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思潮

三、人本主义思潮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概念。“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出现于19世纪，指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14世纪兴起于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意大利，15—16世纪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人文主义肯定人的价值，高扬人的理性，强调人的高贵，其主旨不仅在于复兴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知识，同时还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在中世纪的欧洲，“神”高于一切，主宰一切。天主教会宣扬，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世界的主人，只有上帝才是全知全能的；而人生而有罪，卑微渺小，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成为上帝驯服的奴仆和羔羊。人文主义者则明确指出要以人为中心，认为世界的主人是人而不是神，反对人从属于神。他们颂扬人的权威、人的价值、人的高贵和人的伟大。人文主义者赞美“人性”，贬抑“神性”，提倡世俗享受，反对禁欲主义。他们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现世的幸福高于一切，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现世的幸福和自由。他们用诗歌、绘画等各种文艺形式来宣扬人的现世享受，并证明人所追求的个人幸福是出于“天赋人性”。人文主义者提倡“人权”，反对“神权”。他们主张人应该发扬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个性自由，否定对教皇和教会的绝对服从。人文主义者提倡理性，追求科学知识，反对蒙昧主义。他们号召人应该不断地学习知识，探索自然，寻求科学真理，以造福人类。人文主义思潮自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以来，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扩展。现在来看，“人文主义”这一术语从最广意义上包含三层意思：（1）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2）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3）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和最高价值的人本主义。

人道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它提倡关怀人、尊重人，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人道主义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哲学范畴。人道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萌发的，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思潮和理论，则是在15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最初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后来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人道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humanistas（人道精神）引申来的，在古罗马时期引申为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在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即要求通过学习和发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充分发展人的个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直到19世纪，人道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道主义与通常所说的人本主义有密切的关系。

人本主义也称人本学（anthropology），意即人的哲学或关于人的学说。人本主义这一术语通常在两种意义上来使用，一是指人本学唯物主义，即一种把人生物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学说；二是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前者以19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和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费尔巴哈由于把庸俗唯物主义同一般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避免采用甚至反对“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因而将自己的哲学称作“人本主义”或“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将他的唯物主义学说称作“人本主义”，并把他的哲学著作命名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他们都反对把灵魂和肉体分割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反对把灵魂看作第一性的唯心主义观点。但他们所了解的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只是抽象的、一般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他们不是联系具体历史、联系社会实践来考察人，因而看不到人的社会性。作为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人本主义哲学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主张哲学要以人为中心。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渊源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强调演绎、普遍、绝对、直觉、关注人的存在意义。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发端于19世纪20年代，流行于19世纪50年代，其演变和发展的主要经历的阶段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柏格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

（一）意志主义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是最早起来反对黑格尔的德国哲学家，代表著作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年）。叔本华哲学核心观点是“意志是世界本体”。他说，世界是“我的意志”、“我的表象”；“一切客体都是现象，惟有意志是自在之物”。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终极本质，一切现象包括个体生命都是意志的客体化，即表象。例如，胃和肠道的蠕动是客体化的食欲。叔本华哲学是以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为基调的。意志本身是一种盲目而又不遏止的生命冲动，个人接受这种冲动的驱使，不断产生欲望。欲望意味着欠缺，欠缺意味着痛苦。因此，一切生命现象在本质上都是痛苦。如果欲望得到暂时的满足，人又会感到无聊。人生不过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生命意志总是附着于个人，个体生命的必然结局是死亡，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而意志是充斥整个宇宙的生命力量，是无限的本体。所以，无限的生命意志在有限的个人身上必然得不到满足，人生的痛苦来源于意志。所以，人生的出路就在于否定生命意志。永恒的解脱是彻底地否定生命意志，彻底地禁欲，甚至断绝生命之源。叔本华认为，他的哲学指出了无欲忘我、超凡脱俗的永恒之路。然而，叔本华本人的生活却与他的禁欲主义主张完全相反。真可谓哲学家不一定是圣贤，圣贤也不一定是哲学家。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出生于新教牧师世家。尼采是矛盾的产物，他的生活和思想充满着矛盾。尼采生于牧师世家，五代人出了20个教士，而他却成为基督教的坚决反对者；他对女性充满了歧视和偏见，但却一点也不了解女人，致使他多次恋爱失败。尼采的影响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其思想为纳粹政权所推崇，成了强权政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其思想也成为被压迫者、革命者的精神力量。

