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教科书与“无产阶级教育”

时间：2023-03-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军国主义教育”既是日本国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确立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所谓国定教科书“战时化”指日本军部直接参与第四期国定教科书的编撰。随后，现役军官直接进驻文部省执行军部指示。据当时文部省图书局教科书编修官井上赳回忆，军方的“教育总监部”，以总监部本部长今村大将的名义，向文部省图书局提出一份多达数百项的“教材细目”，要求“把国民学校的教科书改成军事教科书”。

“军国主义教育”既是日本国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确立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综观二战期间的教育体系，专制、愚昧、反科学的人文教育，与快速发展的国防科技、为战争服务的理工科教育并存，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军部按照战争需要规划教育体系，将初级教育体制称为“国民学校”，实行“6＋2”学制（小学6年初中2年），高等教育相对宽松。日本统治集团认为，国民学校的毕业生基本具备士兵的素质，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太平洋战争），他们自然成为主要兵源。战争末期，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部分学生也不能幸免，人文学科的大学生应征上战场，只有理工科的学生享有缓期或免除兵役的特殊待遇。无需赘言，高等学府内的“学术自由”被彻底剥夺。1937年以后，持自由主义思想观点的文科大学教授，同样遭到军部镇压。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内兵卫，即在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下被捕入狱。这种战时文、理、工科不同待遇，初级、高等教育标准各异的教育体制及教育内容，实际上把日本青少年分成几个等级：（1）士兵预备队，（2）国防科技开发及其后备力量，（3）军工生产等后勤企业的劳动力（女生）。在校学生全部纳入军部制定的“总体战”体制———动员国家一切力量进行战争，维持国家战争机器的运转。

在建立战时教育体制的同时，军部对教科书进行彻底改造，教科书在遭受“国定化”重创之后，又经历了“战时化”的浩劫。所谓国定教科书“战时化”指日本军部直接参与第四期（1933—1940）国定教科书的编撰。最初，军部书面指示文部省：按照军方的意图编写为战争服务的教科书。随后，现役军官直接进驻文部省执行军部指示。据当时文部省图书局教科书编修官井上赳回忆，军方的“教育总监部”，以总监部本部长今村大将的名义，向文部省图书局提出一份多达数百项的“教材细目”，要求“把国民学校的教科书改成军事教科书”。其中，陆军要求国民学校全部科目的教科书和中学理科教科书，必须从“国家总体战”的观点选定教材，并且开列出60项《国语》教科书应该选取的教材细目，例如，在低学年教科书中增加“金鵄勋章”（授予战功卓著的军人的勋章）、“战争游戏”、“入伍”、“降落伞”、“战场上的士兵”、“马”等教材。井上赳召集教科书监修官商议此事，大家一致认为“这些要求在技术上无论如何无法实现”，便通过文部省图书局长把“教材细目”送回了总监部。“幸亏今村大将安抚了那些愤怒的青年军官”，今村大将说：“如果技术上有困难，军队不是可以前去协助吗？”于是，总监部附属的几名校官按照今村的指示，以“文部省特约人员”的名义到图书局上班。“军方盯得最紧的是《国语》读本”，井上赳回忆说：“我把表现童话、童谣、儿童游戏生活的教材，作为低学年《国语》课的主要内容。关于高学年的教材则解释说应该采用文学教材，想必军方最不擅长文学，而且轻视文学。从结果看这样做成功了。”尽管不得不在教科书内增加了进驻军官编写的教材，但并没有达到军方最初要求的程度，“不仅国语科，国民学校所有教科书都没有按照军方要求改造成军事教材体系。”与陆军相比，“气势汹汹的海军最厉害”，海军通过实际检验认为，笈田光吉创造的“绝对音感教育”，[9]能在国防上发挥很大作用，要求将国民学校的音乐课改成“绝对音感教育”。[10]从这段历史回忆来看，30年代军部势力在控制国家政权与国民政治经济生活的同时，按照战争的需要改造教育，从建立战时教育体制、编写军事教科书到修改教育课程，千方百计地实现教育军国主义化。只是由于文部省内有人进行了技术性的抵制，军部的意图最终未能完全实现。

