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诞生之初，即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为了保卫革命的政权，政府向群众宣扬好战，灌输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战时是必需的，但是它对群众人格的成长却是极为不利的。赖希担心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会使群众忘记了自己最终的使命——人格独立并直接管理政权，再者也有可能导致政府在危险期过后继续保持军国主义统治，这样群众的人格独立将永无出头之日。“连续几年对群众实行某种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并在解决最困难的直接任务的混乱中忘记了自己的使命，那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在政府的目的实现之后，它还将继续保持并不断强化这种气氛，而这种气氛已显得多余。人民群众是而且仍将是异化的、局外的、植物似的，或者超出自己的需要而走向非理性的沙文主义。”
赖希指出军国主义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政府有可能借备战和保卫政权之名对群众进行各种清洗、处决和强行制裁。如在苏维埃建立之初，政府成立了工农检察院，这可以说是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治的社会机构，但是斯大林统治时期又把它改为监察委员会，已经完全蜕变成为执行党的决议的机构。赖希尤其对苏联宣扬“无私奉献”、树立光辉榜样的做法表示极度的反感。当时，苏联在工厂中普遍实行黑红榜，即把“懒惰的”工人的名字写在黑色公告板上，“优秀而勤奋的”工人的名字写在红色公告板上。赖希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对人们心理所形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那些名字上了黑色公告板的人禁不住产生羞耻、妒忌、自卑乃至仇视的感觉；而那些名字上了红色公告板的人，可以战胜自己的竞争者，自以为是赢者，可以发泄他们的残忍，使得自己的雄心超越一切自然的界限”。当时的苏联正在号召人们向斯达汉诺夫学习，赖希认为这种做法不但不是进步，反而是倒退。它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并且使劳动完全变成了一种毫无兴趣的机械性的劳作。赖希说：“只有那些雄心勃勃而且残忍的人，才能在竞争性的计件工作上超过别人。绝大多数工人要么远远落后，要么完全停止不前。大多数普通工人和极少数劳动健将之间出现了分裂，这些劳动健将很容易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只要绝大多数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没有热情，对自己劳动中的个人责任没有任何意识，就根本谈不上从强制性纪律向快乐劳动的转变。”[52]
赖希批评苏联具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国际性的，即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资产阶级，这里只有阶级之分，而不存在民族、国家之分。但是苏联却在极力宣扬“苏维埃爱国主义”，这一点尤其在“高尔基”客机的建造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渴望权力的政治家的管理下，建造飞机很容易被利用来产生民族的沙文主义”。赖希把苏联对爱国主义的宣扬称为“政治的情感瘟疫”，它和自然的爱国之情并没有任何联系，它是革命热情消退之后的无奈之举，因为只有所谓的爱国主义才能重新激发起人们的热情。“它就像是一个性无能的男子，不得不靠性用具才能勃起。”[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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