尼采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变为“强力意志”，建立了自己的强力意志论。他说：“世界除了强力意志之外，什么也不是；同样，你本人除了强力意志之外，什么也不是。”^[16]为什么这种力量是世界和人的根本呢？尼采并未做过多的本体论论证。“强力意志”与其说是形而上学的本体，不如说是一种经验概括或经验假设。因为在他的眼里，世界处于万类竞长、生生不息的状态，这就已经证明了能动的生命意志的普遍存在和支配作用。尼采是西方文化的反叛者，他要“打倒一切偶像”，要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即对传统的宗教、道德、哲学、艺术等所表现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真、善、美加以彻底破坏。“什么是善，凡是增强我们人类力量的东西，强力意志及本身都是善；什么是恶？凡是来自柔弱的东西都是恶；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一种力量增长和阻力被克服的感觉。”^[17]根据强力意志的价值标准，尼采批判了西方文明的全部。按照时间次序，尼采的批判对象是希腊开始的理性主义传统、基督教的道德传统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化传统。尼采要推倒前人设立的一切偶像，首先是上帝这个偶像。“上帝死了！”尼采猛烈抨击了基督教道德，认为基督教道德的理想——善良、仁慈、宽厚，是对生命意志的违抗。生命本质上是掠夺、伤害，对弱者的压迫、压制。尼采认为，基督教的道德是奴隶道德，其实质有三：复仇精神（源于无能和忌妒心理）、坏良心（残酷本能在弱者身上的体现）、禁欲理想（用禁欲否定生命）。尼采也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反对把人变为机械的非人格化的工业化，反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运动，反对男女平等。尼采认为启蒙运动以来“自由、平等、博爱”、“人是目的”等口号都是基督教道德的变种。上帝死了，可人还活着，尼采提出“超人”学说以拯救人类。从实质上说，尼采的“超人”是强力意志的化身，是理想、是神话，不是对某种现实的描述。他说：“超人是世界的意义，让我的意志说，超人将成为世界的意义。”^[18]这里的“意义”就是价值标准的意思。尼采从来没有说哪一种社会地位的人适合成为超人。超人是一种理想人格，他是有着耶稣灵魂的恺撒，是拿破仑和歌德的结合。他虽然说：“人处于超人和猿猴之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超人是进化过程中的新种族，他从来就不相信进化论，也没有从生物学或种族主义的立场看待超人。

长期以来，尼采被看作是诗人哲学家或浪漫派哲学家的代表，尼采哲学被认为是反科学、反理性而倡导非理性主义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1987年版）有关尼采的词条也是这么认为的。当代一些西方学者研究认为，尼采并不反对科学，他只是反对那种把科学当作是绝对真理、把真理作为最高价值的唯科学主义^[19]。尼采对科学持有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与艺术、诗歌一样，都是“谎言”、“幻想”或约定。科学由神话、巫术、炼金术演变而来，它们并非真与假的截然对立，而像色彩一样只有程度的差别。他的论据之一是，因为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不服从作为科学基础的逻辑中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然而尼采并不反对科学，他在《快乐的科学》中曾表示“向物理学欢呼致敬！”^[20]对尼采来说，“最错误的判断（包括先验的综合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最不可或缺的；如果不承认逻辑的虚构，不用绝对的、自我等同的纯虚构的世界来衡量现实，不是以数字的方式对世界作持续的虚构，人类就不能生活。”^[21]在尼采看来，科学尽管是一种虚构，对于人类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尼采真正反对的是唯科学主义。因为科学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它自身的问题，即科学是为什么的问题，也即科学的价值问题。尼采认为，把无止境地追求真理作为最高价值，是一种虚无主义。科学和艺术一样，都是为了人生，为人而存在的。科学的动力应当受到艺术的驾驭，科学文化应当受到文化的医生——哲学的治疗。

（二）生命哲学

生命哲学是一种试图用生命的发生和进化来解释世界，甚至解释知识或经验的哲学思潮，是广泛传播于西方各国、并贯穿于20世纪的哲学流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德国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奥伊肯（Rudolf Eucken），在英美有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法国有柏格森。生命哲学是在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尼采的强力意志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法国哲学家居约的生命道德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狄尔泰最早用“生命哲学”一词来表示他的哲学，主张精神生活哲学的奥伊肯也是这一思潮的主要发动者。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严格区分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对生命哲学的发展也给予了有力的推动。柏格森提出的“创造进化论”，是诸生命哲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学说。

