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容闳的留学救国思想与洋务留美思潮的兴起
中国近代官费留学教育始于1872年,由陈兰彬、容闳带队赴美留学,至1875年共派遣120名学生,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留美热潮。此次留美热潮的形成,是容闳的“留学救国”的教育思想与洋务派“师夷”思想结合的产物,而其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容闳百折不挠的努力。
(一)容闳的留美计划与洋务大员认识上“契合”
1.容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留美计划
容闳(1828—1912),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奠基人。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西南菠萝岛南屏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1841年进入美国传教士布郎在澳门创办的玛礼逊学堂学习。1846年9月,布郎将回美国休假,临行时表示愿意带几名学生到美国深造,愿意随布郎前往的仅有容闳、黄宽、黄胜三人。1847年1月4日,一行数人搭乘美国阿立芬特兄弟公司来华运茶的商船,扬帆赴美,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
容闳等三人到美国后,进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学习。1849年,容闳与黄宽于孟松学校毕业,同行的黄胜因身体不佳,辍学归国。此时,香港的赞助者表示,如果容、黄二人肯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将乐意继续资助。黄宽接受了此建议,转赴英国,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后长期在广州行医,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容闳则决定留在美国报考耶鲁大学。当时有人意欲帮助容闳申请孟松学校董事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但该校规定,凡获此项奖学金的学生须先在誓约书上签字,保证毕业后充当传教士,容闳拒绝签字。他认为:“他日竞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4]他不愿被传教士志愿书束缚手脚,以妨碍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挥报效祖国的能力,而他决心以最大的可能,为谋取中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1850年,容闳考上了耶鲁大学。靠半工半读坚持到大学毕业,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获得美国学士学位的人。
四年大学生活在容闳的一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耳濡目染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西学教育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文明与强盛,相形之下更感到清政府统治下的封建帝国的衰败、落后。强烈的社会反差更加深了他振兴中国的责任感,知识视野愈广阔,感到肩上的责任愈重。他在回忆录中言及此期间:
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于怀,迨末年而尤甚。……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5]
在这种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的驱使下,逐渐形成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及教育救国的方案。大学四年级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6]。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思想正是从这里萌发、奠基。容闳有感于“大学教育对他自己的裨益,而立一愿望,即游说中国政府派遣学生赴美接受西式教育”[7],寄厚望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8]。并“跻身于与外国平等之地位”[9]。
1854年11月,容闳于纽约乘船归国,这位连中国语都几尽遗忘的留美学士,带着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开始为实现自己的宏愿而奔走。他深信:
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0]
1855年,他在广州找到美国代理驻华公使伯驾,企图通过他结识中国上层官僚,派留学生出国,未果;此后他几乎每年都在为派遣留学生赴美而奔走。19世纪60年代,容闳将实现他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希望寄托在洋务派身上。直到1870年,由于天津教案,曾国藩前往处理教案,容闳奉调为译员。他借机积极活动,几次鼓动丁日昌去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国藩终于同意了容闳的主张,并答应立即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政府旨准。这个留学计划是容闳回国16年后才有的回应。容闳为了祖国的留学事业奔波16年屡屡挫败却从未改初衷,立愿20年后,才如愿以偿。
2.洋务派“师夷长技”须“置之庄岳之间”的思想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张开眼睛看世界,一个巨大的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的参照系统开始若明若暗地展现在他们眼前,获得这个参照系统,便等于拥有了自我观照的时代镜子。在这面时代镜子面前,于19世纪60年代崛起的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人士,看到了中国屡屡受挫的原因,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当然,这种认识只是从最直观的、最外露的工艺、技术等表层文化开始,但也迫切感到“师夷”的重要性。魏源最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60年代初,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更进一步指出,“师夷长技”,为的是进而与夷“比而齐之”,再“驾而上之”,可谓具有宏远的战略眼光。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开始将“师夷长技”的理论付诸实践,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创办了军用、民用等工厂企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以及电报、矿务等工业企业。在开办企业的同时也引进了“西学”,以培养为洋务事业服务的人才,如1862年建立京师同文馆,1867年建立福州船政学堂等一系列授以“西文”“西艺”的学堂。
造就人才,为洋务事业之“当务之急”。洋务事业对人才的渴求,是洋务派留美教育动机产生的原动力。值容闳留美教育计划提出之际,正是洋务派呼唤人才之时。新式人才的匮乏始终是洋务事业所面临的难题,为救一时之急,洋务官僚不得不大量聘用洋顾问、洋技师、洋工匠、洋教习等。聘用洋人,需要高薪优待,据统计,清政府仅为这些洋人支付的高额报酬,每年就需十数万,乃至数十万银两的巨资。[11]这项支出对原已国库空虚的清政府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况且,聘用洋人除了耗资甚巨外,还有许多弊端;其一,洋人难以控制和管理,而且常与中方人员发生争端;其二,洋人常常对洋务官僚蒙骗愚弄,使其上当;其三,大批聘用洋人往往成为顽固派攻击洋务派“媚洋”“降夷”的口实。因此,洋务官僚深感只靠聘用洋人并非上策,还需有自己的人才和见过西洋世面的人才便于控制和使用。因而,便产生“与其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方便”[12]的思想。