就总体而言，1933年至1940年学校使用的第四期国定教科书，是日本统治集团向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工具。学校的历史课从“建国神话”开始讲授：“天皇陛下的祖先称为天照大神，是天下之君———伊弉诺尊、伊弉冉尊二神产下的无比尊贵的神……日本国土也是神开辟的，是天照大神决定交给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历史课的最后一课是讲“国民的自觉”，教育学生“国民为天皇尽忠，为国家献身无比重要”。“修身”课的重点是向学生灌输“国民的义务”，例如，普通小学六年级的《修身》教科书写道：“我国自古以来没有一次被外国挫伤国威。这是在历代天皇的威严之下，我等祖先极其忠诚勇武的结果。”“我国17至40周岁的男性国民都有义务服兵役。”在国家发生“大事”之际，不仅有义务服兵役者要随时应召出征，后方国民也要承担各种力所能及的军需任务，“无论战争怎样漫长，都有必要忍受节衣缩食保障军费开支，不让产业衰退。不仅如此，敌机不知何时会出现在我们的上空，投下雨点般的炸弹，到那时，妇女儿童都要沉着，尽可能承担任务，用身体防护抵挡。”[11]日本统治集团用源于神话的“国体”和“忠孝”伦理说教“国民义务”，强调国民献身战争的义务不可抗拒。为了激励青少年甘当军国主义的炮灰，第四期国定《修身》教科书中新增“靖国神社”一课：“靖国神社中祭祀着为主君、为国家尽忠而死的许多忠义之人。每年春季4月30日和秋季10月23日举行例行大祭时都有敕使参加。另外，在合祭忠义之士时举行临时大祭。那一天，天皇和皇后陛下到此行幸。祭祀之日，陆海军当然要来，普通人也敬慕受祭者的忠义之心，参拜者络绎不绝，那样宽阔的场地竟无立锥之地。为主君、为国家尽忠而死者祭祀在靖国神社，还要举行恭恭敬敬的祭祀仪式，这都是天皇陛下的意愿。我们一定念念不忘陛下的深厚恩惠，向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人学习，为主君、为国家尽忠。”[12]军国主义教育用战死者的“荣耀”毒害广大青少年，把无数青年学生驱上对外侵略的战场，死在异国他乡。

直至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走向穷途末路，“战时化”的教科书仍在宣扬“大日本帝国战无不胜”。1941年至1945年使用的第五期国民学校的国定教科书，宣扬“皇国军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小学四年级的教科书《初等国语四》中有“阅舰式”一课。课文用儿童“参加”天皇检阅帝国海军的“庄严的阅舰式”的手法，让孩子们从课文中“看到”：“长门号旗舰率领一百数十艘舰艇前进，在皇家礼炮21响，吹奏‘君之代’的喇叭声中，天皇在飘扬着天皇旗的舰艇上检阅，数百架飞机在空中表演分列式……”，当时的教科书就是这样向天真的儿童灌输“天皇的军队神勇无比，攻无不克”的军国主义思想。

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约有700万男子被军部驱上战场。在“一亿人一条心”的口号下，妇女和中学以上的学生统统被赶到兵工厂劳动。国民的所有权利和自由———从“言论出版自由”到服装、发型，无不受到各级战时统制机构的干涉和监视，全国变成了一部疯狂运转的战争机器。1942年11月15日，报上刊登了一名小学五年级女生的“入选口号”：“战胜之前什么也不想要。”媒体极力宣传“孩子们协助战争，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的决心”。男生的“优秀答案”则是“长大了当一名好战士，为国家效劳”。[13]军国主义教育严重毒害了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在日军伤亡惨重即将投降的战争末期，企图用自杀性攻击扭转败局的“神风攻击队”，大多是国定教科书的受害者。教科书把忽必烈进攻日本失败的直接原因———“大风”写成“神风”，教育青少年相信“神国”日本必胜。战时化的教科书用浸透忠君爱国思想的教材，培养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忠实奴仆，把他们推向战争的深渊。

