解释了我们原来以为德国人没有能力采取的那些行动。我们并没有通过某些间接步骤去人为地重构这一体系；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一体系是自发地呈现自身的。我们也没有通过任何一种辩证法来推断实际的后果。那些全力构建这一体系的人，把这些实际的后果阐释为合法的和自然而然的结果。因此，我们能够搞清楚它们是通过何种方式和怎样与某种形式的德国心态、与其自身的原则联系起来的。这些后果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预测到这些后果，就像我们可以通过原因预测结果一样。

另外，我们并不想坚持认为，作为个体的德国人都受到了对应于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结构性道德倒错的感染。特赖奇克是一个性情粗糙的人，但他热情无私，具有高贵的品格，“充满了对人的溺爱”。⁽⁹⁾实施这些暴行并使我们义愤填膺的士兵，指使他们的军官，玷污国家的签章从而使国家蒙羞受辱的大臣，都有可能成为贵人，至少绝大部分是这样，这些贵人反而得小心翼翼地履行他们的日常职责。可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精神体系却不是为私人和日常生活构建的。这里有看得见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战争状态，因为只有在战争期间，公共生活才会达到顶峰。所以，一经宣战，这一体系就牢牢抓住了德国人的意识，驱逐一切与之对立的观念和情感，以支配每一种意志。从此时起，个人就从特殊的角度去看待事物了，也做出了他在和平时期曾经严厉谴责的行动。

这种心态的特征又是什么呢？

有时，它被当作唯物主义。这种表达既不准确，也不恰当。相反，同所有泛德意志主义的理论家一样，对特赖奇克和伯恩哈蒂（Bernhardi）来说，唯物主义是必须坚决予以抗击的敌人。在他们的眼里，经济生活是民族生活之粗俗的、低劣的形式，把财富设为它所致力的终极目标的民族，应被谴责为堕落的国家。根据他们的看法，如果和平得到推延，那么和平就会变成一种道德的危险，因为和平会滋长人们对舒适、温柔而安逸的生活的偏爱。因为这种生活迎合了我们不那么高贵的本能。另一方面，他们为战争辩解，是因为战争是一种自我否定和牺牲的学校。他们并没有表明自己沉溺于对感觉的偏好，人们可以发觉在他们的学说中充斥着一股禁欲的、神秘的唯心主义。他们要求人们服从的目标，已经无限超出了物质利益的领域。

然而，这种唯心主义却具有某种反常的和有害的因素，从而对整个人类构成了危险。

事实上，只有一种手段才能供国家实现总体的自主性，有人说，这种自主性就是国家的本质，可以使这个国家完全摆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进而使其他国家依赖于它。如果它没有统治其他国家，就会有被其他国家统治的危险。因此，根据特赖奇克的学说，根本不存在比国家本身的权力更为强大的权力，国家权力必须比其他所有形式的权力更强大。因此，国家所渴望的绝对独立，只能以国家本身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保证。毫无疑问，特赖奇克认为，同一个国家不可能、也不渴望把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收为己有。就其严格意义而言，世界国家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怪胎，因为人类文明太过丰富，单一的民族是无法完全实现它的。⁽¹⁰⁾然而，显而易见，根据这种观点，普遍的霸权代表了国家应该极力朝之奋进的理想极限。它不可能容忍外界与其等同的事物，至少必须尽可能减少这些事物的数量。在它看来，这些事物就是竞争者，为了不被竞争者胜过，它必须胜过竞争者。在它匆匆奔向权力的过程中，只有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权力，才会停下脚步。如果这一点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国家就有义务无限接近这一点。这便是泛德意志主义的极端原则。