从教育内容的角度看,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洋务学堂对“西文”“西艺”的零碎引进不足以真正了解西学真谛。如冯桂芬在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主张在上海、广州各设一馆,教习西学,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13]。任京师同文馆算学馆教习的数学家李善兰也说:“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并希望中国“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14],庶能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他们认识到若要“师夷”,必须要重视西方基础科学,如算学、格致诸学的学习。于是洋务派人士逐渐探索出一些教育的规律,“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15],故于1866年冬,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主持朝政和总理衙门政事的奕,奏请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这可谓是对西方教育的系统性、规律性认识的深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办学实践,已逐渐感到西学的“奥窔”及其“月异而岁不同”的更新,若不躬亲习见,置身西洋耳濡目染,是难以探明西学的“本源”。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中言:
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偏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16]
他们以古人学齐语作类比,认为须引其“置之庄岳之间”,亦即“西学”须置身西方社会的企业、教育诸环境中。学必躬亲,方能谙悉“西人擅长之技”。至此,容闳的留美计划与洋务大员“师夷长技”须“置之庄岳之间”的思想“契合”。
《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主要内容为:
其一,每年选送幼童30名到美国学堂学习,四年共选派120名。
其二,幼童从上海、宁波、广东等处挑选,年龄为13～20岁。
其三,肄业年限为15年,毕业后回国听候派用,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
其四,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后如气性顽劣或水土不服,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
其五,有关出国留学的经费预算。
1870年,曾国藩开始向清廷建议派遣留学生。从这个时候起到1872年三月曾国藩病逝为止,为派遣留学生一事,他先后五次上书清政府,积极倡导,竭力主持,对留美学生的派遣发挥了最关键、最重要的作用。
从洋务派发起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总目标来看,留美教育之举恰适其意。曾国藩等以为清廷前已派出一些官员游历各国,对于国外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已窥其要领”[17],指出“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18]。认为西学与西方的军威国强密切相关,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是振奋武力的基础,而其中又以“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19]。故而主张仿效西方“精通其法”,“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日强之至意”[20]。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也是洋务派谋求探索西方所谓“身心性命之学”,以达到“自强”的目标。而从“求富”的角度上看,洋务派急待振兴采矿及各类民用工业,无奈于不得探测地下各矿藏的要领及未能掌握各类机器使用的原委,为此,李鸿章曾致函容闳:
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矿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现在台湾、湖北等处开煤,所请英人,高下不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其余各省因无人指授,不免观坐。
他指示容闳选一些“颖异可造之才”[21],送至美国矿务学堂学习,待“穷究其理器”[22],理论学习过关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进行实地操作、探究,致使“自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23]。以便于他日“发往各省矿局试用,庶于国计有裨”[24]。造就服务于矿山企业的人才,以开发地宝、振兴民用工业,以达到“求富”的目标。
曾国藩、李鸿章选派留学生赴美的奏折被批准了。在容闳和洋务大员的共同努力之下,选派学生赴美留学之事终于付诸实行。清政府批准了由容闳带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872年至1875年,每年30名幼童赴美留学,共120名,预计学15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120名幼童的年龄和来源地如下:这些幼童从年龄上看,13岁的36人,占30%;12岁的27人,占22.5%;14岁的26人,占21.67%;11岁的17人,占14.17%;10岁的7人,占5.8%;15岁的4人,占3.3%;16岁的1人,占0.08%;不详者2人。平均年龄12岁半。从籍贯上看,广东84人,占70%;江苏21人,占17.5%;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占1.7%;山东1人,占0.8%。可见留美幼童的分布与早期中国各地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基本一致。[25]容闳曾兴奋地说:“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26]幼童留美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发端,是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洋务大臣曾国藩、李鸿章誉为“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27]。
(二)“中体西用”教育方针在留美教育中的体现
洋务派的留美教育活动将“师夷”的目光投向世界,“越数万里而往肄业”[28],但其却仍牢牢厮守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套数以自我限定,即所谓:“今日翊赞宏图,有不当置西人之事为而弗取也。是道德纲常者,体也;兼及西人事为者,用也。必体用皆备,而后可备国家器使。”[29]“中体西用”的方针贯穿留美教育始终,以致使首次留美教育活动在“中体”与西学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终告寿寝。