生命哲学是对19世纪中期黑格尔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种反抗。生命哲学家不满意黑格尔所主张的严酷的理性，不满意自然主义所依据的机械因果决定论，认为这些思想是对个性、人格和自由的否定。他们从“生命”出发去解读宇宙人生，赋予生命的本质以本体论的意义。生命哲学首先提供了一种与传统哲学不同的世界观。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点是“存在”（Being），它的意义是本体、本质；生命哲学的中心点是“生成”（Becoming），它的意义是过程，是创造。生命哲学家指责传统形而上学世界观静止、孤立、非连续性和机械性的特征。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整体，有形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独立存在的形式仅仅是人为分析的产物。生命哲学虽然有着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反科学。因为生命哲学家反对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机械论的理论基础，而自然科学的基础并不一定是机械论。科学史上历来有机械论和生机论的争论，只是17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以经典物理学为范式，机械论才取得统治地位。19世纪末生物学的发展激发了生机论的复兴，这是生命哲学产生的一个科学背景。生命哲学家往往站在生机论的立场上批判机械论，企图为科学提供新的理论基础，改变科学的发展方向。从客观效果上看，生命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确有一定的影响。生命哲学又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观。19世纪末期，自然科学取得重大发展，但在解释人的价值和改善人的道德的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而传统宗教也逐渐丧失了指导人们精神生活的权威。生命哲学家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就是要满足人们对新的人生观、道德观的渴求。生命哲学家们普遍认为，生命本质是活动，活动本质是自由创造。人的道德生活应当是创造，而不是服从；应该是实践，而不是沉思；应该是进取，而不是保守。

在所有生命哲学家的理论中，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学说是最为典型的生命哲学，柏格森的名字可以说就是生命哲学的象征。柏格森的思想可上溯到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反理性主义传统。他反对18、19世纪流行的各种哲学主张，其中包括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机械进化论。他的全部哲学都是攻击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在认识方法上，他贬低理智而推崇直觉，认为抽象的概念分析只能歪曲实在，惟有依靠本能的直觉才能体验世界的本质。

柏格森对传统哲学的中心概念“存在”做了新的诠释。在他看来，存在不是实体，既不是精神，又不是物质的实体；存在只是流动和变化。他说，在现实中，运动变化比事物更恒久、更根本。他把宇宙看作连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的总和。这种无载体的生成状态，无有形之物的运动被称做“生命之流”。为了突出它的流动连续性，又称之为“绵延”（duration）。绵延不是事物一个跟随着另一个的连贯，而是状态的连续，是真正的时间。任何生命状态都是在时间中的连绵之流，称作精神。由此，柏格森区分了两种时间：纯粹时间和物理时间。纯粹时间是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它是绵延、无形、超空间的。物理时间是以时钟度量的时间，也叫做“空间化的时间”。通常人们用直线表示的时间的概念是以空间来想象时间，这只是给时间一个形象的描述，时间的线形表示法并不能表示时间的本质。同纯粹时间与物理时间相对应，有两种认识途径：直觉和理智。直觉通过对内心意识状态的体验把握绵延，通过细密地、专心地关注自我，便可以意识到存在于内心的精神“由过去侵入未来的持续的涌进”的绵延。在直觉中，本能与实在融为一体，“精神直接地洞察精神”，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一致。理智的特征是分析，是从整体到部分、从运动到静止的几何与逻辑的方法。理智的对象是空间中的事物，这是人类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而不得不采取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理智，因而科学摆脱不了机械论、目的论与决定论。即使对于自我意识，理智也把它裁成一段段独立状态，以便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扭曲意识本性的做法。理智没有能力处理活的、创造性的、自由的东西，它们只能是直观的对象。

在《创造进化论》等著作中，柏格森提出了进化的动力——“生命冲动”。依据生命冲动的自由创造本性，柏格森批判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消极方面。生命的进化既然有内在的创造动力，那么，进化的方向就应该由生命内部的“冲动”，而不由外部环境来决定；再者，既然进化的动力是生命的冲动力，那么，进化就不是渐变，而是突变。现在生物学家看到了基因的变异和遗传，在变异中更看重突变的因素，而不把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根本原因，这一变化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柏格森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明，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生命科学的发展需要。