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政治学说来源于德国对其自身、自身的价值和文明的过度敬奉。有人说，如果它承认自身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支配世界的权利，那是因为，它借助某种幻觉，把自己转变成了一个偶像，让这个世界拜倒在偶像面前。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特赖奇克把我们带入了泛德意志主义，但没有唤起这种崇拜。⁽¹¹⁾因此，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这种偶像是否与其说是某种更原始、更深层的事实的后果，还不如说是一种原因、一种事后的解释。⁽¹²⁾最根本的问题是，这里有一种认定自身、发觉自身高于一切的需要，一种对代表限制或依赖的一切显得很不耐烦的情绪——简言之，就是权力意志。为了向自身解释它在自身内部感觉到的能够消除一切障碍和限制的强大推动力，德国构想了一种神话，这种神话持续不断地扩充，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体系化。为了证明它对主权的需要，它自然会把每一种优势都归于自己。为了使这种普遍的优越性得到理解，它在种族、历史和神话中寻找这种优越性的原因。泛德意志神话就是这样诞生的，而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时是诗歌，有时是学术，以证明德意志是神圣权力在世俗中的最高体现。不过，人们有时狂热守持的这些概念并不是自我构成的——我们不知道这些概念的理由和原因。它们仅仅阐释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它有着抽象的外表，但奠定特赖奇克学说之基础的国家概念，却隐藏着一种具体的、生动的情感：在它的核心，是一种明确的意志态度。毫无疑问，由此形成的神话，确认和强化了它所激发的那种倾向，但是，如果我们试图做一理解，我们就不应该停留在它所表达的公式的字面涵义。我们必须深入到它的条件，即它的原因中去。

这种条件存在于意志的病态膨胀中，存在于狂热的欲望中。无论有多么大的能量，正常而健康的意志都应该知道如何接受事物本性所固有的那些必要的依赖状态。人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这种环境既可以让人获得生存，也对人做出了限制，人依赖于这样的环境。相应地，人应该服从于自然环境的规律。人无法改变自然环境的规律，人只能服从规律，即便是在人使规律服从于自身目的的时候亦是如此。这是因为，倘若人使自己完全摆脱这些限制和约束，就必然会在自己的周围创造一个真空，这意味着，人把自己置于生存条件之外。同样，道德力也会对民族和个人产生影响，尽管角度不同，方式也不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强大到能够永远控制它的国民并通过外在强制作用迫使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的国家，也不存在不淹没在由所有其他国家构成的总体所组成的范围更大的环境中的国家，也就是说，不构成人类这个巨大的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并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存在一种普遍意识和世界舆论，如同我们不可能摆脱自然规律的控制一样，我们也不可能摆脱这种意识和舆论的控制，因为它们一旦受到干扰，就会坚决反击冒犯它们的那些人的力量。当国家让人类反对自己的时候，国家就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现在，人们可以发现，上述心态的基础是一种把自己提升到“凌驾于所有人类力量”的努力，它的目的是控制所有人类力量，对所有人类力量行使充分而绝对的主权。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就是从“主权”这个词起步的。最后，我们必须回到这个词来，因为这个词概括了人们所坚持的理想。这种理想必然是由支配构成的，是个人过于软弱而无法实现的理想，但国家能够而且应该通过组织活动达到这种理想，国家紧紧地把握着个人构成的力量，强迫所有个人专注于这一目标。国家是一种超人能够设想的惟一具体的历史形式，而超人的先知和先驱就是尼采。正是为了成为超人，德意志国家才会利用它的一切权力。德意志国家必须“高于一切”。国家高于所有私人的（集体的和个体的）意志，高于道德法则，除了为自己赋予的法则之外，国家不承认任何法则，国家能够战胜所有的抵抗，并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的意志没有得到自发接受的地方。我们甚至会看到，为了更引人注目地确认它的权力，这个国家甚至会挑拨整个世界来反对它，制造挑衅活动。⁽¹³⁾单靠它勃勃的野心，就足以说明它的病态本性。此外，德国的战略战术在我们眼前所展现的，难道不正是病态的暴行这种特征吗？人们甚至可以在具体方法的细节中发现这种病态的暴行。那些空中入侵英国的计划，那些让枪膛里的子弹几乎可以免除重力定律作用的梦想——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想到了凡尔纳（Jules Verne）或威尔斯（H.G.Wells）。我们可以想像，我们将要被转移到一个不真实的环境中，在那里，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抵抗人的意志。

