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

第二节　本文诗学：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

当前诗学的哲理化倾向使得诗学渐渐远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本文，从而导致了当前严重的“诗学困境”，从西方传来的文学“终结论”在中国学者的宣扬下更是造成了文艺理论界的巨大恐慌，许多学者纷纷撰文表达了对“终结论”的不满和谴责，但是诗学遭遇困境则是一个事实情况。诗学作为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其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对当前的文学、文学现象阐释的力度不够，诸如图像的泛滥造成对文学的压挤，互联网的发展造成文学创作和传播方式的改变等，诗学都没有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而在这方面文化研究可供借鉴的东西就比较多，因而一些学者就提出用文化研究来代替诗学研究；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作为对文学进行理论研究的诗学不能具体的解释作家的创作问题。诗学不能引起作家的关注，许多作家坦言他们从不关注诗学所探讨的问题，他们从诗学中所获得的知识根本就没有从作家作品中所获得的知识多，并且诗学中所讨论的一些所谓核心问题与创作本身毫不相干，例如作为当前诗学的核心命题“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本质命题而提出），虽然诗学研究者对它作出了多纬度的阐释，但它与作家的创作似乎还是隔了好几层。对于第一重困境需要重整诗学的话语方式，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那么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我们的诗学能否给出合理的解释就成为诗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我们诗学创新走出困境的一个良好的机遇，基于对作家创作的考虑，我们追寻诗学的传统，通过对诗学原初形态的考察，建构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本文诗学。

一、诗学的价值焦虑及其探究诗学本源的可能性

当前诗学的困境集中在诗学界的焦虑上面，诗学在当下就像是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基座，它既不能解释创作，又不能干预社会生活，诗学著作没有人买，也没有人去阅读，诗学从80年代的皇冠明珠转向了今天的失落和冷遇，这种价值基座的失去使得诗学界的氛围很是有些紧张和低沉。80年代诗学界所建构的一个个宏大的体系在今天好像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效果，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攻击下显得很是有些慌乱，文化思潮的微观研究解构了这种体系建构的话语系统，而这种微观研究能够很有效地解释一些当前的文化现象，因而一部分诗学研究者开始采用文化研究来替代诗学研究，开始了“诗学跨越边界”的征途，并且抛出了文学的泛化、经典文学消亡论、诗学无用论的观点，这种现象的出现事实上促进了诗学界的反思。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当前体系化的诗学的确出现了困境，这就是诗学远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作品，一直在哲学的领域内高空运作，不能够有效地解释当前的文艺现象，失去了对文艺现象解释的有效性；二、在当前电子媒介时代，由于数码技术的广泛运用，图像合成技术的便利，造成了图像对文字的挤压，图像的感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征服了文学，文学的确有衰微的迹象，另外，这种电子媒介技术导致了文学创作、传播的方式都与传统的文学形式不一样，如果固守传统的诗学研究模式就不能有效的解释电子媒介时代的文艺现象。因而作为对文艺现象进行研究的诗学也就有了一种危机感，它没有了80年代的风光，不再能够引领学术界的思想潮流，但是，这种状况对诗学来说未免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促进诗学研究者冷静地面对诗学的本真状态，诗学本来就不是那种天马行空式的“宏大叙事”，而是对具体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人文科学。诗学要想取得自己的合法性，就必须远离那种想对一切社会问题进行发言的设想，而是要集中精力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诗学之所以出现困境不在于文学的消亡，即使在今天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一纬仍然具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身份，除非人类消亡，文学才会消亡，诗学的危机在于诗学的建构方式，这种体系性的建构方式封闭了诗学的空间，诗学一直在体系性的范围内兜圈子，一直在形而上学的高空中运作，缺少了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阐释。事实说明，真正有价值的诗学著作绝不会脱离文学现象，脱离文学现象的诗学不是真正的诗学，因为它只有理性的冷酷而没有“诗”之鲜活。因而，从“形而上”转到“形而下”，从思辩王国的理论证明到关注具体的文学作品，是我们当前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