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柏格森认为，科学与哲学有不同的方法与对象，科学研究物质，哲学研究精神，两者应各得其所。传统的哲学把世界看作实体，夸大理性的作用，沉溺于理智的方法，其错误在于混淆了绵延和广延、连续和连贯、性质和数量，最后哲学被科学所取代。柏格森在哲学面临科学挑战的危机时刻，极力为哲学的权利辩护，但他并不想恢复哲学的“科学女王”地位。他说：“哲学不是科学的综合”，“而是对科学研究的事实进行了不同的概括”。也就是说，无论把哲学置于科学之下，还是把哲学置于科学之上，都是错误的，两者应当相互独立，平行发展^[22]。

（三）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第一个可以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丹麦哲学家是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他的思想后来成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理论基础，即人不仅仅是存在，而是“生活”并“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克尔凯郭尔本人的生活就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存在的典范。他曾经说过：假如上帝给他的右手放上财富，左手放上斗争和永不休止的奋斗，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左手。事实上，他有点不幸言中：他的一生充满了孤独和忧伤。存在主义思潮广泛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的西欧，它不但是一种哲学，而且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意识形态、文学、艺术、戏剧、服饰、饮食和家庭关系等，被称为“时代的象征”。存在主义的主要敌人是现代生活的单调性，存在主义者往往使人想到不守常规和不加节制。1968年发生在巴黎的学生运动常常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行动的最高点。当时抗议针对的是法国教育那非人道的命令式性质对个性的限制。从理论上说，存在主义与现象学有着渊源关系，属于广义的现象学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克尔凯郭尔、萨特、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

让保罗·萨特（Jean-Palu Sartre）1929年毕业于被称为“哲学家摇篮”的巴黎高师，是位颇具性格的哲学家和剧作家。萨特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不参加共产党，只做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赞扬中国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他1964年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不接受任何官方的荣誉”，“不愿被改造成体制中的人”。1980年萨特逝世时，巴黎5万群众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纪念这位象征着时代精神的哲学家。萨特在法国乃至欧美家喻户晓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他的著作充满了哲学术语，但他的思想则可以变成价值观应用于日常生活。他的哲学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行，他对世界做了实际的解说而不是仅仅关心它的内在统一性。萨特对哲学的最大贡献是写了《存在与虚无》，他试图通过这部书解决存在问题。他的哲学开端是一个假设：我们所有的人对于存在的事实都有一种不可回避的感觉。这感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但也是不可动摇的。萨特称其为“自在”。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是“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存在在先”的意思就是“自由在先”，“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就是“人的选择造就了他自己”。自由选择是绝对的，“绝对”的意义是“无条件”，就是说，选择不接受任何条件的决定。萨特反对一切决定论，认为所谓决定人的因素，如环境、遗传、教育、性格等等都属于过去，它们能够对人的存在发生作用，是因为人自己的选择，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不是过去决定现在和将来，而是人自己决定并选择了一条容易的道路通向未来。萨特的自由是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绝对的自由意味着绝对的责任。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20世纪最难理解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是出了名的复杂和神秘。之所以难理解，并不是他在哲学上装腔作势，而是因为他为自己制定的任务十分庞大，它要求清理西方思想的基地。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基地开始于柏拉图，经过启蒙运动而巩固，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中根深蒂固。除了少数最具怀疑态度和喜欢发问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质疑过它。海德格尔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发问“什么是存在”，他一开始就打破了自柏拉图以来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世界是由实体组成的，而实体是可以界定、还原和计算的，因此他们只要去确定实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海德格尔认为，这些哲学家忽视了去考察使我们确认和理解世界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由语言和文化构成的，但是同时也包括构成人类存在的日常价值、态度和情感，即情绪和烦恼。考察这些条件就会显示：不是实体本身而是理解实体过程中涉及的价值和偶然事件，决定了我们赋予世界什么意义。