因此，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份清晰可辨的社会病理学案例。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接下来考察它的起因。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它的存在。这一说明只能确认法国及其盟国所具有的合理的信心，因为再没有什么比能够把握住事物本性更强大的力量了。人们不能用不虔诚的态度来粗暴对待事物的本性。毫无疑问，严重的精神病是存在的，在精神病的发作过程中，以下情况是可能发生的：病人的能量受到了过度的激发；他的工作能力和生产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他做到了他在常态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同时确信他的力量是无限的。但是，这种极度的活跃状态只是暂时性的，很快就会被自身的毫无节制所损耗，自然即刻就会进行报复。我们正在目睹德国的这种病态。这种意志上病态般的紧张，正试图使自身摆脱自然力的影响，从而使德国实现伟大的事业。这样，它就能够发动恐怖的战争机器，它已经面对世界发动了战争机器，目的就是征服世界。但是，世界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当意志拒绝承认人类的一切不可能摆脱的限制和约束时，就不可避免会被耗尽它的毫无节制的状态所吞没，总有一天，它会遭遇到让它粉身碎骨的更强大的力量。这个怪兽的前进步伐已经受到了阻止。如果自身的生存受到德国干扰和威胁的所有民族——这些民族的数量相当庞大——成功地联合起来反抗德国，德国就决不可能抵挡住它们，世界最终将会得到解放。利益、人格或环境的偶然结合也许可能会延迟解放的日子的到来，但黎明迟早是要降临的。德国要完成为其自身制定的最终任务，就必然会阻止人类生活在自由中，但生活不可能允许自身永远受到束缚。生活当然可能由于某种机械的行动暂时受到吞噬和麻痹，但生活最终将继续前行，彻底粉碎那些阻碍它自由前进的拦路虎。

【注释】

(1)本文选自Durkheim，Etudes et documents sur lageurre（Paris，Colin，1915）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pp.3—9，41—47.

(2)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学派的代表人物，曾经主编《普鲁士年鉴》（1866—1889），任帝国国会议员（1871—1884），鼓吹种族主义和强权政治，著有《19世纪德国史》等。——中译注

(3)阿加迪尔，摩洛哥西南部一港口城市。——中译注

(4)本书为特赖奇克每年在柏林冬季开设的课程。引文均引自第二版（Leipzig，1890）。

(5)Treitschke，Politik，vol.I，p.41.

(6)Treitschke，Politik，vol.I，p.37.

(7)“Das Wesen des Staates besteht darin，dass er keine hohere Gewalt über sich dulden kann”（Politik）.

(8)“Mag der Anlass noch so kleinlich erscheinen”，Politik，vol.Ⅱ，p.

(9)A.Guilland，L’Allemagne nouvelle et ses historiens，Paris，1899，p.

(10)Treitschke，Politik，vol.Ⅰ，p.20

(11)无疑，特赖奇克偶尔也没有错过庆贺德国所取得的无法比拟的功绩。不过，他的语言却不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他赞颂德国，就像满怀热情的爱国者赞颂他的国家一样。但他并不主张德国具有来自天意的霸权。然而，伯恩哈蒂却只提出了他的主人的原则，这是一种典型的泛德意志主义。（参见F.Bernhaidi，Der nachste Krieg，Berlin，1899，chap.Ⅲ，Ⅳ。）

(12)对德意志文化之优越性的信念，并没有多少解释力。因为一个民族无需体验到对其他民族的支配，就可以认为自身从道德和心智上胜其他民族一筹。德国人也许无需企图征服世界，就相信自己具有上帝般的本质。狂妄之徒并不必然会渴求得到霸权，但事后却会全力巩固霸权。

(13)就是人们听说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即1915年5月7日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的英国豪华客轮。——中译注）被鱼雷击沉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