关注具体文学文本作为诗学的“形而下”转向并不新颖，在中西方的诗学传统中实际上早就已经存在。在人类早期的文学创作中，由于是口头创作，创作者首先通过个体的感性经验来表达对世界的一种认知，而这种认知并没有固定的思想意识。在原初的文学创作者看来文学创作自身并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言说，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只是在表达自己的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因而他们的诗学思想和具体的文本创造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原初的诗学思想，融入在具体的感性文学作品之中，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灵魂。随着口头媒介转向文字媒介，文学的具体文本出现了，创作者可以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固定化，在这种固定化的过程中，创作者的思想意识逐渐明晰，因而在文学本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意图也又模糊转化为清晰，这样作为创作者的诗学意图的本文诗学就出现了。随着创作者文本被批评家的认知和批评，在具体的文本中批评家也形成了一种对文本认知的逻辑思路，这样理性诗学也就出现。

从文学媒介的视野出发考察文学的发展是当前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口语媒介是最早的一种文学媒介。通过口语来进行叙述的文学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形态。口语媒介作为语言媒介的一种重要形态，是指以口头语言形式实现人际传播的语言媒介。当人类开始具有说话能力的时候，人类早期的交流就开始展开，这样当口语进展到能表达抽象事物和具有了简单的语法结构的时候，口头文学就已经开始产生。口语媒介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简便快捷，二是与身体语言和原始礼仪相伴随，三是真切生动，四是不易保存。借助口语媒介，原始先民在舞蹈和音乐的伴随下“喊”出了最早的文学。根据王一川的解释，人类早期的口头文学有两种形态：一是歌谣，如《诗经》、古希腊荷马史诗；二是流言，这是一种常见的不能被忽视的口语媒介，它流布于民间的人际口头传播过程中。流言文学正是以流言媒介传播的文学。从古至今，流言文学都有自己的肥沃的生存土壤。尤其是在社会处于动乱或转变的关键时段，各种文化冲突加剧，这就给流言文学的兴起预备了温床。对口头文学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早期的诗学，这种诗学的源头就是口头诗学。^[16]“口头诗学”源自于口头诗人的口头创作，它直接表现为口头诗人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认知和对口头语言的审美适应，对于口头创作者来说，可能对口头语言的适应能力更加的重要。根据口头语言的特点，口头诗人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在语言方面就具有了以下两大特点：一是通过“唱诵”来表达自己的生命理想和情感，可以说这是一种抒情化的表达方式，抒情诗的“口占”即源于此；二是通过“讲述”勾勒出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以及历史人物的生命活动。这样在口头创作中，人类文学的抒情和叙述的两个功能要素都已经展现开来。那么，口头诗学的律法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我们知道，在口头传播年代，口头诗人要进行口头创作，一方面要对前面讲述的内容进行“记忆”，另外一方面则要对后面讲述的内容进行“想象”，这样“记忆”和“想象”就成为口头诗人们进行创作的基本条件。口头创作文本化之后，就形成了具体的文本形态，这样口头文学的非固定化状态就解体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具体的文学文本的出现。

源自于文学本文的“本文诗学”^[17]，是人类有文字和文学文本以来最早的诗学形态，是指创作者体现在其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诗学思想和诗学观念。这种诗学形态并不是直接显现在其文学文本之中，而是通过文学文本而展现出来的作家的活生生的创作律法。如何进行创作是作家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开始思考的问题，比较说，作家在创作之初就会想到我的创作的意图是什么？我创作的文体是什么？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人物的内在矛盾和性格冲突如何去解释等等。具体来说，创作者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诗学意识和诗学审美观念。这种诗学意识和审美观念可能是自觉的，作家自己能够意识到，特别是在一些现代的先锋创作中，这种意识更加明显，而有的诗学意识和意图并不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没有诗学意图和诗学观念。那么，本文诗学作为作家创作形态的诗学其诗学意图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本文诗学意味着文体认知和情感定性的独立意识。“文体”确定了，就意味着作家创作有法可依，不同的文体作家的创制法则不不同的。“情感定性”了，作家在创作中的情感表达就能具体实在，真挚的情感来自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只有自己体验过的东西才能够对其产生深刻的认知。本文诗学对于作家来说，首先是一种情感体验的诗学。其次，本文诗学意味着作家创作的独具匠心和形式技巧的独特表达。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创作技巧，而这种技巧也是别人无法去模仿的，因而本文诗学也是一种作家的创作经验之学，创作技巧之学。再次，本文诗学凝聚着创作者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智慧，具有可传达性的特点，人们可以在作家创作的文本中去寻求作家的创作智慧，后来的作家可以通过阅读前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形成自己的本文诗学，本文诗学意味着是“作家的诗学”，作家通过解读文学作品自身达成对“本文诗学”的自觉理解和创作归依。本文诗学对作家来说始终构成约束和开放的关系，具体的本文是作家理解本文诗学的依据。最后，本文诗学具有“文本的依附性”，脱离文学文本的本文诗学是不存在的，因而本文构成了作家理解本文诗学的约束机制。但是不同的作家在同一本文中所领会的本文诗学是不同的从而构成本文诗学的开放性。^[18]作家所理解的本文诗学，即创作中所呈现的文体定势，思想精神传递，生活历史的想象性，情感的表现方式等等。因而，本文诗学，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具体的文本创制体现出来的创作者个人的美学意图的内在精神法则系统，后来者通过对文本的理解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形成属于自己独特的本文诗学。