海德格尔对“在”的追问，实质上是要探明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与“艺术”相对立的显现方式，也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在古希腊时期，技术与自然相联系，“自然”的原义是“涌现”。在古代技术活动中，包含了一切以自然为源泉的东西：知识、艺术、工艺、诗，等等。人在那时担任着自然的守护神的角色。然而，近代以来的技术以人的理论思维为创造的源泉，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技术已然成为一种自我扩张的、人所不能控制的“框架”（Gestell）。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发达的技术吞噬了人，功利的考虑排挤了思，人成为既无历史又无家的漂泊者。人自以为是技术的主人，实际上，技术的无限制的扩张已成为非人的力量，人已经被技术所吞噬。技术在盘剥自然的同时也毁灭了人自身。虽然海德格尔指出了技术的危险后果，但他又说，哲学和人的一切思索都不可能引起世界的任何直接改变。那么，人类的希望和意义何在呢？海德格尔在逝世前告诉《明镜》杂志记者：“只有一位上帝能拯救我们。”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的主要著作是《生存哲学》（1937年）。他说，他关心的仍然是存在的意义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但他要从生存哲学这一角度来阐明这一问题。“生存哲学”是与“科学”相对的一个概念。科学只研究存在的一个方面，它只有把存在分割成各种客体，才能处理存在的某一方面。作为科学对象的人也是客体，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从一个方面研究“人”这个客体。哲学不是科学之科学，不是科学之总汇，因为存在不是各门科学对象的总合。哲学家研究的存在总是与他的独特的内在体验分不开的，生存的意义就是对于存在的体验。因此，哲学家总是按照个人的生存体验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研究的客体，个人生存是他的经验和创造的源泉。雅斯贝尔斯说，哲学应重申克尔凯郭尔关于“真理是主观的”的道理，不要企图把哲学变成科学。这一企图不是在抬举哲学，而是颠倒了哲学与科学的主次关系，把局部当作整体，把客体当作存在。因此，他认为，哲学不能是科学，既不是各门科学中的一门，也不是科学的世界观；哲学只能是存在论，只能是生存哲学。

雅斯贝尔斯在晚年提出了关于世界哲学的构想。他把人类的生存意识看成是一个同步产生和发展的整体，因此，可以把生存哲学推广到世界历史的范围。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他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著名论断。“轴心时代”指的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六百年的时间。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年代，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教的始祖释迦牟尼，伊朗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创立的锁罗亚斯德教，希腊出现了荷马史诗以及一批伟大的悲剧作家和哲学家，近东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在这时期，各个文明都经历了“理性以及由理性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动斗争，超越的一神与子虚乌有的精灵、恶魔斗争，最后还有道德规范对虚妄诸神的反叛”的变化，他统称之为“精神化”。雅斯贝尔斯说，在轴心时代，整个人类实现了精神突破，是人类的全面精神化和人性的全盘改造的过程。在此之前，人类囿于单纯的物质生产活动，以谋生为生活目标。只是到了轴心时代，人类才开始了自由的、超越的活动，上升到精神生活的阶段。直到现在，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和内容仍然来自轴心时代的遗产。他说：“人类一直在靠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一切生存。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时代的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时代的潜力的回忆或复兴，提供了无穷的动力。”^[23]轴心时代之后，人类进入了新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这一时代的最高成果是现代科技，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人类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相反，人类的生存境况因技术的无限制发展和宗教的没落而恶化，今天的人已丧失了自身，一切都在逐渐变成机器的功能。他说，社会整体在被转变为一部大机器，一个包容全部生命的组织；一切属于灵魂或者信仰领域的事物，都只是在对这部机器的目标有贡献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技术是转变人自己以及其整个存在的过程，人已不复能自拔于他自己产生的技术了。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淹没了哲学，使人们忘记了对存在与生存意义的寻求；技术成为现代的主导因素，它摧毁了几千年的精神状态和历史传统。因此，必须清醒地对待科学技术。在雅斯贝尔斯的观念之中，“科技时代”只能与古代农业文明的兴起相提并论，而和“轴心时代”的理性、道德、精神世界之出现，是基本不相同的：“轴心时代”是充实、内在的精神时代，它与“科技时代”所带来的空虚、外向、工具性恰恰相反。雅斯贝尔斯预言，我们正面临着第二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地的人将在世界范围内思考全体人类的生存境况问题，可以说，第二个轴心时代的主题就是世界哲学。