在法西斯军国主义形成、蔓延乃至完全统治日本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共产党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1922年，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日本共产党宣告成立。日共是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革命政党。日共党纲规定：废除君主制，废除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封建残余。日共建党一年后遭到日本政府镇压。1924年春，日共通过决议宣布解散，1926年2月日共重建党组织，注重思想理论建设，在普选中扩大了影响，1928年再次遭受官方的沉重打击。为了反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猖獗的军国主义，日共于1932年通过了“32年纲领”，提出“为和平、民主主义进行斗争”。1935年3月，日共中央再次遭到破坏，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日共一直被视为“非法秘密结社”，许多优秀的日共党员被官宪逮捕杀害。日共努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和影响反战斗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军国主义浪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教育工作者并未屈服。部分进步教师成立工会组织，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用“无产阶级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教育”，通过各种方法传播和平民主思想，编写反映工农大众要求的“无产阶级教育教材”。“日本教育劳动者工会”（“教劳”）在各县建立地方支部，针对国定教科书战时化开展多种形式的抵制斗争。1934年3月文部省整理了一份文件《无产阶级教育的教材》，记载了“教劳”指导编写无产阶级教育教材的方针：首先，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对国定教科书编写教材的重点、资产阶级教育的方针，以及教材的排列及其矛盾———如脱离生活、逻辑破绽等进行彻底的批判研究。然后，集中力量攻击资产阶级教育的重点或弱点。其次，考虑儿童的年龄、心理和生理，在高学年进行无产阶级教育比在低学年有效。第三，彻底调查分析儿童的生活环境，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占多数的情况下，一律进行无产阶级教育比较危险而且收效不大，因此，照常使用国定教科书。但在班内儿童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子女的情况下，适合进行无产阶级教育。第四，在此基础上，采取以下授课方法：（1）利用科学的教材，引导儿童产生比教材内容更真实、深入的认识。（2）将教材内容与现实生活相对照，反用教材，朝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方向引导儿童。（3）全文改写资本主义毒害最深的教材。（4）不讲授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教材，减少影响。（5）揭露教科书教材的枯燥与矛盾，养成科学的批判态度，逐渐转向否定教材。（6）根据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家庭儿童的要求自己创作教材，捕捉儿童身边和眼前的时事问题，或创作童话、实例、寓言、少年少女小说、童谣等教材，提高儿童的阶级意识。（7）除讲授教材外，充分考虑对学生进行车间劳动教育，辛勤劳动教育，乡土教育，生产教育，自力更生教育等方面的训练。（8）革命教员的主要任务，不是在讲台上高声揭露和否定教科书，主要目的是对儿童的全部学校生活（授课、训练、管理、保护）及其家庭生活，直接倾注无产阶级教育力量。[14]上述指导方针，阐明了根据学生的阶级出身，实施无产阶级教育的可行性，从多种角度探讨抵制资产阶级及国定教科书的方法，如实反映出日本从事“无产阶级教育”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信仰及其实践活动。

“教劳”制定的指导方针得到进步教师的积极拥护和贯彻实施，他们勇敢揭露国家通过教育欺骗和奴化学生的企图，改写、反用国定教科书的教材，抵制向青少年灌输侵略中国的思想意识。改造国定教科书中的“三勇士”（课文），就是典型实例。“三勇士”一课捏造了三名日军为侵略中国上海而献身的“英雄事迹”：身上绑满炸弹的三名工兵，冲向上海十九路军设置的铁丝网实行“人弹”爆破，“英勇牺牲”。但在日本街头巷尾却流传着三个工兵因技术失误而致死的说法。1932年9月，进步杂志《大众之友》刊载了一篇文章“炸弹三勇士的真相”，作者藤森成吉（笔名“久米三吉”）以生还士兵揭露真相的方式改写教材，把“三勇士”写成“下级军官的牺牲品”，即，立功心切的内田伍长[15]把短短的一段导火线———爆炸后仅能勉强生还的长度———连接到三个士兵的爆破筒上。突然，一个工兵跌倒延误了时间，于是他们准备放弃爆破返回阵地，但又不得不在内田的怒吼声中继续前进，在接近铁丝网时爆破筒爆炸，“三个人就像被内田伍长杀害了一样”。作者在利用民间传闻的基础上，根据“士兵是军队中最大的牺牲者”的实际情况改写国定教科书，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1932年5月，新兴教育研究所编辑的油印版《少年先锋队之友》第三辑，刊登了田宫日出夫改写的另一个版本“人弹三勇士的故事”：“三个工兵因为过度疲劳、寒冷和饥饿，已经不能自由活动身体了”，在“除了挥舞军刀什么也不做”的少尉的命令下，他们被自己投掷出的爆破筒炸得粉身碎骨，“悲惨地战死了”。“在东京、东北地方、新潟一带，家中的年轻劳力被征兵以后，许多人上吊、发疯和卧轨自杀；还有在听到亲人‘战死’的当天就卧病不起的妻子……于是，无产者、农民都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资产阶级分子慌了，急忙捏造出‘人弹三勇士’进行宣传。我们少年先锋队必须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盗贼的战争。”这篇改写教材，具有鲜明的反战意识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意义。