理性诗学^[19]的真正形成就是奠基于对本文诗学的反思的基础上。应该说，反思性的要求是理性诗学得以建构的前提条件。理性诗学的建构就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深度反思的基础上的，这种深度反思既是对文学历史的一种反思，又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为文学活动自身建立了一种体制。理性诗学实际上就是为了深刻理解文学而建构的一种文学立法，它是为了阻止文学的乱用而形成的一种对文学的深刻认知。理性诗学的反思性要求决定了理性诗学的演变，不同的反思会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从而形成不同的理性诗学架构。理性诗学在理性的作用下会形成了体系化、系统化的内容。首先，理性诗学的理性言说具有为文学立法的合法性和科学性，这样，文学何为？文学创作何以可能？文学价值何以可能？文学接受何以可能？文学影响何以可能等都成为了理性诗学的言说对象。其次，理性诗学重视经典的文学作品和经典的诗学作品，经典的文学作品是其理论立法的例证，经典的诗学作品是其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因而，一部理性诗学史往往会成为经典的诗学文本和诗学家的理论史。最后，理性诗学的立法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由诗学自身来完成的，理性诗学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哲学”的理论创新来完成，大多数的理性诗学是借用哲学的经典命题来解释文学问题，从而导致理性诗学的原创性丧失。这种以逻辑归纳、分析与演绎作为诗学话语形式的理论诗学，认知了哲学的话语方式，忽视了文学的自身言说，理性诗学的“哲理化”趋向凸现了诗学理性立法的学科地位，但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对创作者和批判者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失去了诗学之“诗性”。因而在当前诗学面临危机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另辟蹊径，从本源性的“本文诗学”入手，探究作家在创作中所尊崇的创作法则，认同作家的创作诗学，寻求诗学创新的可能性。

二、本文诗学作为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何以可能

本文诗学作为寄寓在文学本文中的隐含的作家的创作诗学，它的重新提出主要是解决诗学的理性化所带来的“诗学的危机”而开出的一剂良药。我们拒绝抽象理论的空头说教而返回文学本文自身，去重新寻求诗学所应该具有的诗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价作为作家创作的本文诗学呢？

首先，本文诗学符合创作自身，它是作家的创作诗学。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著作越来越不重视对创作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关对作家创作过程的研究、对作家创作方法的研究以及对作家创作风格的研究等都是一些陈词滥调，缺乏原创性。因而有文艺理论工作者对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创作论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20]这些批评也的确触及了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死穴：即理论研究与创作实际的脱节。我们今天提出本文诗学就是针对创作问题提出来的，它符合创作自身，是作家的创作诗学。本文诗学与理性诗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对“文学”理解上的区别，而在于这种理解的目的性何在。理性诗学对“文学”领悟和理解的目的在于抽象概括出文学的一般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基于反思和理性批判的精神；而本文诗学的领悟与理解的目的在于把握具体文学文本的创造奥秘并将这种诗意领悟本身转化为“艺术可能现实”的创造力量，即由对本文诗学的理解到个人本文诗学的再创制，它是基于创作的实践，因而本文诗学之间存在明显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表现在后来的作家对本文诗学理解的基础上创制出属于自己的本文诗学。但是这种继承性并不能否定本文诗学的个人创造性，本文诗学说到底是寄寓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思想，是作家自己的创作诗学在文本中的体现，因而由于文本的不同，作家在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创作思想就不尽相同，本文诗学又表现出作家自身的诗学个性。