（四）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是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兴衰（1923—1970年）分不开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是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它面临着传统理性主义难以解释的重大的时代问题。这些问题有：为什么先进的科技和高效的管理可以被肆无忌惮地应用于战场上和集中营中的屠杀？为什么人民群众在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革命之后，又在新集权主义的铁腕下，陷入新的奴役和压迫？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工人会甘心情愿地受剥削压迫？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位代表人物，以下就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科技理论做一简要的述评。

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是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他师从海德格尔，但关系并不融洽，1931年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1934年流亡美国。在1968年学潮中，马尔库塞成为“学运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领袖”，与马克思、毛泽东并称“三M”。他不但为学生提供精神武器，还亲自参加示威、静坐、掷石头。其主要著作《爱欲与文明》（1954年）、《单向度的人》（1964年）都有中译本。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十分全面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弊端：（1）思维方式的技术化。科学管理和劳动分工提高了效率，提高了生活水准，但也产生了反人性的思维方式，即操作主义和量化—数学化思维。技术理性要求客观、中立，但它的中立性具有非人性的倾向：它为一切目的服务，把人类行为量化，把人工具化；技术控制了自然也控制了人。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所以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持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2）劳动的异化。劳动成了单调、无聊的重复动作，人的器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劳动不寻求自身的满足，而是满足其他需要的手段。（3）制造“强迫消费”和“虚假消费”。在消费方面，人处于被灌输和受操纵的地位，不能自由决定真正的消费。传播媒体引导“虚假的消费”，人们为了他们的商品而生活，把商品（汽车、高保真音响、高级住宅和高档厨房设备）作为“生活的灵魂”。（4）发达工业社会是“攻击性社会”。攻击对象首先是人，由此产生紧张的人际关系，使得生存竞争普遍化、永存化，造成人的恐惧感、孤独感、自卑感以至精神崩溃。攻击对象还包括自然界。现代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是野蛮的，它以占有、掠夺、控制自然为目的。开发自然的目的已不是满足必要的物质需要，而是征服、破坏、盘剥自然，使自然成为“商品化的自然”、“污染化的自然”、“军事化的自然”，其结果是人的生存环境的萎缩。（5）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体化的社会。发达工业社会是福利社会，人们不再追求自由，因为福利社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人的价值观、理想、思想感情被社会流行的模式所规定。在这样的“新集权主义”的社会中，有民主而不自由，有富裕而不幸福，有技术但无理性。对于资本主义危机，马尔库塞提出“审美革命”的主张，力图在艺术中寻找革命原则。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属于西方高级文化，它仍处于前技术时代，艺术脱离于商业、工业和赢利活动之外，具有反抗现实、自觉地超越异化的形态。艺术的本质是升华、否定、拒斥、反证实性，能够唤醒人们对被压迫状态的认识，激起人们的反抗。

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从19世纪后期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对公共事务进行调停日益频繁，这势必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使科学技术变成第一位的生产力。因此，当代的技术和科学成了理解资本主义一切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又是阶级统治的社会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本身已经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它的直接后果是社会财富的高度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而不是像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成为统治人和扼杀人的自由的一种集权性的社会力量。作为生产力，科学技术渗入社会组织，形成一种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力量。由于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功能，其工艺的本身及其运用就是对自然和人实施统治；科学技术又具有辩护的功能，可用来解释统治合法化与维护现行制度，故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与古典资本主义时代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形式不同，它是一种非政治的技术统治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没有虚假和神秘的力量，又具有更加难以抗拒的控制能力。哈贝马斯断言，现代科学技术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群众意识中，人不再依照文化模式理解社会生活，而代之以科学模式。

我们应如何评价人本主义呢？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必然性的观念，而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则主要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偶然性的观念。比如，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人的存在就是不断地在那里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都应该自己来面对自己的生存境遇，自己来塑造自己的生存状态。这个观点直接冲击了传统的科学观念，因为科学强调，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服从一个必然性的物理定律。人本主义思潮兴起可以说是对科学主义运动做出的一种反驳，它希望能够适当地校正科学主义的那些绝对性的东西。诚然，人本主义思潮中的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因素具有明显解构“现代性”的倾向，但它有很多东西是发人深省的。人本主义高扬人的价值，重视人和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肯定哲学世界观的意义，以及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这些都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