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的职业教育

三、军国主义的职业教育

1927年，日本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停滞，政局动荡，社会混乱，人心惶惶。为摆脱危机，日本政府逐渐走上了对内大力发展军工产业、对外军事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在侵华战争之后，整个社会被纳入战争轨道，职业教育服从国家的需要，也走上了一条军事化的道路。

1．为军事化服务的职业教育

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职业教育迅速向军事化方向发展。在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刺激下，新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要求职业教育必须同步发展。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要求职业教育为军事化服务。

1935年，日本政府设立实业教育振兴委员会，由产业界、政界和教育界代表共同组成。委员会向政府提出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应该注重：彻底普及初级职业教育、奖励夜间职业教育和赞助职业学校，以便“赋予大多数国民以职业能力，使其获得安定的生活，从而满足增强国力和产业界需要的立场”⁽¹⁸⁾。

1937年7月，内阁会议作出大力培养技术员和熟练工以满足战争需要的决定。 11月，文部大臣为此向实业教育振兴委员会作出咨询，委员会认为：应全面扩充和增设实业学校，在农业教育机构中努力培育面向大陆的开拓者，在工业教育机构中重点扩充与机械、船舶、采矿、冶金、化学、电气等工业部门相关的职业教育。⁽¹⁹⁾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从1937年开始，日本政府大力构建与战争需要相适应的以工业教育为中心的职业教育体系。

1939年，日本政府颁布《工场事业场技能者养成令》 ，要求凡属于厚生大臣指定的年雇佣二百名以上工人的工场场主，都必须开办教育设施培养熟练工人。1943年，根据战时形势需要，政府又颁布《关于战时国民教育的非常措施》 ，要求将商业学校改为工业学校，在企业开设私立工业学校等，把明治时期以来的工、农、商多科并举的职业教育模式，彻底转变为以工业教育为主的模式。

2．青年训练所和青年学校

在强化军国主义教育的潮流中，实业补习学校发生了重大变化。 1925年，文政审议会“鉴于时代的形势” ，提出设立培训青年的青年训练团。 1926年公布了《青年训练所令》 ，规定凡年满16～20岁的青年必须入所接受训练，这种训练修完者在征兵入伍后可以缩短服役年限。到1927年，日本共建立青年训练所1.3万所，学生97万人。这种青年训练所在制度上与实业补习学校相衔接，但是它附设在小学和实业补习学校里，由该校校长任主任，教员任指导员，便与实业补习学校重复，二者经常发生矛盾，造成混乱，妨碍了实业补习学校的正常发展。因为前者的训练课题是以兵役为中心，后者则是以产业或者职业教育为主，二者互不发生关系，指导思想不同，却在同一机构，由同一个指导人员之手去完成，这无论如何是勉强的。于是有人提出将二者合并，这样就诞生了将青年训练所和实业补习学校统一起来的青年学校。

1935年制定的《青年学校令》 ，将实业补习学校和青年训练所合并，新建青年学校。青年学校分为以寻常小学校毕业生为对象的普通科和以普通科毕业生或高等小学校毕业生为对象的本科两个阶段，前者修业二年，后者修业五年。 1935年，日本共有青年学校16 705所，到1937年发展到17 337所。

青年学校成立后，虽然解决了实业补习学校与青年训练所并设的混乱局面，但因为它主要继承了青年训练所的军事性质，职业科目的授课时数较少，所以大大降低了进行职业教育的能力。随着战争的扩大，青年学校的军事性质日益浓重，最终成为训练具有职业技能和帝国精神的侵略战争工具的场所。为此，许多根据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建立的学校并没有转变成青年学校，而是宁可放弃接受国家经费补助的优惠条件，加入较为自由的“各种学校”行列。

但是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后不久的1938年4月，由于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 ，职工培训只能在工厂中实施了。许多工厂都设立了私立青年学校，设本科和专修科。本科分为两部，第一本科招收普通青年学校的学生，第二本科培训工人，专修科对特殊技工和速成工进行短期培训。采取这种形式进行培训的工厂超过了千所，其中大工厂达150所。

1938年7月，教育审议会提出报告，建议把青年学校教育改为义务教育制度，吸收所有社会青年参加训练。这个报告很快得到军国主义政府的同意。 1939年9月，日本政府推出改正《青年学校令》 ，正式声明实行青年学校义务制，要求所有12～19岁的男青年都必须入青年学校接受训练。实行青年学校义务制后，青年学校的就学人数迅速增加，从1937年的204万人增至1939年的254万人，再增至1943年的306万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青年学校被全部改组。

1927年的金融恐慌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日本职业教育受到沉重打击，为挽回衰败局势，日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之“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职业教育又重新发展起来。此后，随着战争规模越拉越大，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职业教育受到强烈刺激，迅即走上畸形膨胀的道路，其规模和数量都达到了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极限指标。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从培育目标到专业设置都是服从战争需要，为培养军需产业的急剧扩大所需要的技术人才服务的，所以， 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后，各级各类职业学校都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注释】

(1)S． Alexander Rippa：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P.159、 162． New York：Longman， 1984 （ 5） ．

(2)同上书， P.162。

(3)同上书， P.163。

(4)S． Alexander Rippa：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P． 163． New York： Longman， 1984 （ 5） ．

(5)同上书， P． 160。

(6)S． Alexander Rippa：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P． 161． New York： Longman， 1984 （ 5） ．

(7)参见马骥雄： 《战后美国教育研究》 ，第124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8)参见马骥雄： 《战后美国教育研究》 ，第124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9)参见夏之莲主编： 《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下） ，第167～17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

(10)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 ，第2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年。

(11)同上书，第25～26页。

(12)转引自朱文富：《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第91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年。

(13)参见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编，李永连、赵秀琴、李秀英译：《六国技术教育史》 ，第46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年。

(14)参见朱文富： 《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第110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年。

(15)参见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编，李永连、赵秀琴、李秀英译：《六国技术教育史》 ，第3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年。

(16)参见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编，李永连、赵秀琴、李秀英译：《六国技术教育史》 ，第3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年。

(17)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编，李永连、赵秀琴、李秀英译：《六国技术教育史》 ，第3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年。

(18)朱文富： 《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第120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年。

(19)同上书，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