其次，本文诗学具有可特指性，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实践。作家如何创制出属于自己的本文诗学是作家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本文诗学关注的首要问题，即作家是如何创制出自己的作品的。对于普通作家来说，创作本身首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的过程就是本文诗学的理解与意义阐释的过程，通过对本文诗学的领悟和理解，创作者就会发现符合自己创作特点的本文诗学，对这种本文诗学的理解和消化就可以强化自己的创作的力量，获得自己的创作立法。从“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创作者都有着自己的诗学意图，理性诗学的普遍性立法对创作者来说没有实际的理论意义。在实际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发现，有的创作者重视隐喻和象征的诗学应用，有的创作者重视神话与历史的表现方式，有的创作者重视现实主义的观察方法，这样，不同的本文诗学就会形成不同的“本文诗学取向”。具有相同创作特性和审美取向的创作者之间可以形成思想会通和精神共鸣；而具有不同创作特性和审美取向的创作者之间，则会形成尖锐的思想对抗和精神张力。

创作者创作文学本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个人本文诗学的创建过程。这首先要求创作者需要正视自己的生命表现内容。对于诗人来说，他需要寻找思想，即寻找思想图像和思想意向。对于小说家来说，他必须创造出源于生活而又异于生活的人生故事和生命形象。创作者要反思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感知，只有建立在生活反思基础上创制出来的文本才有意义，这种文本所蕴涵的诗学思想才会丰富多彩，如果作家一味地描摹现实生活自身而没有个人的反思体验，这样所创制出来的文学作品就没有思想的力度，这种文本所负载的诗学思想就没有价值深度。在获得独立的原创性的生命文化内容之后，创作者就必须学习运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对于伟大的作家来说，他们总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这种语言表达是一种具有个人风格的表达，可以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情感自由表达出来，它是一种最佳接受效果的话语传达。确定了自己所要表达的生命情感理想和最具个人风格的话语表达后，创作者下一步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种确定的文体去创制自由的艺术形象，文体的定型对创作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保证了创作者创造的文本具有了内在的规定性。选择那一种文体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个人内在才能的自由表现，有的喜欢诗体，有的则选择小说体，很少有作家能够“兼顾众体”，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只能在一种文体上显示自己的“内在才情”。在选择完自己的文体之后，如何创制出属于自己的“本文”，就必须向他者的本文学习，从他者的本文的启发和批判中创制新的本文。在这种新的文本学习和创制的过程中，许多作家选择的是“杂取”种种本文的方法，而不是“单取一种”，因为“单取一种”很容易看到模仿的痕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的统一性决定了文学创作本身不能进行文体的模仿，同一作家可以重复自己的文体创作和生命形象的创制，而不能够模拟他者的文本结构和生命形象，否则，创作出来的本文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探寻和感悟本文诗学实际上就是要探究作家的思想情感图像如何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而获得确定的形象创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服务于作家创作实践的，作家通过对本文诗学学习和研究而获得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智慧，事实上，对本文诗学的感悟过程与自己的创作过程是相辅相成的。