首先,在留美管理人员的配备上,体现着“中体西用”的思想。由于容闳是一个完全由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防不测,洋务派选派了在刑部任主事20年的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为正监督。在容闳看来,陈是个“久处专利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30]的,且对外国教育之观念存在“极端鄙夷”[31]之思的人。但之所以派陈兰彬与容闳为伍,同带队赴美留学,清政府有自己的考虑。丁日昌曾对容闳谈及:
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32]
可见,在留美管理人员的配备本身,便是一种“新学”与“旧学”的搭配,为了使留学教育纳入“中国旧学说”的轨道中。
其次,在留美教育管理中,也充分实施“中体西用”的方针。留美过程中,在学习上:“每遇房、虚、昴、星等日”(即立春、立秋、立夏、立冬之日)向学生“宣讲《圣谕广训》,以示尊君亲上之义”[33]。1874年,在哈佛的柯林斯街352号建立的中国留学事务所新楼内,设有至圣殿,殿内正面置“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殿内北向临窗有拜阙所,每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要率领幼童“望阙行礼”,遥祝皇上、皇太后万寿无疆,以示对大清朝廷的“诚敬”[34]。
最后,在留美教学中,始终贯穿着“中体西用”的方针。清政府规定留美幼童在学习西学的同时,仍“教习华文,以培根本”。教以《孝经》“五经”《小学》等儒家经典,规定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学华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为满。逾期则此十二人复归,再换十二人来。以此轮流,周而复始”[35]。汉文学习中包括写字、讲论、作文,如题目有“见贤思齐焉解”“有朋自远方来解”“五谷熟而民人育解”“近者悦远者来解”等。对写字、讲论、作文的优劣分别给予奖惩,“论”优等者给予3元至5元;“解”做得好的赏2元5角至3元;字写得好的赏1角至1元;劣等者要受到惩罚。以此,加强“中学”,巩固根底,使幼童“庶不致囿于异学”,以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蚀。
(三)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的交锋
留美期间始终面临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一面是美国资本主义民主、科学的熏陶;一面是清政府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和棒吓。
由于赴美幼童身心受到西方“民主”气氛的陶染,引起了“旧学”派代表陈兰彬的“深怪”。他们的运动健身,被视为悖迕;私自剪去长辫被视为对清王朝的不忠,并剥夺留学资格遣送回国。远在国内的李鸿章也密切关注大洋彼岸美国留学生事务所的动向,曾多次提醒容闳等要注意幼童们西学长进而“中学荒疏”的问题,不要让幼童涉猎过宽,要集中学习国家急需的技能。
留美幼童受到中、美两国的双重组织管理。中方的管理机构有1870年设立的留美事务所,同时美国康涅狄格州教育局作为管理留美幼童具体机构,负责安排幼童的寄宿、入学以及指导美国教师如何教养中国幼童等。此外,留学生们被安排住在马萨诸塞州水泉镇附近的私人家庭里生活,并在康州的哈特福特设立留学生总部。幼童抵美后,住在哈特福德市民的家庭里,与他们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为了使这些学生生活上有人照顾,并尽快地过语言关,容闳与美国友人商定将这批孩子分别安排在一些教师、医生、绅士家中居住,每家2～4人不等。哈特福特市(Hartford)的市民很友好地为幼童们准备好学习、体育用具。留美幼童在美国则是从小学读起,并且无论是读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寄宿在美国家庭,他们的留学生活方式自始至终是以“家庭式”进行的,这样加速幼童对西洋文化的适应。
留美幼童抵美及返华年龄分配表[36]
幼童留美期间值12～23岁,这个年龄段正是世界观逐步形成的时期。经过几年的学习生活,幼童思想上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在心理上产生出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感。由于幼童在美国所接受的是双重管理,所以反映在他们身上的是双重性格。一方面,他们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谦君子的风度;另一方面,幼童在美国自由、平等的氛围里生活,他们又接受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观,他们开放了,他们生发了原本属于青少年的勃勃生机。幼童温秉忠在50年后的回忆文章中也称: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这对他们终身影响至大。“幼童进入学校后,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很快,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Americanized)了”[37]。美国文化对幼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从目前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来看,至少在生活、学习、思想观念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反应。
其一,是生活中的变化。幼童的日常生活多受美国的生活习惯所影响。他们“上美国的学校,天天和美国孩子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要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继续学习中文,严守中国旧礼教的规矩,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他们的思想观念在逐渐改变,生活习惯开始美国化”[38]。“美国化”的生活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幼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他们纷纷脱去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换上美式衣服,尤其在运动场上,幼童们都穿运动衣从事种种健身运动。脑后的那条长辫子,是幼童们最尴尬头痛的问题,不仅常常遭到美国人的嘲弄,称他们是“中国女孩子”,而且在体育比赛中非常不方便。还有的干脆把辫子剪掉,如容揆等剪掉了辫子就被清政府提前召回,事实上,辫子是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表面上是生活习俗问题,实质上是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幼童们对各种体育运动特别有兴趣。一位美国友人讲:“我们玩的各种游戏,他们都感到新颖,他们都是排球、足球、冰上的曲棍球的好手,尤其是溜冰,他们的技术已达到顶峰。”[39]当时,棒球运动在美国中小学里非常流行。幼童们几乎人人玩棒球,在他们的房间里总能找到球和球棒。他们在哈城组织了一个“东方人”少年棒球队,有九名队员:詹天佑、梁敦彦、蔡绍基、黄开甲、陈巨镛、钟俊成、吴仲贤、李桂攀、邝咏钟。与美国孩子们比赛,常常获胜。1881年幼童回国途经旧金山时,曾接受半职业性的奥克兰队的挑战,结果中国幼童大获全胜。“中国人打美国的‘国球’,……使老美溃不成军,不可思议。”于1880年和1881年担任耶鲁大学校划船队队长的钟文耀,率领队友,两度击败哈佛大学,荣获冠军,他的名字也因此载入校史。
李圭曾请幼童参观费城博览会,并找几位幼童座谈得出结论,说幼童在美国的家庭里生活:“尝观其寓西人绅士家,颇得群居切磋之乐,彼此若水乳交融。”[40]
美国的报纸评论说:
这些男孩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崇敬他们,我们都以他们作我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他们对于美国人的友谊衷心感谢,对于美国家庭生活,他们很快地适应,他们还送给他们的监护人可爱的礼物,而且时时存有感恩图报之心。[41]