早在1932年以前，日本教育劳动者工会的长野支部提出：应该“教化资产阶级儿童，确立无产阶级儿童的教化体系”，“系统揭露资产阶级教科书，编撰无产阶级教科书”。1932年12月，长野县支部制定了“批判使用”国定修身教科书的指导文件———《修身科无产者教学教程》（油印版），针对国民学校国定《修身》教科书中的军事教材，指导教师进行“批判性处理”，即，针对同一主题撰写批判性的内容。例如，《修身科无产者教学教程》关于“靖国神社”的“批判性处理意见”是：“在日清（甲午战争）、日俄等战争中死去了几万人，这些人几乎都是贫穷困苦的年轻工人和农民”，“对于被夺走全家的劳动力并被杀害的家庭来说，一点钱和勋章有什么用？”“无产阶级教育”与“自由教育”活动的重点之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与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联合斗争。

“号兵木口小平”是国定修身教科书中体现“忠义”精神的典型军事教材，历时四十余年向学生讲述号兵木口小平在攻打中国清朝军队时的“英雄事迹”：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木口虽然被清军的枪弹击中，仍然竭尽全力吹响冲锋号，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木口的原始资料载于日军参谋本部编撰的《明治二十七、八（1894—1895）年日清战史》和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团）保存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美谈》。1903年文部省规定，在第一期修身教科书中记载木口的事迹，培养学生的“勇气”；1910年文部省又规定，在第二期修身教科书中用木口的事迹激发学生的“忠义之心”；1933年开始使用第三、第四期修身教科书时，文部省特别指导教师说：“本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不忘振兴忠义之心，为天皇陛下献身尽忠”。《修身科无产者教学教程》针对这个典型教材提出：“揭穿所谓忠义和爱国心是要工人和农民作出牺牲，保护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揭露帝国主义战争，为反战而斗争”。“要讲述什么是真正的勇士和英雄，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要讲述木口死后老母亲悲伤叹息，后来过着悲惨的生活，由此深刻感受为谁而战，战争为了谁的利益？谁受损失？要劝说邻居反战，站在斗争的前列。”这份文件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教育”的目的，体现了反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国际主义精神。日本文学界、文艺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积极声援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他们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事实为素材制作反战教材。“新兴教育研究所”、“日本无产者作家同盟”等左翼进步组织，在编撰批判日本对华侵略、培养反战意识的教材方面比较突出。例如，森一子编写的《“满洲国”地理问答》（载《少年先锋队之友》，新兴教育出版部1932年），以三名日本儿童互相问答的方式，启发学生认识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扶持伪“满洲国”的殖民侵略行为，揭穿官方的欺骗宣传———政府宣称“‘满洲’3000万民众建立了新国家，从很长很长的地狱般的生活，进入了愉快和平的乐园生活”———告诉儿童“‘满洲国’不是‘满洲’人自己主动建立的国家，是说漂亮话的日本的殖民地”。

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教育”从劳苦大众的立场出发，从为谁而战的角度，用人性、亲情、阶级意识启发教育学生，收获了可喜的成果。刊登在日本教育劳动者工会长野县支部机关报上的一篇学生作文表明，学生不但接受了正确的教育，而且把教师的主张化为自己的思想。1933年长野县支部的反战教育活动遭到彻底镇压。此后，官方对儿童接受“无产阶级教育”的实际状况进行调查，总结出一份题为“无产阶级教育的影响”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就整体而言，儿童受“反战意识”的影响，远远超过受“国体意识”的影响。长野县学务科还通过校方让学生写“作文”进行测试，研究儿童对战争的认识。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作文都否定战争：“1. 还是没有战争好。2. 即使进行战争，对国民也没有一点好处。3. 战争使政府发财。年轻力壮的人全都在战场上死掉了。”“有一个叫什么三井的财主，派军队到‘满洲’去，让多少士兵失去了生命呀！父母们说，俺家的儿子死了，非常伤心”。“当兵的可怜。到军队去战死的小伙子真可怜。”[16]日本教育劳动者工会长野县支部在政府镇压下被迫解散以后，日本国内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组织。