再次，本文诗学有着自己的相对确定性的思想内涵。本文诗学作为寄寓在文学文本中的作家的创作诗学，首先它具有历史经验的传承性和口头诗学的奠基性的特征。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人类最初的文学是口头创制的，口头创制的文学有着自己的创作法则，如何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图用口头语言表达出来是口头创制者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这样，记忆和想象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律法，因为在口头创制中，前面所创制的内容必须记忆的很清晰，否则前后就会自相矛盾，在记忆的基础上，想象也很重要，否则就不能将自己的故事讲下去，没有想象就完成不了创作。奠基于口头诗学之上的本文诗学必须继承口头诗学的创作律法，这样，口头诗学与本文诗学的最初奠基关系直接转化为先在的“本文诗学”与后起的“本文诗学”的关系，只不过在口头诗学那里文学文本还没有得到最终的定型。当本文诗学获得了文本的定型并与口头诗学分离之后，“文学文本”自身就形成了本文诗学的巨大“文本仓库”，但是本文诗学与口头诗学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并没有断裂，记忆、想象、创作者思想意识的自由表达仍然是本文诗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只不过这时的记忆和想象有了文本的支撑从而体现出了自由的文体意识。在文体的最初定型阶段，它必然要沿革口头诗学的“唱诵和讲述”的创制特色，以纯韵律化的文体、非韵律化的文体和纯韵律化的文体和非韵律化的文体综合的方式来进行文体的创制。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三种原初形态的文体渐渐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系列，创作者不必寻求文体的最初源头，只需对同一文体的文本进行精心研究寻找符合自己创作实际的本文诗学并从中寻求创新的可能。其次，本文诗学具有文体形式相似性的特征。“本文诗学”的形式相似性决定了“本文诗学”确有规律可循，这样，在作家对“本文诗学”的理解和研究过程中就可以探询并且找到符合自己生命经验的创作法则。我们知道，本文诗学的形式相似性主要表现在文学语言和文本的结构上。诗歌具有诗歌的语言特色和文本结构、散文具有散文的语言特点和文本构成方式、小说也有小说的语言和文本结构，文体自身所具有的语言特色和文本结构方式形成了一文体区分于另一文体的内在本质特性。从整体意义上看，文学的本文结构具有优先性的地位，即必须把本文制作得看似具有“文学性”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属性，因而必须遵循文学文本结构的形式规定。例如，汉语诗歌本身区分为四言、五言、七言、五律、七律和排律等形式，这就构成了古典诗歌结构的形式规定。同样，在西方的诗歌中，颂歌、商籁体、自由体、叙事体也有自身的形式规定。小说的根据容量区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是小说的文本结构的形式规定。戏剧要将戏曲背景、说话人交代清楚也是戏剧文体的形式规定。在语言上，诗歌基本采取韵律化的语言、散文基本采取抒情式的语言、小说基本采取叙述性的语言，而戏曲则采取口头化的语言，这说明每一文体在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规则，只有遵循这一规则才能够创制出这一文体。第三，本文诗学具有外在形式特征与内在生命统一性的特点。本文诗学的文体形式规定性并不代表本文诗学是固定的、僵死的诗学形式，本文诗学以创新性和个性作为自己的诗学立法，这种创新性和个性主要表现在本文诗学的外在形式结构和创作者内在的生命情感意向是相互统一的这一特点之上。在本文诗学的建构中，创作者并不遵循共同的诗学法则，而是尽量去超越共同性的诗学原则去寻求个人的诗学立法，“本文”不仅体现了文学创作意义上的创新和个人性，而且也体现了诗学意义上的原创性和个性，创作者通过对文本的创制完成自己的生命创造，从而获得自己创作个性的诗学立法。具体来说，本文外在形式的创制并不是任性而为的，因为这种外在的形式只是创作者个人内在生命情感和思想的载体，要真正创制一个具有创新性和个性的文学本文，仅仅有这种外在的载体还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创作者通过自己赋有个性的语言本身来表达独创性的生命思想内容，构造自由的生命形象，从而完成真正的文学文本。每一个文本的创制都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形式，但是在本文的创作过程中，外在的形式并不是重要的，因为外在的形式由于文体的定型而获得了一种外在的规定性，相反，文本自身所表达的生命情感思想内容却成为一个创新性的文本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在一个优秀的本文中，作家内在的生命情感思想内容以及所创制的人物的命运结构直接与文本的外在形式结构获得了统一，在由这种本文所构成的本文诗学中，本文诗学就具有外在形式特征与内在生命统一性的特点。可以说，当诗人的思想情感内容与诗体的外在形式结构通过韵律性的语言获得自由的情感表达时，就实现了情感表达的原创性和个人性相统一的诗学意图。当内在的思想演进不能与外在的形式结构获得一致时，诗人的创作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本文诗学，其诗学意图的自由表达就处于失败状态。同样在小说创作中，当人物的命运结构和矛盾冲突构成小说的内在思想意图时，创作者也必须将自己所记忆的生活体验内容和情感融入所创制的人物之中，并且要寻找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只有这样，创作才能自由的进行下去。外在的形式结构，并不是可以套用的固定的程式化的形式，而是永远和创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内容相互契合在一起的。所以，本文诗学与其说要寻找外在的形式结构，不如说去寻找的是与创作者本身生命思想情感相互契合的思想图像结构和人物命运发展结构。