其二,是学习上的变化。幼童们在美国学习刻苦勤奋,适应能力强,他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美式文化教育,接受的是崭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在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西学”,而不是“中学”。幼童们学的数学、天文、生物、化学、机械、采矿、土木工程等科目,在当时的中国多是没有的。至于电报、军事、商业等科目,更是清廷当时没有的教学内容。其实清廷派幼童赴美留学的目的就是学习这些理工“西技”。他们在学习上的进步很快赢得各界舆论的赞扬。耶鲁大学校长朴德等在联名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曾评价说: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穗,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42]
1876年,李圭往美国参加国际博览会,考察过幼童的学习,认为幼童和他们的老师“亲爱之情,几同母子”[43]。幼童们留学的过程也是中美人民友谊步步加深的过程。
费城万国博览会还展出了留美幼童的作业,李圭记云:“尝见其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规格。所著汉文策论,如《游美记》《哈佛书馆记》《庆贺百年大会序》《美国地图论》《风俗记》,亦尚通顺。每篇后附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44]
幼童们参观博览会,还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总统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好好学习,致使幼童们“拍掌蹈足”。在各界人士的关怀下,幼童在健康地成长。
其三,是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变化。幼童在美国留学,很快地融入了美国文化中,与中国专制封闭的传统文化大相径庭。诚如容闳所言:
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45]
幼童饱吸美国自由、民主之空气,显示出勃勃生机,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的循规蹈矩、严守中国旧礼教的旧教育格格不入。
幼童在社会科学方面所受美国文化的影响颇深。幼童们初步学习了一些美国的哲学、经济学、法律知识,特别是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如詹天佑就是个莎士比亚迷,几乎涉猎了莎翁的所有名作。曹吉福还曾试图将莎翁的名著《凯撒大帝》译成中文。民主主义作家马克·吐温是当时美国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与幼童们住在同一城市,多数幼童都爱读他的作品。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受到幼童的喜爱,这对幼童自由民主思想的萌发无疑是有作用的。社会科学既是人们获取一般文化知识的宝库,也是认识社会和思想观念形成的导航仪。书本知识和客观现实生活的紧密相连,加深了他们对美国文化的理解。钟叔河先生在评说容闳时说:“化学实验在玻璃器内显示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微积分可以启发对合理化的思考和追求,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史也足以使他痛切地感受到专制制度的违反人性和缺少道德基础。”[46]这也是幼童们通过对“化学反应”的学习进而升华到对西方社会制度的思考。
这批留美生在这一时期置身美国文化的海洋,亲自感受到美国科技的发达、体验到民主自由空气的温暖,对比在国内所见贫穷、愚昧、专制的落后状况,对当时高势能的美国文化自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从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无不深受影响。这本是文化交流中的正常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一大幸事。然而在清政府的守旧势力看来,这却如一股洪水猛兽,非灭之不可。文化的核心层次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在这些方面,中美文化更是格格不入,深受民主自由空气熏陶的留美生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对封建伦常的不满,在清政府看来,自是大逆不道,是“用夷变夏”的表现,失去了留学的意义,故宁可不取西方先进的“奇技淫巧”,也不能令其动摇“中体”根基的局面出现。留美幼童日渐受到美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也是中美文化冲突日益加剧的过程,这也是留美幼童日渐走向其留学悲剧的过程。
1876年,中国决定在美国设立公使馆,清廷任命陈兰彬为公使、容闳为副使;陈兰彬在1878年赴美就职,容闳在1878年后常驻华盛顿。在哈特福德留学事务局的内部矛盾日趋复杂。
1879年年底第四任监督吴子登一到哈特福德,就时时批评留学事务局过去的规定,摆开了整肃的架势。
1880年4月1日,吴子登向全体留学生发布了《谕示》。《谕示》要求学生在学习外国功夫的同时不要忘了本国规矩,要努力温习“四书”。《谕示》说:
尔等当先于学中完毕功课之时,少歇息后,抽出闲谈及作无益诸事工夫,即将“四书”温习,或相互讲论。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总之洋文汉文,事同一理。最是虚字难明,如有未解之字,或此句有,别句亦有,当即摘出记录,以便到局请问,或随时写信求益不可,自能旁引曲征,令尔等明白晓悟也。诸生其熟思紧记,以期学业日长,义理日明,为中国有用人材,不胜厚望焉。特谕。[47]
在发布《谕示》的同时,吴子登发布了留学事务局的新的守则,这个守则要求停止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课程,规定:
每值暑假,中国各生当全心全力研习中文。每月均须将所作中文课业呈送本局查考。凡按时呈送且成绩优良者,必发奖励,凡迟送者,当处罚金。另外,各生每月有三十页的中文功课,必须呈送本局,不得有误。凡一切仅适合美国学生而不适合中国学生之学科(如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本局切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止教授。每值学校短期假期,各生不得离开原住处,不得提用假期生活费,作为旅行开支,和往他地接受美国家庭之食宿招待。凡住康州哈特福德城各生,每值周六及周日,必须到局听宣讲《圣谕广训》。凡不专心学业各生,本局当勒令其退学,并遣送回华……[48]
吴子登还向国内报告说:
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为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49]
于是在是否裁撤留学事务所,中辍留美活动的问题上,以陈兰彬、吴子登为代表的“旧学”派和以容闳为代表的“新学”派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吴子登对容闳也横加挑剔,并不断夸大事实密奏朝廷,指责容闳纵容和迁就留学生,让学生“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致使“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甚至为学生不向他行跪拜礼而暴怒棒责,认为此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陈、吴二正监督不满幼童表现出的种种西化行为,在奏章上说幼童在美“沾其恶习”,喜爱体育运动、改着西服、剪掉辫子等,归纳起来,陈兰彬、吴子登对幼童的不满的核心问题有三方面:一是幼童们运动游戏,抛荒“中学”;二是幼童们“适异忘本,目无师长”;三是幼童中有人皈依基督教。