1937年以后，学校教师中有组织的批判国定教科书的活动，仅限于参加新教育团体的教师，城户幡太郎等人设立的“教育科学研究会”是唯一的活动团体。在军部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下，他们没有像为无产阶级教育而奋斗的教师那样编写教材，而是按照“社会现实主义”的方针，指导学年儿童写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作文，“有时带有反对军部的准抗日教材的性质。”其中，有的教材取自侵略中国的战场。国分一太郎的《战地儿童》（1940年）即是代表作之一。[17]国分一太郎没有正面否定侵华战争，但从这本取自日本侵略地区的教材，可见作者对中国及其他遭受日本侵略国家抱有同情之心，他鼓励日本儿童“作新东亚的朋友”，“必须向这些可怜的人学习”，表达了“我们必须活下去”的愿望。这种热爱生命顽强生活的表现手法，在为天皇献身的军国主义教育压倒一切的状况下，具有一定的反战意义。另据记载，即使在军部统治最残酷的“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人民反战、反军部、对天皇“不敬”的事件也时有发生。1942年4月至1945年共发生1321起，其中包括学生暑假回乡宣传反战的事件，例如，1941年8月冲绳县八重山郡暑假回乡的几名学生，利用在小学校举行音乐会之机宣传反战，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群众痛打前来镇压的警察保护学生。这些学生还与宫古县的学生联合起来，在各地举行反战讲演会，让更多的劳苦大众听到期盼和平民主、摆脱战争重负的呼声。[18]在军国主义思想疯狂吞噬日本国民思想自由的30年代前半期，这种与军部争夺青少年，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无数教育界、文学界人士努力抗争，用爱好和平与科学的良知，在茫茫黑夜中燃起点点灯火，照亮孩子们无瑕的心灵。

纵观1871年至1945年日本教科书七十余年的历史，日本初级教育的教科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1）自由放任状态；（2）政府加强统制修身教科书，其他科目教科书相对自由的状态；（3）国定教科书占领教育阵地，但同时存在“无产阶级教育”和“自由教育”的副教材；（4）政党政治遭到毁灭性打击后，教科书“战时化”。除日本战败前的十余年间教科书被“战时化”外，国定教科书在其他三种状态下都不是唯一的存在。即便在“战时化”状态下，进步力量的反战教育也没有完全灭绝。教科书的变化往往比其他政治、社会制度的改变要早得多，教科书内容的恶化，比学校教育制度的恶化也要早若干年。20世纪30年代初，军部直接参加第四期教科书的编撰，堪称最具预谋和战略性的教科书战时化政策。

教科书是反映日本近现代政治变化的晴雨表。实行自由、民主和开明的教育，是近代教科书制度的出发点，但它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化，越来越专制、封建和愚昧。教科书从自由宽松到国家直接统制的过程，既有制度上容易滋生贪污腐败弊病的缺陷，从而为政府推行教科书国定化提供了借口；也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势力长期坚持和平民主教育、抵制专制政治的一面；并非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赞同教科书违背科学和民主精神，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工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致力于“无产阶级教育”的日本反战和平力量，在日本最黑暗的年代，谱写了令人难忘的历史篇章。

[1]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604页。

[2]［日］《改造教育四项纲要》（1920年9月日本教员工会启明会），载《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50~151页。

[3]［日］中内敏夫：《军国美谈与教科书》，岩波新书1988年版，第137~138页。

[4]［日］平野谦：《昭和文学史》，筑摩书房1968年版，第125~126页，引自《日本史》第727~728页。

[5]［日］中内敏夫：《军国美谈与教科书》，第137~142页。

[6]［日］《水兵之母》，第4期《小学国语读本》第10卷，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40~141页。

[7]［日］中内敏夫：《军国美谈与教科书》，第63、143~144页。

[8]［日］《警保局统计》，引自中内敏夫：《军国美谈与教科书》，第147页。

[9]所谓“绝对音感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直接识别声音的能力。

[10]［日］中村纪久二：《教科书的社会史》，第193页；井上赳：“国语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国语教育讲座第十一卷《国语教育问题史》1951年，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45页。

[11]［日］《国民的义务》，第四期《普通小学修身书》卷六，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43~144页。

[12]［日］《靖国神社》，第四期《普通小学修身书》卷四，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