三、本文诗学的重建与理性诗学的原创之路

本文诗学的提出和重新发现对于当前的诗学研究是否有所裨益呢？对这一问题的解释直接涉及本文诗学的重建的价值和功能问题。理性诗学之所以出现困境主要是因为诗学的哲理化程度越来越高，诗学与哲学结为了同盟。如果以研究文学为对象的诗学远离了文学作品，诗学远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的诗学肯定会出现危机的。因而诗学的创新必须依靠文学事实本身，必须回归文学文本自身，说到底，诗学并不是一门追求宏大话语的形而上学，而是立足于文学事实本身的经验学科和理论反思学科。本文诗学在理性诗学走向困境和危机的时候重新提出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理性诗学现在正在走向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形态确实对当下的文化现象有所发现，有所解释，但文化批评并不能拯救理性诗学的危机，因为它以消费为目的，以欲望表达和身体快感作为价值的归依，以大众的消费文化为研究对象从而走向了对经典文学的背离，这不仅不能拯救诗学，而且会从根本上消解诗学的发展。本文诗学立足于文本自身，以创作作为自己的理论皈依，这样的诗学才能实现诗学的“诗”性。本文诗学直接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是创作者自由自觉的理性意识，创作者可以通过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诗学试验。一旦创作者的诗学原则在文本的创制中获得成功，创作者的思想原创性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诗学意义。因为“本文”的创制就体现出了创作者在创作上的天赋和原创性，这种原创性的诗学思想寄寓在“文本”身上从而形成了本文诗学“文本寄生性”的特点，在这种“寄生”的文本中隐含了创作者自身的创作诗学意识，例如，神话在叙事中的穿插运用，通过神话进行荒诞的构拟，通过文体的杂糅、文体的不确定性与多声部叙述构成艺术的深度。文体的单一性原则与复合性原则形成文体创新的依据，通过形象思维理念的破除与现实性生存境遇的描述来虚构现代性的艺术结构，通过历史的穿透与比较原则来构成艺术的深度和广度，通过无意识的叙述、全知全能式的叙述和纯粹私人化的叙述来构造生命的复杂性和生活历史的图像。从创作的意义上来说，艺术形象的创制和思想情感的表达远比艺术形式的创制要复杂得多，因而本文诗学唯有在艺术形象的成功创造和思想情感的深刻历史表达的前提下才有探究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越是文学名著，对其本文诗学的探究才越有意义，而不成功的文学著作，对其本文诗学的探究就缺乏相应的意义，这也就说明了本文诗学与艺术创制的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每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就孕育着一个优秀的本文诗学。

本文诗学也意味着个人性的创造的差异和主体间性的差异，因为创作者的生命表现内涵具有唯一性，创作者的诗学语言也是唯一性的，创作者的生命艺术也具有自身的唯一性，它反抗理性诗学的普遍性立法而追求自己的立法，因而本文诗学是活生生的诗学，它没有固定的法则必须要遵守，它呼唤每一个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家深入到生活的深处，去发现生活的奥秘，去体验生活的艰辛，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去构造自己亲身体验到的生活世界从而构成自己本文诗学的“唯一性特征”。因而，在本文诗学中，创作者是“自己的真正的主人”，而不是任何清规戒律的奴仆。在康德的诗学观念中，强调“天才为艺术立法”，在本文诗学中康德的诗学思想真正得到了落实。

对本文诗学的考察离不开具体的“文学本文”，本文诗学的提出不是出于对文学理性反思的目的，而是服务于文学创作本身，即以成功的文学本文的创制为自己的理论皈依。否则诗学的名字再好听也不能转化成真正成功的文学本文。因此对具体文学文本的批评就成为对本文诗学解析的重要手段，在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下，文学本文的艺术原创性和思想的深度都得到了深刻地揭示，应该说，文学批评关于文学本文的审美理解以及文学本文的思想价值要求都是和创作者的本文诗学一样构成了本文诗学的基本内涵，因为这两者都是具体的，感性的，都是针对具体文本所作出的评判。

那么，本文诗学和理性诗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呢？是不是建构本文诗学就是要否定理性诗学呢？实际上，本文诗学是理性诗学的原初形态，理性诗学的建立是奠基在对本文诗学的反思的基础上的，没有本文诗学对文本形式和内容的创制就没有为文学的产生，没有文学的产生何来为文学进行立法的理性诗学呢？理性诗学的创建为文学立法奠定了基础，文学与其他的精神科学之间的界限也开始分明了。理性诗学的创制形成了对文学自身深刻立法从而将文学与其他精神科学区分开来，在理性诗学的框架中，文学的本质、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文学发展、文学接受等都获得了自己本质性的规定。可以说，没有理性诗学就没有今天的诗学形态。但是，由于理性诗学的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附于别的学科的思想建构的^[21]，因而其立法的自律性就难以形成。因而要想在今天重新恢复诗学的生机活力，就必须认同作家的创作诗学，在本文诗学的探究中探寻理性诗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并且只要我们能够反观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本文诗学与理性诗学之间并不存在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本文诗学关注文本自身，在文本中发现诗学原创思想，为理性诗学的思想建构提供动力源泉，这就促使了理性诗学的理论创新。并且这种创新是存在的，因为许多思想家在文学本文中发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诗学思想。