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吴子登本是留学事务的反对派,历来把学生留洋看成离经叛道之举;过去又与曾国藩、丁日昌不和,对曾、丁二公所创的事业,存心破坏,不遗余力。”[50]
1881年,陈兰彬在奏折中转述吴子登的话攻击留学生道:“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51]建议清廷尽快裁撤驻美中国留学局。对留学生出国持积极态度的丁日昌向容闳解释说:
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竞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52]
陈兰彬、吴子登对留美事业的发难,与国内顽固派的攻击遥相呼应。当时国内对留美教育的“非议”震荡朝野,“士夫议者纷纷”。为了防止赴美留学生成为“‘洋鬼’(foreign levils)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53],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奕等综合各方面意见后,对留美幼童的处置作了表态:
“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惟恃管带者督率有方,始能去其所短,取其所长,为陶铸人才之地。若如陈兰彬所称,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54]
据高宗鲁记载:
幼童之中,其中六十名已入大学及技术学校,但大多数则刚开始专门训练。如果再给予五年时间,在工程、矿冶、造船、通讯方面,他们均可大展所学。大多数幼童于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返华后,仍能学以致用,但在初期,仍遭到挫折及学业未成的困惑。[55]
当近60余名幼童已进入大学,大多数则刚开始专门训练之际,清廷终于下定决心于1881年撤回全部留美幼童,至此,幼童中只有欧阳赓、詹天佑两人完成了耶鲁大学学业。当时许多人对此发出“功亏一篑”的感慨,甚至美国大文学家马克·吐温得知留学生要撤回的消息后,亲自找美国前总统格兰德商讨,格兰德立即致函李鸿章,讲“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56]
国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遵宪在《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称裁撤留美学生为“蹉跎一失足”之举。而在关键的时刻,洋务派上层人士李鸿章,为了固守所谓的“中体”,而“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57]首次留美活动宣告中止,使容闳多年为之奔走,苦心经营的振兴中国的留美教育计划,在顽固势力的破坏下,在“中体”与“西学”的冲撞下,终至夭折。回国后的“幼童”们留用于上海电报局、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天津水师等洋务事业。
1881年7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国留美教育计划项目就要终止……如果对这个项目的放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将非常遗憾。”1881年7月16日《纽约时报》评论:“提及计划被终止的原因其实并不隐秘,因为中国的官员担心,这些没有保持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青年将来无法真正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政府开展了这个留学项目,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政府远没有容闳博士看得那么远。”[58]这不能不说李鸿章等洋务派在“中体”与“西学”之间发生矛盾之时,其抉择是放弃后者,而选择前者。也由此看出洋务派的价值取向及其自身的矛盾性。
二、洋务派的海防忧患意识与留欧教育思潮的兴起
继洋务派主持留美活动之后,紧接着国内又掀起一股留欧热潮。如果说首次留美活动的展开是与容闳个人的多方奔走、百折不挠的努力直接相关的话,那么留欧教育的展开则是以洋务派的海防忧患意识为契机的。
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受传教士理雅各之招,赴英、法、俄等国游学的王韬,便产生了遣人赴欧留学的思想。他在《漫游随录》中曾提及在参观英国新式兵器时,不无感慨道:“倘我国仿此铸造,以固边防而御外侮,岂不甚美?惜不遣人来英学习新法也。”[59]为“御外侮”以“固边防”,成为留欧教育思想的圭臬,也成为留欧教育目的论的发端。
许多洋务大员呼吁通过派留学生来解决海军人才问题。1874年,福建船政学堂许多英法教习合同到期。为了使船政局继续办下去以应海防的需要,进一步提高船政学堂毕业生的业务水平,是他们能够代替外国技术人员就成为船政、海防事业的一个关键。派赴欧洲学习造船和驾驶,以期“收庄岳数年之益,习英学者可欺为良将,习法学者可望为良工”成为当务之急。1877—1897年福建船政学堂的前后派88名学生分四批赴法、英学习造船、驾驶,构成了洋务派的早期留学教育。洋务派的留学教育开中国近代官费留欧教育之先河。
(一)洋务派的海防忧患意识与留欧教育目的论
带着强烈海防忧患意识,福建船政学堂开始加紧了赴欧留学的步伐。留学欧洲发轫于1875年。是年3月,福州船政局技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返回欧洲,为了使船厂技术骨干开阔眼界,增长才干,“印证旧学”“增长心思”,[60]主持福州船政学堂校务的沈葆桢意图选派40～50名学生随日意格前往英、法游历学习,但因经费筹措上遇到障碍,只得缩减至5名,他们是: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后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及文书陈季同。1876年4月,刘步蟾等三名学生同日意格从法国启程归国,留下魏瀚、陈兆翱二人继续学习。此次游历学习虽不属于正规的留学,但已成为留欧教育的先导。
学习造船之方,及推陈出新之理;学习驾驶之方,及练兵制胜之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均自海上而侵,中国千余公里的海岸线却无防御能力,海洋之“藩篱竟成虚设。”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来自海上的外患频频袭扰着大清帝国,清政府内部以李鸿章、左宗棠等为首的洋务派人士的海防忧患意识日益加重。为了加强海上防御能力,开始师法西洋,积极筹办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以求摆脱危机,捍卫海疆。左宗棠在《请福建开设船厂疏》中即尖锐地指出:
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欲防海上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61]
他在另一奏折中说: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有,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袱;譬如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谓我之长不如外国,籍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62]
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也言及中国的海防危机: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搆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63]
洋务派人士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西方挑战,把西方列强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提高到极其严峻的高度。他们认为必须要建立一支能与西方列强匹敌的海军,有足够威慑力的战舰,方能防海上之患。“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李鸿章认为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其船舰、基地等物质条件固然很重要,但“有器尤须有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因而,他一手抓器,一手抓人。1866年7月,李鸿章授权江南制造局开始制造一种小型炮舰以为巡逻海港之用,同时又与法国人签订合同,在福州建立大型造船厂,并附设福州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该学堂是仿照法国的办法,把船舶制造学校与海军学校结合起来,分作制造和驾驶两个班。该学堂创办旨意在于:以期“督造有人,管驾有人”。即一为福州船政局培养造船的工程技术人才,二为培养海军人才。
1867年2月,福州船政学堂正式开学,该学堂分作前学堂(也称法文学堂或制造学堂)和后学堂(也称英文学堂或驾驶学堂),分别用法、英两国语言教授。“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进而达到“以防外侮,以利民用”[64]。
福州船政学堂开办五六年后,收效显著,但是仍然满足不了创办新式海军的需求。所面临最直接的困难是,1874年,外国教习和一大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按合同规定,将期满归国。船政学堂的教学深受影响,投入海防的“器”与“人”远远不能满足时局发展的要求。“海防急务”之“器”的制造,和“人”的培养,成为留欧教育思想产生的深层因素。
所谓“器”的因素,即在船舶制造方面,“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65]。洋务派认为中国国内虽已有自造轮船,但其规模、质量都远远赶不上西方的更新换代。1868年8月,上海江南制造局所造的中国的第一艘轮船“恬吉”号下水,随后5年当中,又制造了3艘双螺旋桨小型铁甲舰,及5艘螺旋桨木船。1869年,福州船政局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竣工下水,其后5年中前后共计竣工14艘轮船,可谓成效卓著。这些船的制造,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些船行驶迟缓,吃水深,耗煤量大,同时造船成本高昂。据记,造船比英国出售的类似轮船至少价格贵一倍,按19世纪70年代欧洲标准看,当在被淘汰产品之列。朝廷中守旧派对造船花费过大有非议,有裁撤制造轮船之论。究其花费超额原因,主要由于造船所需许多材料都是进口的,再加上船厂洋雇员雇用费高昂。针对此况,船政大臣沈葆桢认为:为节省经费,可以减少造船数额,每年造船两只,却不能停止造船:
惟既绝难续,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尤为可虑。若岁成造船两号,则已成之诸不致中乖,而洋辛工,岁可省十万余。然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66]
所谓“人”的因素,迫在眉睫的是在于培养掌握先进的造船、驾驶知识技能的人才。
1873年12月7日,船政大臣沈葆桢(1820—1879)在《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中提出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的建议:
臣窃以为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而功倍。盖以升堂者求其入室,异于不得其门者矣。[67]
该奏折中指出:第一,从前学堂中选择成绩优秀者赴法国学习造船,掌握外国的新技术。第二,从后学堂中挑选品学兼优者赴英国学习驾驶和海军操练,精通“练兵致胜之理”。第三,第一批留学生归国后再分派第二、第三批,这样时间短,收效快,快则三年,慢则五年,必事半而功倍。
总理衙门奉清廷“速议具奏”的旨意组织南、北洋通商大臣及左宗棠等就派遣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一事进行讨论。李鸿章在回函中明确表态:“闽厂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驶船,洵属探本之论。”[68]
左宗棠在回函中不仅积极支持派遣学生赴英、法学习,而且建议留学国别可扩而大之:
今幸闽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藉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就此一节而论,沈议遣赴英、法,曾议遣赴花旗。窃意既遣生徒赴西游学,则不必指定三处,尽可随时斟酌资遣。[69]
其一,总理衙门在征求上述意见后,对于福建船政学堂派遣留学人员一事表示原则同意。奕訢等人推荐沈葆桢主持办理具体派遣事宜,沈葆桢组织船政局正监督法国工程师日意格(Giquel Prosper,Marie 1835—1886)及有关人员拟订了一份赴欧学生的学习计划。和留美幼童派遣的动机一样,清朝官吏奏请往欧洲派遣留学生也是出于办洋务企业的需要,而且更具体而明确地和创办海军联系在一起了。正当沈葆桢加紧进行筹划时,发生了1874年日本军队进犯台湾的事件,沈葆桢奉命前往抵御。
其二,日本犯台,力除“肘腋之患”。日军进犯台湾事件的发生更加深了洋务派的海航忧患意识。1874年春天,日军借口船民在台湾遇难,悍然发兵侵台,这对于外患频仍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沿海骤然紧张,捉襟见肘。清政府参与谈判的官员不得不再施所谓“羁縻”之术,最后以中国赔款50万两白银,并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为结局。在中日矛盾空前激化的形势下,显然,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既是国家实力的一种象征,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强有力的外交工具。此次危机所暴露的海防空虚问题引起清政府震动,也引发了1874—1875年的第三次海防大讨论。
洋务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敢于发兵侵台,“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70],造船由木质跃入铁质,就更需要提高造船的技术。李鸿章对来自日本的海上威胁尤为关注,他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71]山东道监察御史陈启泰也称:“东洋蕞尔岛邦,亦颇振作有为,仿效西法,节次添造战舰,狡焉思逞。中国相形见绌,屡为所侮,耻莫大焉。”他提议“添置船械”,“船械既多,兵威斯振,肘腋之患自可无虞”[72]。丁日昌上奏曰:“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诗》云:‘未雨绸缪’,何况即阴即雨乎?”[73]面对迟早将发生海上争端的“肘掖之患”,更加深了洋务派的海防忧患意识。
同是在1874年,开始积极筹建正规海军。福建巡抚丁日昌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建设海军水师的具体方案。李鸿章明确声称:“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要建设海军,以御外侮,除“肘掖之患”,更需要加紧先进船舶制造及海防设施和武器装备方面知识的学习。
基于此,沈葆桢一再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前学堂学生赴法国学习造船,“窥其精微之奥”,使“日起而有功”[74]。他在《奏派生徒赴英法游历折》中指出赴欧留学的目的:“涉历欧洲,开扩耳目,既可以印证旧学,又可以增长心思。”[75]在第三次海防大讨论之后,1877年1月13日,由李鸿章领衔,沈葆桢及继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诚等反复讨论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是继曾国藩等拟订的幼童赴美留学章程之后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又一部重要文献。
李鸿章、左宗棠等又进一步强调赴欧留学的紧迫:
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如驾驶之法,近日华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76]
为了亲窥西方造船、驾驶“秘钥”,该奏折很快被批准。出洋留欧的目的是:赴法国学习制造者“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赴英国学习驾驶者“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甲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在该折中还第一次提到了学习西方社会科学问题:“至学生中有天资杰出能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均可随宜肄业。”[77]
1877年,洋务派派出首批福建船政学堂的前后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严复、郑清濂等35人,加随员3人计38名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开留学欧洲之先河。其后又于1881年派李鼎新等10人作为第二批留欧学生分赴法、英、德,学习营造、枪炮、驾驶;1886年又派出刘冠雄等33名作为第三批留欧学生分赴英、法学习。甲午海战后的1897年选派施恩孚等7人作为第四批留欧学生赴法国学习轮船制造新法。从1877年至1897年间共派出赴欧留学生四批计88人,其中除第三批有4名留学生自北洋水师方面选取之外,其余均由福州船政学堂选派,构成了洋务派早期留欧教育。留欧教育正是以洋务派的海防忧患意识作为内驱力,并在数次海防大讨论的催促下发起的。
在中国近代留学教育跌宕起伏的交响乐中,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始终是其主旋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为了加强海军建设,以增强海上进攻、防御力量而为之事。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是继幼童留美之后我国首次派遣留欧学生,表明了洋务派走向世界的决心和远见。
(二)留学欧洲章程
在反复酝酿派遣留欧学生的过程中,曾先后制定过三个留学章程。
《出洋大概章程》制定于1874年,因系沈葆桢委托法国人日意格制定,故又称《日意格条陈》内容包括留学法国章程,艺童课序、艺徒课序、留学英国课序,以及留学所需费用的规定等。这一章程将留学的侧重点放在法国,对留法学生的生活、管理、费用、课程等均有详细说明,但有关留学英国的规定则较为简单。日意格拟订的赴欧学生的学习计划如下:
1.留法学生
第一年,学习重学统论、画影勾股、水力重学、汽学、化学、轮机制造法、法国语言、画图。
第二年,学习轮机重学、材料配力之学、轮机制造法、水力重学、化学、五圣学、房屋制造法、法国语言、画图。
第三年,学习轮机重学、轮机制造法、挖铁、挖煤学、船上轮机学、铁路学、法国语言、画图。
以上三年,各学生合同习学,所有重学统论,计可学完,[78]以后分就各厂练习厂艺,三年后拟分习三厂:一分造船厂,一分轮机水缸厂,一分枪炮厂。
2.留法艺徒
第一年,学习画影勾股、算学、代数、勾股、画学、法国语言。
第二年,学习画影勾股、重学统论、汽学、画图、法国语言。
第三年,学习重学统论、制造轮机学、水力重学、轮机重学、汽学、化学、画图、法国语言。以后第四年、五年,各分各厂学习工艺,其分习之厂与留法学生同。
3.留英学生
驾驶学生赴英学习,期拟2年。头9个月在英国期黎呢士学堂,学习天文、画海图学、汽学、水师战法、英国语言。之后赴博士穆德操炮船,学各种枪炮使用方法,约6个月。再在该处学3个月画海图之学。最后赴英国海军各营,到各兵船上学习4个月。[79]这是一个针对性很强且颇具特色的留学生培养计划,沈葆桢曾函商李鸿章反复讨论。但由于日本侵略台湾,沈葆桢受命赴台筹划防务,计划被搁置下来。
1876年又制定了《学生出洋章程》,内容有三十一条之多,其特点是将留英与留法都予以同等重视。1877年1月李鸿章等人制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详细规定了监督的职责、对留学生的甄别考试、留学生如遇不测的抚恤、留学年限、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三)留欧教育中重视理论与实际历练相结合的思想
自洋务教育兴起以来,便一反传统教育中坐而论道“不稼”“不圃”的人才观,他们反对与实事无补的科举,虽然认为在短期内骤停八股取士有困难,但“……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甚至主张“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80],即开科考取通晓洋务实用之人才。洋务派人士非常重视培养新式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人才,而这种“新式”人才的特征便在于其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洋务派在留欧教育中始终以理论与实际历练的结合作指导,重视留学生的实践历练技能、技巧的掌握。
在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曾泰先行随日意格赴英参观学习后,1876年3月,沈葆桢在致各国总理事务衙门的函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驾驶学堂学生亲临英国海军战舰历练的重要性:
缘该生等系水师人员,宜在船练习航海穿洋,方臻阅历,若久与船离,恐致旷荒,倘以为不必即归,则请咨商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京公使,准其入英国大战船一二年。续学驾驶……以期精益求精。[81]
洋务派人士再三强调留学活动中务必将实践操练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1876年,李鸿章曾赴山东烟台办理对外交涉,时值英、法、德等国的军舰齐集烟台演习,以炫耀武力。李鸿章应邀观看后,感慨道:“英法各船制法绝精,而驾驶操练,英尤灵捷严整。”[82]更使他感到一种威胁的是看到日本海军留学生也在英国船上随同操作,这唤起他力主派员赴欧学习,以造就海防人才的紧迫感:“出洋学习造驶之举,实为中国海防人材根本,”“未可缓图”[83]。
李鸿章、左宗棠强调留学生要亲临造船厂、船舰上进行实践。只有亲临厂矿、铁甲兵船实践才能洞察造船之“源”、航海之“秘钥”。他提出了赴欧留学的培养目标和要求,也指明了达到此目标的途径,即深入实践,求得理论与实际历练的结合。李鸿章提出,赴法国学习制造的学生,“既宜另延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根柢,又宜赴厂习艺以明理法,俾可兼程并进,得收速效……”[84]赴英国学习驾驶的学生“应赴水师学堂先习英书,并另延教习指授枪炮水雷等法,俟由两监督陆续送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学院肄习,其间并可带赴各厂及炮台、兵船、矿厂游历,约共一年,再上大兵船及大铁甲船学习水师各法,约二年定可有成”[85]。只有理论与实践结合,方可取得“事半而功倍”[86]的效果。
留欧教育强调理论与实际历练相结合的原则,以适应未来海战的需要,用沈葆桢的话说:“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87]沈葆桢从未来实战需求出发,要求学生必须完成某些实习历练项目,若不能如期完成,则需罚其留在该国继续历练,如对于赴英留学生要求:
宜在船练习航海穿洋,方臻阅历,若久与船离,恐致旷荒,倘以为不必即归。则请咨商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京公使,准其入英国大战船一二年,续学驾驶……以期精益求精。[88]
赴英留学生在英国军舰上得到切实历练,如:
赴英学生刘步蟾上马那杜铁甲船,林泰曾上孛来克铂林铁甲船,蒋超英上荻芬司铁甲船,林颖启、江懋祉同赴西班牙上爱勤考特兵船,黄建勋赴美利坚上伯里洛芬兵船,均能与泰西将士讲求枪炮、水雷及行军布阵之法。[89]
1881年,李鸿章在《奏闽省船厂出洋生徒及华洋各员给奖折》中称赴英留学生“均经周历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阿非利加、印度各洋,于行军布阵及一切战守之法无不谙练”。赴法留学生“经该学监院各给堪胜总监工官凭,又游历法国、比国、英国船厂、轮机厂暨熔炼钢铁官民各厂,以资考证”[90]。留欧学生均能理论联系实际,收事半功倍之效。
洋务派在对于留欧学生的使用上,也本着务实的原则,将学用一致的人才提拔到海防部门任以要职。第一批留欧学生中12名学习驾驶的学生,除何心川因病提前回国外,分别获得的综合性评语是:
“刘步蟾、林泰曾,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均堪重任。”“严宗光(严复——引者)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勤敏颖悟,历练甚精,均胜管驾官之任。”“方伯谦可谓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蒋超英、林颖启、江懋祉、黄建勋,堪胜水师管驾之任。”[91]
14名留法学习制造的学生,有5名改学矿务、化学。除1名病故外,13名学生均获得堪任总监工之任的考评,其中,“以陈兆翱、魏瀚为最出色,可与法国水师制造监工并驾齐驱”[92],9名留法艺徒也都出色完成学习任务。考试合格,刘步蟾、林泰曾先行回国,何心川因病、严复因需任教而提前于1879年回国,其余于1880年回国。
洋务派人士对船政学堂留欧学生寄予着厚望,期望他们以待“他日或能蔚成大器,共济时艰”[93]。1881年12月2日,李鸿章在《奏续选闽厂学生出洋折》中指出:首批赴欧留学生成绩优异,归国后将委以重任:
其驾驶学生出色者,则有刘步蟾、林泰曾等;制造学生出色者,则有魏瀚、陈兆翱等。经臣等量材器使,或派管驾蚊船,快船,或在船政差遣及派往外洋为铁甲船监工,其余亦分任要务,各效所长。惟现值整顿水师,研精船械,规模日扩,事事需才,犹觉不敷分布。
因水师急需人才,故请:“应予蝉联就学,以储后起之秀而备不竭之需。”[94]派赴欧洲留学,要像“源头活水”那样源源不绝,否则“彼既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95]要“蝉联”派出,使留学教育能不断适应、接受西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留欧归国的学生在造船技术、海军建设充分体现了洋务派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思想:
其一,留欧学生将中国近代造船技术推进到一个新水平。魏瀚等赴法学习制造的留学生毕业后回到福州船政局,结束了船政局管理混乱的局面,建立了一个负责全面指导船厂业务的工程处。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制造出了中国当时最大的一艘巡洋舰,命名为“开济号”,这是一艘铁木结构船,其“机件之繁重,马力之猛烈”,是福州船政局创建以来所没有的。1887年裴荫森称留欧学生:“自出洋艺成回华,先后派充工程处制造以代替洋员之任,历制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等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96]。1887年留欧归国学生又主持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钢甲快船“平远”号。到甲午海战前夕,清海军101艘舰船中,国产舰船就有46艘,其中又多为福建船政学堂前学堂的学生及留欧学生主持设计、监造的。其中平远号“攻守尤资得力”,成为甲午海战主力舰。
其二,留欧生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888年10月3日,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立。此时,北洋水师拥有一支约五万吨位的舰队,有舰船42艘,武职官弁315员额,已经是一支基本配套,阵式整齐的近代海军。北洋水师的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多为福州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生后又留学欧洲的学生担任,北洋海军中12艘主力舰艘的管带多为留学生,如威慑力最大的两艘战舰:定远、镇远号管带分别由刘步蟾、林泰曾担任。刘步蟾还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全面负责舰队的业务技术;林泰曾为左翼总兵,负责海军的编队、训练、武器装备等工作;除外,靖远管带叶祖珪、经远管带林永升、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方伯谦、超勇管带黄建勋均系留欧学生,另有广甲管带吴敬荣为留美学生,致远管带邓世昌曾赴英、德考察一年,广丙管带程壁光也曾赴英国船厂实习过。留欧生成为北洋海军的中坚力量,“洵足仰备国家器使”[97]。
1894年9月,中日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技术实力经受了一次检验。海战中,北洋舰队与装备大致相当的日本舰队激战约5小时,北洋水师受创较重,但广大官兵奋勇作战,发挥了一定的技术水平,给予日舰一定打击,迫使其首先退出战斗。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铁甲舰间海上大战中,表明了北洋海军已初步具有进行近代化海战的技术实力。这也是对洋务派留欧教育中重视历练、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检验。舰队中的留欧学生大多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刘步蟾、林泰曾、黄建勋牺牲后,1909年,清政府将南北洋舰队归并统一,成立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并筹办海军处,留欧学生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副大臣,沈寿堃为长江舰队统领。民国成立后,留欧学生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等先后出任海军总长,重整海军,对中国海军建设作出了贡献。
洋务派的留欧教育思想与实践,是洋务派的海防忧患意识的产物。洋务派的海防忧患意识是对国门洞开、藩篱虚设、被动挨打局面所做出的一种准确的反映,是对海防危机的洞见和扶危济难的意志趋向,是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派生物。洋务派浓重的海防忧思中,透出自慎自勉的心态,这种忧思成为挫而复起,衰而复振的精神动力。同时,它也是近代教育变通、教育开放的理论依据,是近代早期留欧教育成形的内驱力。由海防忧患意识驱动下掀起的留欧教育依时乘势,顺应了呼唤新教育的时代潮流,与顽固派的“国之强弱在德不在器”的迂阔观念相比,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早期留欧教育形成的根本在于对西学“愈学愈精,愈推愈广”,进而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对西人“师而法之”,到“比而齐之”,终将“驾而上之”。[98]它体现了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情感心理上的民族主义及教育思想上的进步主义。早期留欧教育目的中的务实精神及其学用结合的教学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观与西方近代教育结合的产物。早期留欧教育对于“太蹈虚饰”的科举制以冲击,对于中国教育向着近代化迈进以促动。同时,洋务派的海防忧患意识驱动下的早期留欧教育,也明显地烙有“冲击—反应”文化模式的印记,所以在其思想体系中带有浓厚的权宜应急色彩。其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还局限于直观的、外露器物文化层面上,这就为甲午海战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的留日教育,以及20世纪初再度兴起的留欧教育留下了一个更深的文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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